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内外：我和吴敬琏先生往事追忆

——写在吴先生96岁大寿之际

文 / 俞梅荪

【前言】

2026年1月24日，是吴敬琏先生96岁生日。回想1984至1994年，敬琏先生与我在经济立法方面的合作，历经我国经济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不断发生各种电诈以致跨国危害、P2P金灾、房地产爆雷和烂尾楼、看不起病和过度治疗、水电表虚假超收费、食品和药品安全等等，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民众的维权艰难，权贵经济和权贵法治盛行，严重违反经济法治，每每使我心如刀绞，扼腕叹息。

如何依法防止和查处侵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定的恶性案件，正是当年我所学的经济法学专业，所致力的经济立法和法治建设的职责之所在，以致招来冤狱之灾，更是敬琏先生不断呼唤建立经济法治之市场经济的初心之所在呀！

重发本文，祝敬琏先生健康长寿，继续呼唤我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

十四大后的市场经济亟待法治

敬琏先生和我为此鼓与呼

1985年，敬琏先生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动态组组长，我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组组长，我的单位名称增加“法规”两字，意为“立法”，简称“经济中心”和“法规中心”，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和顾明这两位学者型官员分别担任主任，这是国务院直属的两个研究咨询机构，互相参加对方的各种研讨会。

我们从立法角度研究经济，他们从经济角度研究立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兄弟单位，敬琏先生的动态组与我的综合组（即动态）对口交流和信息互补，以及职能互补。

1985年3月初，在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我对会议提出“要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提法提出质疑。我认为“法律手段”应在第一位，被《会议纪要》采纳为“市政府要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引导和调节”。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各级政府（注1）。

在一些会议上，我与先生多有交流。他常向我了解立法动态，我把编写上报中央和有关部门的《立法动态简报》和《经济法规研究资料》（内刊)，每期发给他。有时他为向中央写报告，急需相关立法材料，我及时送到他的办公室。

▲1985年9月，参加“巴山轮会议”。左起：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会议首次提出，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要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半年后，我执笔起草的《工作汇报》受到ZZY总理的重视并批示：“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经济法规工作更为重要和迫切，望加倍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8年起，我担任顾明（新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

顾明（1919—2008）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1952年时任鞍山钢铁公司秘书长，因政绩卓著，被选拔担任周总理的工业经济秘书，受命于周总理，研究依法管理企业和管理经济建设；1970年代，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发改委前身）常务副主任。1979年6月，他受叶剑英委员长和彭真副委员长委托，主持起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组织法、人大选举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一起通过，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七个重要立法，我国开始拨乱反正，加强法治。1981年起，他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探索运用经济立法来促进和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变法图强，蓬勃发展，被誉为“中国经济法之父”。

顾明同志曾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并分管研究室，吴敬琏、刘国光、董辅礽等在研究室工作，很熟悉。顾明同志愿意我继续与敬琏先生等经济学家保持密切联系，从中了解经济界的新动向，作为经济立法之研究。顾明同志经常与他们探讨经济和法律问题。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由顾明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及《刑法》、《人大选举法》等七部重要法律，我国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加强法治建设。

▲1980年代后期讨论改革，左二起：吴敬琏、薛暮桥和他的秘书李克穆

为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敬琏先生积极呼唤经济法治的市场经济。这对我们所致力新兴的经济法治建设很有促进意义，“经济立法”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从中才能得以大的发展，故我对他有求必应，责无旁贷，从中努力学习经济，成良师益友忘年交。

1992年4月，敬琏先生向中共中央提出，把发展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多年来，不少经济学家不断提出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共识。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决定“发展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举国上下，开始新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先生被誉为“吴市场”，他的讲演和论文，言必谈经济立法，要比其他经济学家更热心呼唤新兴的经济法治建设。

1992年10月，根据十四大发展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我撰文提出：

——市场经济如不以法治建设为基础，即缺乏竞争规则和秩序，必将造成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

——经济法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健全和保护各种市场经济关系，调整各种利益格局，防止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弊端发生，建立并维护新的经济秩序，创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法治建设必须贯穿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经济法治的基础上，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我不断撰文呼唤经济法治建设，引起广泛关注，应《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薛小和的约稿，修订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近万字论文，在敬琏先生主编的《改革》杂志1993年第3期发表。此文不断被有关会议印发，被报刊转载，成了指导性的热点文章和十四大报告的学习辅导材料，获奖证书盖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徽）和国家工商总局（国徽）公章。

