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缅甸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提供了绕开马六甲海峡和西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开辟了从中国内陆进入印度洋的捷径，令人回顾抗战年代滇缅公路的战略意义。

　　年初中国从新加坡港务集团接管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经营权，引起对有关战略利益的关注。但是除了巴基斯坦的内部危机，包括瓜达尔港所在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运动，还要经过难行的喀喇昆仑公路，才能到达中国新疆，与直通中国内陆的滇缅通道的战略地位无法比拟。

　　近20年来，中国和印度在缅甸展开了激烈角逐。习近平近日在三亚博鳌论坛与缅甸总统登盛会谈，参加两国多项合作协定签字，是最新例证。向亚洲“枢轴转向”的华盛顿，近来也积极参与这一地缘政治游戏。缅甸近年来的民主化，为此增加了新的变数。论客普遍认为，这一民主化过程明显削弱了中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北京一直是缅甸军政府重要盟友，造成缅甸民间相当强烈的不满情绪。中国投资建设水电和矿产项目，因遭到当地人口的反对而被迫搁置和延期。

　　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通过长期支持翁山淑枝，以及她帮助创建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对缅甸的民主化过程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随着军政权统治的软化，缅甸的族群和宗教矛盾却日益上升。北部和东部的掸族、克伦族等少数民族造反，是长久的历史问题，但是穆斯林和佛教徒矛盾的恶化却相当突然。借用一个现代英语词汇，这一宗教矛盾可能成为游戏变革者（game changer），导致缅甸内政和有关国际游戏的重要变化。

　　这一宗教矛盾的根源，虽然有南传佛教与伊斯兰的历史恩怨，更重要的部分是大多数缅甸穆斯林的来源，以及他们与缅甸现代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的纠结。

　　一言以蔽之，缅甸的穆斯林与中国回族的来源非常相似。后者的祖先主要是元朝统治者为了制约管理“汉人”和“南人”，而大量引入的“色目人”。缅甸的穆斯林主体则是英国殖民时代，作为典型的“以夷制夷”策略，从当时的英属印度大批引入，享有高于本地土著的社会地位。旧上海租界欺压华人的“红头阿三”印度巡警，与此有点相类。缅甸政府拒不承认许多穆斯林为缅甸公民，也反映了他们多为近代移民的事实。

　　现代缅甸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穆斯林和其他印度侨民作为英国统治者的帮闲，一直是缅甸土著民众不满的对象。再加上明显的宗教原因，主导缅甸社会的南传佛教社团，成了反英印暨反穆斯林怨恨的领袖。新近密铁拉等地的反穆斯林暴力骚乱中，佛教僧侣起了很大地带头作用，是这一历史怨恨的继续。

　　缅甸的佛教僧侣集团，一直是反对军政府专制统治的重要力量。他们2007年发起的“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成为缅甸民主化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如今却成为反对穆斯林运动的中坚。

　　同样重要的是领导缅甸民主运动的翁山淑枝，一直受到欧美的全力追捧和支持。但是有意角逐下届总统的翁山淑枝需要争取选票，而无法得罪信奉佛教的缅族人口大多数。她在新近宗教冲突骚乱中的低调表现，已经遭到不少西方舆论的批评。

　　如上所述，反穆斯林思潮是缅甸反英独立运动的自然遗留，翁山淑枝的原始政治资本——父亲昂山将军，正是这一反英独立运动的英雄，这进一步束缚了她在宗教冲突上的政治空间。

　　在国际上，缅甸佛教主流普遍的反穆斯林心态对印度相当不利。这首先因为历史上缅甸佛教徒的反穆斯林传统，是历史上反英—反印度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次，印度在南亚一直以英帝国当然继承者自居，不仅通过大量印度教移民吞并佛教国家锡金，还继承英帝国的疆界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争夺领土，并且摆出“宗主国”架子，干预支配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这一“英帝国第二”的姿态，成为印度与所有邻国交恶的主要原因。同为英国殖民地、同由南传佛教主导、并且独立后同样变更英语国名的斯里兰卡，不能不成为缅甸汲取教训的对象。

　　对比之下，中国在缅甸显然没有这样的历史包袱。但是除了外交上的道德权威赤字，北京必须充分认识到缅甸目前的宗教冲突的历史根源，正是来自反对外部势力的控制。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