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开元先生系列著作《秦迷》《秦崩》《楚亡》《汉兴》的最后一本，依然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虽然没有秦崩、楚亡那样强烈的历史发展脉络，更像一本人物、事件的叙事合集，但从大历史视野来看，线索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不断强化皇权、通往大一统集权之路。

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天下一统，不期二世而亡，一统之局仅仅十六年。对于秦朝这么快灭亡，人们一般认为是因为秦朝严刑峻法、忌讳频密所致，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贾谊（“仁义不施，攻守异势”）。就事论事也许没错，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我更愿意归因于“进三步退两步”的历史规律：历史总是前进三步后退两步，当时的人们还一时接受不了天下一统的新事物新局面，更习惯诸国并立的传统格局，郦食其建议刘邦封六国后人就是典型。不错，“定于一”（孟子）是战国以来的大势所趋，但历史的发展演进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是经过了漫长曲折的反复过程，在中国尤其如此。

项羽推翻秦朝，却并没有像他从前许下的雄心壮志“彼可取而代之”那样当皇帝，反而分封天下，显然在项羽心目中没有天下一统的概念。从他自封西楚霸王来看，他心中的理想格局是春秋五霸那样的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是他的偶像。较之始皇，这显然是历史的倒退，也见出历史的强大惯性。

刘邦剿灭项羽、当了皇帝，算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但也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历史的惯性，封了十八个诸侯王（比项羽的十九个少一个，如果算上刘邦自己，恰好也是十九个，这应该不是巧合，借势而为、小心翼翼地平顺过渡应该是最主要的考量）。对此，李开元先生在这本书中有非常精到的论述：“西汉初年之皇权，不是秦始皇所开创的绝对专制皇权，而是汉高祖所接受的相对有限皇权。”（252页）当时建立的实际上“是以汉朝为主导的联合帝国”：“汉朝是宗主国，直接统治以旧秦国为主的地区，关（函谷关）东的广大地域，……由汉朝分封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国王，先是异姓的功臣，后是刘姓的皇子。”“诸侯国与汉朝之间，始终是从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彼此之间，并立共存而又敌对抗衡；……划界分治，边防阻断；……民不能互通婚姻，官不能相互往来。”（215页）

同样是分封天下，刘邦跟项羽有什么不同呢？这一点李开元先生似乎没有分析，我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相比于项羽，刘邦更为集权、与诸侯王的关系更为紧密。如果项羽是刘邦，他分封的就不是一同灭秦的友军，而是先消灭这些友军，然后分封自己的部下子弟如范增、龙且、钟离眛等人，还有那著名的“江东子弟”。一句话，项羽封的不是自己人，而刘邦封的多是自己人，不管是军功受益阶层还是皇兄皇弟皇子，都是自己人无疑——即便从前关系没那么密切，也要通过分封将其变为自己人，这也是刘邦跟项羽最大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项羽灭秦，重新回到天下分崩离析的境况，刘邦在此基础上重新起步，再次开启了一统天下的四方征伐。

刘邦当了皇帝，并通过儒生叔孙通的“朝仪”品尝了当皇帝的滋味，同时也开始了对异姓诸侯王的清剿，给出的罪名无一例外都是谋反。《汉兴》有一个专章“逼反英布”，我感觉被逼反的怕不是英布一个人，应该是所有异姓诸侯王，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反，仅仅是所谓“反形已具”（彭越）。甚至连在长安处于软禁状态、深居简出、几乎与世无争的韩信也被按上了谋反的罪名，在刘邦去世前一年（前196年）借吕后之手“夷三族”。这些其实都是集权之举。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刘邦去世以后他与吕后生的儿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惠帝十六岁继位，二十三岁去世，在位七年，“是一位仁弱之君。”（219页）“惠帝在位期间，汉朝的宫廷尚在生成的初期，权力弱小。”（220页）“惠帝在位七年，国家和平安定，帝国政务运行进入制度化时期，他的执政施政都在这个制度的框架之内，局限在弱势的宫廷之中。”（222页）“亲政后的惠帝，下达了两项利国利民的诏令，一是废除挟书律，……为汉代的文化复兴提供了法律上的宽松环境。二是重新检讨汉朝法律，对于其中苛刻繁杂、妨害吏民者，或者加以简化，或者予以废除。”（226页）可见惠帝是一位宽仁皇帝。李开元先生还特别介绍了惠帝在位期间为首都长安修建了城墙，当时各个皇宫有宫城围蔽，各个官署也有围墙保护，但整个首都却并无城墙，惠帝修了城墙以后，方才有了长安城之称。（227页）