▲1993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政主持“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座谈会，江平、谢怀栻等20位经济法学家到会，俞梅荪提交论文并发言。

我在冤狱中给吴敬琏送《外国经济法典》

1994年1月下旬，在迎春联欢会上，敬琏先生把我叫到一边，详细打听外国经济法的资料并索要，外文版也行。我正好参与编译出版《外国经济法》日本卷和南朝鲜卷。

我告诉敬琏先生：日韩两国在战后的经济起飞，是加强经济法治的结果，这是两国的“经济法律大典”所构建的制度运作架构，我国亟待借鉴，以至本丛书主编顾明同志在习仲勋、彭冲、陈慕华、王汉斌等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担任丛书顾问的大力支持下，努力调动各方资源，积极运作，近日终于出版，五大册，2000万字，样书刚到，可送给他。

敬琏先生喜出望外，说是近日要向中央写报告，叮嘱我务必尽快给他送去。我回办公室发现手头的一套样书已被顾明同志拿去，我立即要下属中国经济法治音像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同事再拿一套来。

▲本书封面说明：《外国经济法》顾明手书

四位顾问：

习仲勋，第一副委员长

彭   冲，常务副委员长

陈慕华，副委员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

王汉斌，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

主编：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此书出版至今33周年，老领导们大力支持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如今，100岁的王汉斌前辈健在，其他革命前辈均已驾鹤西去。感怀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深感历史的责任重千钧。

▲1991年出版为南朝鲜，次年建交改称韩国

▲南朝鲜即韩国的《经济法大典》卷一《财政法编》目录（共三卷，1000多万字)，战后韩国的经济起飞是以完备的经济法治体系为基础，使各种经济活动都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南朝鲜即韩国《土地法编》的具体条文

没想到，两天后我突然被捕，未能送书，心急如焚，在等待释放的过程中，只开庭一次，江平等两位律师到庭，没有任何家人和同事到场，不准写信，断绝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江平大律师慷慨陈词，为我作无罪辩护，大获全胜。公诉人哑口无言，撤销莫须有的罪名，法官当庭说我没事了，但却迟迟不予释放。

当时我40岁，身强力壮，年轻时曾参加射击训练，能爬墙和打斗，自信打败敌人，拼将一死为经济法治。无奈在高墙电网、刺刀枪口、警犬嚎叫的固若金汤之狱，我戴着手铐被打伤，未能越狱，被冤狱所困，念念不忘的送书之事，无法落实。

之后，我竟被判刑三年，从南四环大红门南路看守所，押往东郊豆各庄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漫天大雪刚停的次日，囚车缓缓行进在皑皑大雪的风雪驿路，我伺机跳车逃跑未果，未能回办公室取书送书。12月底，家人和同事终于获准来探监。我赶紧拜托前来探监的国务院办公厅张秘书，从我的预存款中支付300元，以作者的半价优惠购书，送给敬琏先生。

监狱里严禁持有半导体收音机，有牢头狱霸让我偷听他悄然持有的收音机，赶上聆听敬琏先生的访谈，他仍在积极呼唤经济法治的市场经济，使我深为感动，羞愧难言。

▲《外国经济法》丛书的《日本国卷》两卷和《南朝鲜卷》三卷，约2000万字

尽管我横遭人祸，不可抗力，由于此书的意义重大，无奈一年后才送达，耽误敬琏先生要不断向中央建言献策，参与经济决策和要求加强经济法治的大事，我很歉疚，无地自容。

案外之罪，罪莫大焉

我身居要职，突然遭人构陷，蒙冤被捕，人间蒸发，任何事情都不能交接，给各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损失，我的罪过不在案内，却在案外，心如刀绞，欲哭无泪。

▲《外国经济法》扉页序言第三段提到：“我们确定先重点分期分批，有计划地选择20个国家的主要经济法律法规，尽快编译出版，以应急需。”

本书由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组织编译：名誉会长谷牧，会长顾明，副会长芮沐、江平、任建新等，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俞梅荪等经办。

顾明同志要求：

“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亟须借鉴国外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制定我国的经济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要走向世界，努力学习和遵守发达国家的保护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法律，依法保障我国企业的经济利益。”

