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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烟台的圣玛利亚大教堂(全称“烟台玛利亚进教之佑圣母堂”)是烟台第一座天主教堂,1868年由天主教方济各会神父尼发尔主持建造,英商弗格森捐资修建。教堂1872年奠基,1886年全面竣工,历时14年。教堂为哥特式风格,主教堂建筑面积约3800平方米(比建于基本同时期的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建筑面积2754平方米还多出1000多平方米),平面呈十字形,外墙为精錾玄武岩青石,配巴洛克门斗、尖拱玫瑰窗及多边形尖顶塔楼(塔顶设十字架)。1932年增建对称尖塔楼,形成文艺复兴对称格局。合哥特式尖顶、十字布局与巴洛克装饰,曾是烟台地标性西式建筑群。
我那童年时的记忆是黑白的,像一本纸质粗糙、印刷模糊的旧画册,被岁月浸染得有些泛黄、发软。圣玛利亚大教堂,就矗立在这本画册的中央,背景是二十世纪中叶烟台山那片总是显得灰蒙蒙的天空。
它那时已不再是钟声清越的圣殿了。我记忆里的它,是沉默的,甚至有些寂寥。那种由巨大灰黄色石块垒起的厚重,在五六十年代清瘦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突兀,也格外坚固。墙上那些繁复的雕花和那扇著名的玫瑰花窗,在我们这些光着脚丫、在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眼里,并没有什么神圣之感,只觉得是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图案,是捉迷藏时可以用来辨认方位的标记。那高耸的尖顶,刺破的往往不是云霞,而是工厂大烟囱里冒出的、带着煤渣气味的黑烟。
教堂的大门总是紧闭着,那厚重的木头因风雨剥蚀而露出了粗粝的纹理。我们曾扒着门缝往里瞧,里面是黑黢黢的一片,深不见底,只能闻到一股陈年的、阴凉的尘土气,混着老木头腐朽的味道。那是一个被封印起来的世界,与我们外面热火朝天的生活隔绝着。大人们似乎也讳莫如深,只在偶尔的只言片语里,我们模模糊糊地知道,它以前是“外国人”祷告的地方,如今,它空了。
但它并未真正地“空”着。有一段日子,它好像成了一个临时存放渔具和修补帆布的仓库。我总记得有那么一个午后,阳光懒懒的,我看见几个皮肤黝黑、浑身散发着海腥气的渔民,正把一张巨大的、补丁摞补丁的褐色渔网,从侧门拖进去。那神圣的拱门下,纠缠着的是最世俗、最劳苦的生活。那景象,在我幼小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错位感,既不觉得亵渎,也不觉得和谐,只是深深地印在了那里。
更多的时候,它是我们巨大的游乐场。我们在那石头的基座上跳上跳下,抚摸那些被海风磨得光滑的石栏。墙根的阴影里,长着厚实的青苔,雨后会有蜗牛慢吞吞地爬出来。我们比赛谁把石子扔得更高,能碰到那二层斑驳的窗台。那尖顶太高远了,我们从不试图去征服它,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宽容地任凭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猴子,在它的脚边喧闹。
印象最深的,是教堂内部唯一一次向我袒露的容颜。那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大门破天荒地开着,里面人头攒动,像是在开什么反右斗争大会。我像一条泥鳅,从大人们的腿缝间钻了进去。那一刻,我惊呆了。外面的天光是那样强烈,而里面却幽暗如深海。高高的穹顶消失在黑暗中,几盏昏黄的电灯,像倦怠的眼睛,无力地照亮着下方。墙壁上那些彩色的玻璃窗,被厚厚的灰尘蒙着,透不进光来,只有一两块破损的角落,漏进几束强烈的光柱,像探照灯一样,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万千尘埃。讲经台的地方,不见了耶稣的塑像,取而代之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巨大毛主席画像,慈祥地向台下的人们微笑着。底下黑压压的人群,仰着脸,神情热切而专注。圣咏的位置,被激昂的口号取代;画十字的手,低垂在大腿两侧!那种混合着信仰、狂热与时代印记的场景,那种空间与内容的巨大反差,让年幼的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窒息与震撼。
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圣玛利亚大教堂。它早已褪去了“圣玛利亚”的光环,像一个被征用了躯壳的巨人。它的神圣,被海风的咸涩、渔网的粗糙、以及一个时代特有的喧嚣所覆盖、所改造。它不再诉说上帝的荣光,而是沉默地见证着一段复杂而真实的历史。它是一枚钉在海岸线上的、沉重的历史铆钉,而我们这些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便是那铆钉周边,悄然滋生又悄然老去的苔藓。 圣玛利亚教堂见证了烟台开埠后宗教、社会变迁,包括日军侵华时期抗争史。这座教堂承载了烟台百余年信仰与城市记忆,1973年因政府扩建交际处,部分建筑被拆;教堂拆除前教务迁至大马路浸信会礼拜堂,1995年教堂的残余建筑被全部彻底拆除,原址空闲无用。它虽已消失,但其故事仍留存于城市史册,留存在世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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