惠帝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模糊而仁弱”（220页），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痕迹，原因就是对皇权“人主无过举”的千古论断跟他有关。《汉书•叔孙通传》记载：“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bi，四声，指帝王出行时清道封路）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通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已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 意思是惠帝经常要到长乐宫朝见吕后，每次去都要清道封路惊扰老百姓。为了避免扰民，就修建了专门的楼阁道路（复道），避开百姓居住的地方。可这条道路偏偏要（凌空）经过刘邦的陵寝，叔孙通对惠帝说这是对刘邦的大不敬，惠帝非常害怕，下令“赶快拆除”。叔孙通却又不同意，理由就是“人主无过举”：“皇帝是不会犯错的（“人主无过举”），如今已经修了复道，天下百姓都看见了，如果拆除就是当着天下百姓的面承认自己犯了错，这对皇帝来说是不允许的。陛下可以在渭水之北再盖一座高帝庙，更加高大，以后祭祀就到这里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孝。”惠帝于是下令在渭水之北重建高帝庙。从此以后“人主无过举”就成为“教人君文过饰非”的代名词。其实按照武帝独尊儒术时确立的以道德为政治合法性的皇权意识形态逻辑，人主是一定“无过举”的，如果有，就用谎言来掩盖。多年前有学者呼吁“国家道歉”，这是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无异于与虎谋皮。

惠帝七年（前188年）惠帝英年早逝，事发突然，汉王朝一下子陷入风雨飘摇，吕后不得不出来主持政局。她联合王宫大臣和外戚集团立惠帝的儿子为帝，是为幼帝。幼帝是惠帝的庶子，惠帝在吕后的安排下娶了亲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妻（舅甥结婚），是为张皇后，目的是确保权力不旁落。两人没有生育，好在惠帝与其他后宫一共生了七个儿子，其中就有这位幼帝。吕后杀了幼帝的母亲，诈称是张皇后所生，立为太子，惠帝去世后继位。幼帝年幼不能亲政，吕后正式开始“临朝称制”。

幼帝四年后被废黜，原因据说是幼帝日渐年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对吕后日益不满，导致被吕后“幽杀”。这位幼帝在历史上居然没有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皇帝，幼帝刘某怕是唯一的一位。”“幼帝刘某其人，在历史上几乎是毫无影响，宛若一位溺水而死的孤儿，扑通一声沉入水底，瞬间无影无踪，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关注。”“不过，联系惠帝刘盈早亡，惠帝子多封王侯，特别是幼帝刘某被废黜改立少帝刘弘等事情来看，吕后的意图还是清楚的：一是想将汉朝皇帝的位子保留在惠帝一系的子孙手中；二是拥立年幼恭顺的皇帝，维系自己临朝称制的权位。”“说吕后欲以吕氏取代刘氏，不惜一一诛灭刘氏子孙云云，都不过是诛吕之变后修改历史的说辞。”“为诛灭吕氏一族、废黜惠帝系的少帝、改立旁系的文帝而制造的理由而已。”（312页）

少帝也是惠帝的儿子，先叫刘山，后改名刘义，即位后改名刘弘。《史记·吕太后本纪》里说：“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李开元先生说：“寥寥数语，足以让我们想象，在吕后的主政下，有吕氏外戚团的支持，得到以陈平为首的大臣们的配合，政局平稳过渡。”（311页）

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病逝，享年六十，距刘邦去世十五年，这十五年包括了惠帝七年、幼帝少帝各四年，但基本上都由吕后把持朝政。吕后七月三十日去世，八月二十五日齐王刘襄就举兵拉开诛吕之变的大幕，在元老功臣周勃、陈平、陆贾等人的周密部署下尽杀诸吕。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不仅诸吕被尽数杀光，连惠帝的所有儿子也全被杀掉，包括在位的少帝，而且颁布诛杀诏令的就是刚刚即位的汉文帝。事实上诛杀惠帝一系的所有皇子其实也是诛吕的一部分，因为吕后的唯一儿子就是惠帝。

