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中华时报(中华新闻通讯社)讯:5月1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周其仁教授在《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发言中指出,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但中国体制改革之所以这么难,原因在于大词汇非常妨碍社会进步。“我们这个国家大词汇是非常流行的,动不动主义,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一跟主义扯上,就讲不清楚了。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们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 周其仁表示,阅读《吴敬琏文集》的过程中有很多感慨。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难?32年了还要推进。1952年结束战争恢复经济建设,到1978年是28年,从1952年到1958年很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还在,农民可以入社,理论上也可以退社,自留地也蛮大的,另外没有户籍管理。真正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1958年以后建立的,我们要改革的核心东西大概就是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形成的。用35年的时间改革20年形成的体制,我们至今还要讨论改革,这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
为什么我们的体制特别难改?周其仁表示,现在一个认识是说既得利益非常严重,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是,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按照任何游戏规则,都有赢家,赢家当然不愿意退出比赛,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严重?周其仁揭示了大词汇的危险,他说,大词汇是非常妨碍社会进步的,而在我们这个国家,大词汇是非常流行的,动不动就谈到“主义”,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一跟主义扯上,就讲不清楚了,不容易把它拿下来。比如,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那一谈国企改革就是反对共产党,多数人就不能讲话了,只好说你想咋办咋办。推进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切开,什么是大词汇,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件事情。
周其仁谈到,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们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它,我们注重本质,不大注重程序。没有一个程序平台把已经明显看出的问题解决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多人大的决定也不执行。市场要成为经济稀缺资源配置基本的机制,这个写进中共的代表大会决议,一遇到情况出台临时性的政策,比如限购。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