我在冤期三年释放后得知，本丛书的继续编译出版计划未能实施，不幸夭折了。因我突被构陷，深陷囹圄兮不复还，顾明同志顿失左右手，他年事已高，许多工作难以为继。这对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对学习和遵守国外法律且避免贸易制裁，对高校《国际经济法》的学科建设及其教学水平的提高等等，都未能实现。可见，我的案外之罪，罪莫大焉。

我案祸及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各个部门的员工，人心惶惶，不断调离，生怕受牵连，工作无法开展，单位被拖垮了。

倡法治而羁法网

我虽在狱中，1993年的那篇获奖论文，却不断被《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中国改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办）、《经济科学》（北京大学经济系办）、《政府法制》等20来家报刊刊载，直至次年。

冤狱头一年，我的论文在中央核心期刊平均每月刊载一篇（次），继续呼唤中共十四大刚决定推进的市场经济，必须加强经济法治建设。

▲1993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20位专家座谈会，俞梅荪提交论文并发言，第7页

以上是我在1993年9月18日在全国人大座谈会议的论文和发言。其中提到，长城机电公司沈太福非法集资10亿元案，尤其是河北省农业银行分行衡水县支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票据法专家谢怀栻先生发言：

“此案的损失已不可避免，其数额之巨，相当于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的一半（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仅三百亿美元左右），此案严重危及我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据悉，上海的浦东开发和地铁建设正在发生此类5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

平时沉默寡言且轻声慢语的谢怀栻老先生，竟然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使我大为震惊，大家都很着急。

半个月后，我从机要文件得知：“我国通过国际刑侦组织，追回98亿美元，剩下2亿美元正在扫尾。”这使我兴奋。（在我案31周年之际首次文字透露）

我对两案多有接触，案发后了解专案组的处理情况，加上我不久前随顾明同志在浦东开发管委会办公室听取新任处长黄奇帆汇报其艰难起步，故生怕号称精明不高明的上海人有所闪失，格外焦虑。

我建议北京中央报刊的法治记者加强法治宣传，同时又指导上海文汇报加强法治宣传，防止此类案件在上海发生。没想到，相关文件被其法人团伙盗印，向国安部门告密诬陷加害我，被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罪冤圄三年。（注2）

我作为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支持中央各大报社搞好经济法治宣传的十年来，曾支持许多记者的成功报道，硕果累累，受到各方记者好评；头一次支持地方报社即上海记者，竟惨遭欺||诈||陷||阱，人间悲||剧。

由此可见，早在1993年，敬琏先生在经济界呼唤经济法治，我在法律界呼唤市场经济，我和他的联手呼唤是多么重要和及时啊！

时隔9年，2002年，江主席邀请30名学者在北戴河疗养和开会，江平与吴敬琏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开始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使我欣慰。

有读者来信：“一年前，重温你（俞）八九十年代的论文，很有道理，转发后，受到好评，还要收集你（俞）当年的其他论文来转发学习。”为此，我重温忘却了的记忆，忘却了的论文，回想我冤圄后，法律界没有人再像在我的岗位上，像我那样继续努力呼唤经济法治建设了，抑或是辅佐顾明同志努力呼唤。

回想当年在狱中，每天对着铁窗吟诵岳飞的雄诗：“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感同身受，扼腕叹息。

▲1993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20位专家座谈会，俞梅荪提交论文并发言，第11页

我文提到：

“1994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今后的改革开始从浅层次转入深层次，从突破旧体制转向建立新体制，从单项推进转向综合配套，从主要依靠政策推动转向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法规推动。

改革越深入，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越复杂，经济法治建设就越重要。现有的改革成果需要以经济法律法规的形式来巩固，新的改革措施更要以经济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推出，整体配套，这是我国今后改革的趋势。”

▲1994年1月31日，我被捕；4月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双月刊发表我文（共4页）

近年发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社《图书馆学》杂志1998年第5期《1978-1995年的中国法学文献计量分析》（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李华、范并思）此文提到我的论文，被计量分析显示：

中国法学研究的核心作者是其论文被“高产”和“高被摘率”两项上榜的24名法学家：

杨海坤、张友渔、赵秉志、吴大英、高铭暄、俞梅荪、公丕祥、陈兴良、张晋藩、王叔文、王利明、谢次昌、倪正茂、许崇德、李步云、李光灿、何秉松、郭道晖、刘瀚、孙国华、张文显、梁慧星、沈宗灵、王河。我被排在第六位。