文帝即位，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文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完全是政治平衡的结果，一句话：文帝远离权力旋涡中心（身处遥远的代国，现山西北部），自己和身边人特别是外戚为人谦和，至少看上去不那么野心勃勃，所以元老功臣商量的结果选了文帝来做皇帝。

文帝是有名的“盛世仁君”，但也没停止集权的步伐，采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颁布“列侯之（去、到的意思）国（封国）诏”：让在长安都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清除“肘腋之患”。但诏令受到极大的阻碍，功臣列侯们滞留在长安不肯离去。一年后文帝发出第二道“再谴列侯之国诏”，并拿周勃开刀，先免去他的丞相职务，再要他以身作则带头离开长安回到自己的封国。其他的列侯也迫于压力不得不仿效周勃纷纷离京之国，“文帝宫廷取得了一场令行禁止、削弱功臣列侯势力的胜利。”（395页）其实这样的胜利在不断地取得，甚至连周勃都入狱受辱，留下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千古名言。文帝的弟弟、舅舅、亲家也都被整肃。这一切都是出于皇权集权的需要。

文帝做这一切深受贾谊影响，“贾谊进入文帝宫廷以后，洞悉政局，体察时务，如鱼得水。”（394页）贾谊受文帝重用拔擢为太中大夫，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改革法案，主要有四项：“一是废除秦朝的苛残之法，主要是收孥连坐法和诽谤妖言罪；二是谴列侯之国和徙侯国出王国；三是重农务本，趋商归农；四是全面变更汉兴以来所继承的秦朝的规章制度，包括历法、服饰、官名、礼乐。”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德运之争：“按照秦的国运是水德、汉的国运是土德的革命思想，重新制定崭新的汉朝规章制度。”（391页）这实际上是变“汉承秦制”为“汉革秦命”，目的是确立汉的正统主体地位，背后还是为了进一步强化皇权。

李开元先生认为从“汉承秦制”到“汉革秦命”的转变“堪称文化革命”，“这场文化革命的发端就是贾谊，他是汉革秦命、全面改革的首倡者。”（396页）“贾谊全面改制方案的提出在文帝三年到四年之间”，“列侯之国策的推行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功臣列侯们的利益，引来他们极大的不满，但迫于文帝宫廷的压力，功臣列侯们不得不退让隐忍。”“如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又跳出来，要革命改制，还要出任九卿大臣，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元老功臣们再一次携手联合，集体站出来谴责贾谊，阻止汉文帝继续放任他胡作非为，扰乱国政。”他们谴责的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401页）这里的核心其实是权力斗争，文帝显然是削弱了功臣列侯、强化了集权，同时牺牲贾谊以作为交换，从而达到新的政治平衡。

文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享有“盛世仁君”的美誉，李开元先生也如此评价：“伟大的秦始皇不可一世，过极的强权招致二世而亡。平凡的汉文帝谦让亲民，用黄老之道自律，带来的是国祚久长。”“能够治理国家到如此境地的君王，正是孔子所称的施行仁德的仁君。”“（司马迁对文帝的）如此赞誉，不知是现实还是梦想？”（454页）我想文帝如此无为而治，其实是势有不得不然，强化皇权的集权暗流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最大的依据就是贾谊用“汉革秦命”取代“汉承秦制”的文化革命，“追本溯源，这场文化革命的发端，就是贾谊。”（396页）贾谊的背后其实是汉文帝，只不过当时皇权羽翼未丰、诸侯王势力尾大不掉，一切都必须小心谨慎行事，这也是文帝和他的窦皇后宗奉黄老道家的根本原因。

刘邦称帝大封天下，随即开始逐一剿灭异姓诸侯王，并在去世前订下了“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约”。惠帝幼帝少帝的十五年是吕后专权，大肆分封诸吕和皇室子弟，目的是进一步巩固皇权。吕后去世，诸吕尽诛，权力重归刘氏。文帝即位，通过“列侯之国”、“众建诸侯”等措施进一步削弱诸侯势力、强化皇权。这一进程从西汉立国以来一直在进行，到武帝终于达到了皇权应有的集权高度，肇端于秦始皇的皇权大一统也才真正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并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整个过程，皇权不断强化、一步步通往集权之路的脉络非常清晰。

李开元先生说“这场（从“汉承秦制”到“汉革秦命”的）文化革命影响深远，将来有机会再谈”，我热切期盼！

                           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曾德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