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46年冷战开启，这是以两个讲话为代表。欧洲的知识分子面临站队的问题，从当时阵营的划分看，是集权暴政的苏俄与自由民主的英美相对峙。从表面上看，是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尤其在思想理论层面上，却要复杂得多，呈现出多层次的灰色地带。

斯大林在苏维埃代表选举大会上的讲话，时间是1946年2月9日，比丘吉尔的讲话早一个多月。斯大林宣称，马列主义的信条依然有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会引发世界动荡。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他要求苏联人民做好准备，因为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要大力发展重工业、军备产业，要准备至少再搞三个五年计划。他要求苏联人民作出巨大牺牲。我们可以看出来，斯大林的分析完全依照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是在这个理论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地缘政治的目的。他要把东欧变成自己的卫星国，用暴力在这些国家推行共产制度。斯大林对吉拉斯说：“战胜者有权利依照他的心愿来建立他所选择的制度”。所以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所达成的由东欧各国人民通过自由选举来决定自己的制度的约定，只是一纸空文。斯大林根本就没想要遵守，随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是对欧洲当时形势的描述，所以现在谈冷战多谈丘吉尔，其实呢，冷战实际上是苏俄步步紧逼，民主国家作出反应，互相博弈的结果。事实上是苏联迅速占领了东欧，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权。只有捷克搞了选举，共产党一时没有独占权力，但很快也被苏联颠覆了。外长马萨里克不明不白地死了。以苏联秘密警察的心狠手辣，很多人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苏联的扩张既然明摆在那儿，为什么欧洲还有很多知识分子亲苏？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自己有过分析检讨。他认为，对苏联总是怀有一种宽恕之心，因为毕竟并肩和纳粹作过战，但是他自己心里明白苏联制度的本质。他说：“意大利的集权制，甚至希特勒的集权制，在那时候还远不如苏联的集权制。这可以从集权的两种意义上来讲，一是国家吃掉公民社会，二是神话国家要推行的主义，变成教条，强迫知识分子和大学皈依信奉”。但是他当时对苏联也有迷惑，他认为苏联是模仿救世的宗教，而纳粹则不知道什么是人道。他自己检讨说：“我怎么会作出这种错误的判断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借助苏联来对付第三帝国呢？也许还有更加深刻的动机，我们这帮人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的浸润。加入共产党没什么了不起，而加入法西斯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些人中，我反共最坚决，信奉自由主义也最坚决，但是要等到1945年之后，我才摆脱了一切左派的偏见”。他说的这一帮人就包括萨特，包括尼赞，还有后来的加谬等一批思想家. 因为阿隆明白了“人们选择自由和资本主义的民主，而不选择共产主义的方案，并不仅仅因为市场机制比中央计划更为有效，选择的标准还有很多，机构的有效性，个人的自由，分配的公平，也许高于一切的是，一个制度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人”。阿隆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清晰的认识，使他明确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大西洋联盟的立场”。但是面对欧洲的民众，事情就没有这么清楚。用阿隆的话来说：“苏联军队开过来了，他们占领了欧洲的一部分，西方人看到了这种苏维埃化，他们不喜欢，因为这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既没有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去阻止。事后说，本来不该容忍这种事态发展，太轻巧了。但问题是怎样说服各国人民，为战胜希特勒、德国作出贡献的苏联，怎么一下子变成危险、威胁甚至坏蛋？一个民主国家永远不会同一个坏蛋结盟。因此，既然同苏联一起打仗，那就是与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与一个集权制度并肩作战。只要苏联是盟国，它就不能被看作集权国家。从道德上不能承认这样的事实：同一个坏蛋站在一起同另一个坏蛋作战”。

当时法国知识界亲苏，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种情感、理智和道德上的两难。战后不久，阿隆进了《战斗报》，和加缪一起工作。加缪当时是坚定的左派，但是他后来转变了，痛恨集权专制。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受了心灵撕裂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下面讲到加缪时会专门谈。阿隆说他自己是个大西洋主义者，这在当时要承受的压力，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我们来看看大西洋主义的来源。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把两个人关于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整理出来加以宣布，人称《大西洋宪章》，这可以说是战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的基本规则。它涉及贸易自由、公平竞争、市场开放、自由航行、个人人身自由等等方面。这个宪章到现在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准则。所谓“马歇尔计划”，就是要帮助欧洲重建，让被战争打烂了的欧洲重新站起来，能够依照大西洋宪章的理想，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了战败国德国。其实联合国的宣言中，就吸取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但是苏联绝不认可这些精神，它的意识形态和人类自由民主的进程背道而驰。