看到信息学界的统计结论，我从事经济立法工作十年的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学界的分享，倍感欣慰。

▲1993年9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20位专家座谈会，俞梅荪提交论文并发言，第12页

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运作，路漫漫其修远兮。

▲吴敬琏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2007版

▲2018年1月，吴敬琏与江平在《新京报》年度好书活动现场对谈，两人同龄

敬琏先生说：美国和欧盟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不如把这个障碍作为动力，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标准来检查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是否达到这些标准。如果我们都做到了，达标了，人家（美国和欧盟）就没有办法驳倒我们，而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敬琏先生呼唤，建立我国经济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这更是顾明同志和江平先生所积极倡导的。

2020年1月18日，江平在吴敬琏90岁生日聚会说：“吴敬琏先生体现了两种精神，一种是很强的独立之精神，虽在国务院担任政策研究高级研究员，但他的发言是独立的，态度是独立的，研究是独立的，这种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独立精神，被称为是经济学家的良心。第二，他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对现实的丑恶现象，直言不讳，敢说真话，代表民意发表意见。”（原载《财新》2020年1月20日）

▲2025年2月11日，北大纵横读书会《作者面对面》关于我国经济法治建设的讲座，俞梅荪手持《日本经济法典》，有听众说其公司在海外中东地区投资，需要翻译的该国经济法律的中文版

《外国经济法典-日本卷》

两代建筑师使用至今

2024年1月24日，在吴敬琏94岁生日那天，我把本文（前稿）发到上海老法师群里分享，被大家赞赏。

其中60后群友李莉（杭州建筑公司）随手把其家中书架上的此书拍照，发到群里分享，使我又惊又喜！

此书是其父李如明（1933—2012，宁波市建筑设计院建筑师）留下的。其父去世10余年，她继承父业，从事建筑设计，继续使用此书。两代人参照日本建筑设计的各种质量指标之经济法规，提高我国建筑业的管理和质量水平。不一定要等到我国经济立法，就直接参照使用了，更有意义。可见此书有多种用途，使我激动不已。

▲李莉女士家的《外国经济法-日本卷》

▲2025年4月8日，李莉女士介绍其父女两代建筑设计师，如何使用《日本经济法典》（上下册），其两套相同，赠送一套给俞梅荪

顾明同志主持翻译20国的《经济法典》达两亿文字，是一项极大的经济立法之基础工程，学习借鉴各国经验，大大提高我国经济法治建设，促进立法、司法、经济管理、对外经济合资合作等等，全面提高我国经济法治建设。

第一批翻译出版了日本卷和韩国卷，达2000万字，受到广泛好评。感怀顾明同志的深谋远虑，因我案祸及继续翻译18国经济法典之大事，竟然夭折了。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如今，我已古稀之年，来日无多，望后继有人。

本文谨献给1984年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创办时期的同事和广大会员。

【附注】

注1：1985年起，政府新职能的“法律手段”被我提前。

1985年3月6至13日，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认为：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理顺经济关系。”

会议提出新的政府职能“要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把“法律手段”作为政府的新职能是一大突破。

但我认为仍不够，“法律手段”应在第一位，“行政手段”应在最后，我的小组发言，受到组长杜显忠（黑龙江副省长兼体改委主任）首肯并编入《简报》，被大会秘书长高尚全先生认同，被《会议纪要》执笔者郑洪庆先生采纳为“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使“法律手段”为第二，“行政手段”在最后。

同年3月27日《会议纪要》由国务院办公厅（〔1985〕国办发24号文）转发各级政府，又被采纳为“市政府要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引导和调节”。这使“法律手段”为第一。

之后，这个提法相继被四任国务院总理Z-zy、李、朱、温的20多个《政府工作报告》所采用，成为新的专用名词，使用至今。

其中，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李鹏总理所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同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江总书记所作《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都采用此提法。我在狱中得知，百感交集。

