樊纲
樊纲：政府在经济改革上滞后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中国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论坛上表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经常感觉政府在经济改革上滞后，而花了更多的精力在政治和反腐方面。樊纲称，很多制度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不采取制度将一事无成，“中国需要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个前提是打破垄断，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清除很多行政管理和控制，鼓励成为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新的思想不断涌现出来，使我们的经济走向下一个发展进程。”在论坛的提问环节谈到对新政府反腐的看法时，樊纲强调“中国的传统上中国历代的政府都有制衡的机制”，没有很好的制衡机制，其结果就是政府只能将精力放在政治和反腐方面，经济改革有点滞后。 以下是文字实录摘要：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你对于中国新政府反腐的问题有什么看法？樊纲：你谈到参与的问题，我认为民主重要的要素就是要制衡，就是要取得权力机构的平衡，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党内就是如此，他们需要制衡。在中国的传统上中国历代的政府都有制衡的机制，现在我们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机制和非机制化的，我们需要因特网来跟踪人们的行为， 我认为中国新的政府是非常重视的。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经常会感觉他们在经济改革上有点滞后，花了更多的精力在政治和反腐方面。
樊纲：金融体系改革重点在结构改革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在制度红利释放中，银行体系的改革很重要，结构改革需要有更多的金融结构。“直接的融资是更重要的。如果人们能够有直接投资，比如说从私募股权和投资基金，包括风险基金。”樊纲表示，“这种市场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了，所以中小企业得到更多的基金，不光是债券市场，在债券市场之前可以从投资基金中获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金融体系的结构改革很重要，而不专门侧重于银行体系。”
樊纲：预算法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赞同政府对资本的控制。“中国通过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借债，这种法律使中国没有受到像希腊那样的金融危机。”樊纲表示，“我们现在走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大力推进城镇化，也就是说我们要投资，要进入基础设施，未来100年、200年都要大力发展，你需要为未来借债，如何适应需要，这非常重要。”樊纲：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还需要50年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将中国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相比不客观。“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50年才能达到5万美元的人均水平，这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樊纲希望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有突破。“我们的工资收入依然比较低。”樊纲称，要让中国增长质量更高，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一是收入问题，第二个是就业问题。樊纲：释放新的制度红利需要打破垄断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博鳌表示，中国需要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个前提是打破垄断，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清除很多行政管理和控制，鼓励成为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新的思想不断涌现出来，使我们的经济走向下一个发展进程。 在樊纲看来，制度红利就是效率的改进，“对中国来说取决于我们如何能够改进效率，资源使用的效率，能源的效率，如何防止进一步污染等等，这一点非常重要。”樊纲说，“中国有这样的潜力，有可能10-20年继续保持8%，也可能是7%，这都非常重要，但我们需要很多改革，不光是改革，还要防止危机的出现。”樊纲樊纲认为中国需要增加信心。“所有的宏观管理、社会管理都非常重要，中国需要另一个20年、30年，因为我们还有35%的人口从事农业，需要把他们转移过来，需要安置在其他部门，需要增加很多就业机会。”
樊纲简介：樊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85年至1987年赴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