当时马歇尔计划中，也包括了援助苏联啊？

美国人认为让苏联接受援助，专心于国家建设，有助于减少它的攻击性。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个援助，因为他认为，接受西方的援助，就要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相调和。这就破坏了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在斯大林那里，也是有实用主义的标准的。因为在战争期间，他并不反对西方的援助，相反他不断地催促西方，向苏联提供援助，只嫌少不嫌多。其实，二战史专家们，其中还有重要的苏军统帅承认，若没有美国的海量援助，苏联很难坚持下来。所以战后斯大林拒绝马歇尔计划，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属于他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施行共产制度，成为他红色帝国的一部分。接受马歇尔计划，意味着它要成为欧洲的一分子，这意味着要开放，而苏俄的那种制度，最怕的是社会开放与交流自由。在冷战初期，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搞过两个大动作，用来考验西方人捍卫自由制度的决心。一是48年突然封锁柏林的陆上通道，让240万柏林人没有食物燃料，结果在美国的领导下，西方民主国家利用空中走廊，给柏林人整整送了一年生活必需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运。空运到最后居然让240万柏林人吃穿不愁，甚至还有富裕。最后斯大林只好解除了封锁。但他接着就放纵北韩入侵南韩，斯大林自己躲在后面，让中国人去帮助金日成。这场战争，不但让中国伤亡了60万人，而且使中国彻底和文明世界隔绝。阿隆有一个说法。从1947年到1953年是冷战的极端时刻，西方人虽犯了错误，但是赢了。他不用冷战这个词，把这个称为“好战的和平”。

冷战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

其实这个词出自法语la guerre froide，在英文中最早用这个词的是乔治·奥维尔，就是《一九八四》的作者。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巴鲁克，用它来形容二战以后的世界局势。面对冷战，阿隆曾为成立北约组织大声疾呼，

冷战这个字眼虽然还没有用，但确实二战大胜之后，许多人心头反蒙上了阴影，因为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制度还远没有形成势力，苏俄能否生存下来也还是未定之天。可二战结束后，民主制度已经不得不向共产制度让出半壁江山，它能否坚持生存下去，全靠自由世界的决心，和对共产制度的明确认知。丘吉尔在讲话中，专门拿一次大战结束后的情况，与他现实的感觉作对比。他说：“将当时的情况与眼下相比，实在让我心如刀绞。当时的人们怀着高涨的希望与无限的信心，相信战争永不会再来，相信国联无所不能。在眼下这个动荡的世界，我完全没有看到或感受到相同的信心和希望”。有趣的是，我在雷蒙阿隆的书中，竟然发现他有与丘吉尔完全一样的感受。他说：“1918年我13岁，住在凡尔赛。一位亲戚带我到巴黎，任何人也想象不出来，必须亲眼看到，大家在街上拥抱，所有的人，市民，工人职员，青年，老人，这是民众的狂热、喜悦，没有仇恨，只有一种欢乐和放松。于此相反，1945年5月，巴黎悲哀之极。我看到的就是这样。我想起有一天我同于勒·卢瓦交谈，他同我一样，也为这种悲哀、失望震撼了“。雷蒙阿隆没有说，他为什么悲观，但从他写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和丘吉尔有一样的担心。他说：“我论专制时代的文章里，很多对于集权制的分析，与我在1945年之后所作的分析很相似。我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排除一切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公民投票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闹剧，借此叫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主权托付给大权独揽的主子。其次是个人自由，德国公民、意大利公民和俄国公民，都没有办法对滥用权力提出申诉，公职人员、共产党员、地方上的纳粹头头、法西斯党的支部书记，都是上级手下的奴仆，可是对老百姓却如狼似虎。再就是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科研自由，一切自由都销声匿迹。在英国的民主生活中，有一句很棒的话，反对派为公众服务，而在集权国家，反对派却有大逆不道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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