注2：1993年，我指导文汇报搞好法治宣传的文件被其法人团伙盗印并栽赃的访谈25分钟音频，未能编入本文。

2010年3月，在江平先生的八十岁华诞之际，我被访谈《从我的冤案看江平和中国法治之路》。我叙述，在1994年7至8月，江平先生冒着酷暑，独脚瘸腿，为我奔走，在一审和上诉审，都为我作无罪辩护。法庭没空调，江平先生慷慨陈词，长篇辩护，大汗淋漓，衣衫湿透的场景恍如昨日。

注3：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后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18年并入司法部。

【作者简介】

俞梅荪，1953年北京生。1957年，父亲在“反fanyou右pai派”运动中含冤去世，在上海69届初中毕业，前往江西省南城县新丰乡农村插队七年；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毕业，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曾任综合秘书组组长兼新闻发言人，后六年为国务院办公厅法务秘书（六级副局级公务员）。

俞曾执笔起草《“七五”立法规划》，参与制定经济合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警察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尤其是具体参与并促进国家安全法的早日发布；参与为中央领导起草关于经济法治建设的讲稿和文稿及文件；发表的各种论文多次获奖。

倡法治而羁法网。1992年10月，俞应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的请求，因公指导其搞好十四大的发展市场经济新政策和法治宣传，使该报取得成效，受到上级部门通报表彰，该报以此为由，继续求援。由于机要文件不能离手，只能面对面看，当即拿回，但却相关文件被其驻京办主任兼首席记者王捷南等法人团伙欺诈非常手段盗印，向上海文汇报基层党委扩散，向国安部门栽赃加害俞，江平律师出庭作无罪辩护，大获全胜。公诉人当庭撤诉，审判长当庭说：“你（俞）没事啦！”但却迟迟未释放，一个月后被以所谓泄密罪判刑三年。王捷南等作案人均被调回上海文汇报而提升，后被评为党的优秀支部书记。

刑满释放被忽悠而真相不明。1997年1月，俞获释，文汇报后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石俊升及其后任先后主动承诺向国安部门澄清案情真相，提请复查，翻案指日可待（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保留俞的档案关系，待翻案后即可恢复公职）。文汇报对案情真相守口如瓶，复查翻案迟迟未落实；2007年，被缩水为把俞调入报社再就业，先解决生存问题，但却未落实。2012年，报社后任党委书记袁岳滨缩水提出，为俞办理其在次年满60岁的最低社保养老金每月1000余元和医保，又经其后任书记陈振平及其继任黄强，以及老书记张启承的亲自敦促；2021年，俞通过群工部主任朱国秋向报社继任党委书记郑逸文反映。俞历经八任书记，到如今已73岁，仍无社保、无医保，生存无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0年后重组家庭。

俞未能向作案人取证而未能申诉。俞找两位作案人王捷南和唐增元取证却被分别告知其已去世了。多年后发现其并未去世而约见，仍未果；之后又被告知其已去世。请开证明或写纸条证明其去世，以便申诉之用，仍未果，成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故未能向法院申诉。俞案发后与文汇报打交道33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文汇报成了绞肉机。

【读者感言】

戴建亚先生感言：

读完此文有些感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从上到下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奋斗与保驾护航。

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保障就是完善的法治建设。我认为，立法必须保障合法的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吴敬琏、张维迎等教授都强调过对产权包括私有产权的保护）

有些“精明的人”觉得法治不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或是对未来的信心不够，他们会采取一些他们认为是合理的措施，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远走高飞。（2024-03-10）

沈君先生感言：

俞梅荪系我群友，私下也常有往来。俞书卷气甚浓，正当踌躇满志时被扔到统一吃盒饭地方，江平先生为其抗辩也无改判，法治在眼下太遥远了。

【后记】

早在2021年吴敬琏先生91岁生日之夜，我在群里看到回顾他积极倡导市场经济的祝寿文，有感而发的千字文《我在冤狱中给吴敬琏送〈外国经济法典〉》，引起广泛关注；次年，我补充修订为数千字文。两年的两次发文都被敬琏先生从网上看到并托人辗转问候我，成了久违30年，更为心心相印的良师益友忘年交。

在敬琏先生96岁生日之今夜，修订本文，继续呼唤我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

承蒙“草堂琐语”公众号精心排版，热情推出，感受他对敬琏先生的喜爱，使我欣慰。本文没有原创保护，欢迎转发，希望更多的经济界和法律界人士看到。

——俞梅荪于2026年1月24日，我冤案第33年，第1168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