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一百零八载了么?我立在书斋的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心里无端地冒出这句话来。风是静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仿佛连天地也在这数字面前屏住了呼吸。一百零八年,这不算短,也谈不上长得渺茫;它恰恰好处在一个尴尬的距离——远得足以让亲历者的热血化作史书上冰冷的铅字,却又近得仿佛能从那字里行间,嗅到一丝当年彼得格勒街头,硝烟与风雪混杂的、凛冽的气息。
我的眼前,便不由得浮现出那样一个冬夜来。那定然不是广州这般温存的冬,而是涅瓦河上吹来的、带着冰碴子的寒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那一声炮响,想来也并非多么惊天动地,在历史漫长的耳鸣里,它或许只是一记尖锐的、刺破沉寂的哨音。然而,就是这一声,却像一把巨锤,敲碎了一个旧世界的硬壳。那壳子是那般厚,镀着沙皇的金,缠着教会的锦,浸着贵族们宴席上葡萄酒的殷红。壳子碎了,里面露出的,是一个民族赤红的、尚在搏动的真心,以及那被压抑了数百年的、对于“正义”二字滚烫的渴望。
我想象着斯莫尔尼宫彻夜不熄的灯火,那光,该是何等的年轻,何等的锐利,像出鞘的剑。一群被理想燃烧着的人们,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激烈地争辩着,要将人类的历史,从此扳向另一个方向。他们要建造的,不是一座宫殿,而是一座“巴别塔”,一座让地上的人们无需仰赖天堂的福音,也能通往平等与丰裕的巨塔。那是一种何等壮阔而又天真的雄心!它混合着哲学家的沉思与战士的果决,带着一种不容置辩的、青春般的纯粹。那灯光下铺开的,仿佛不是地图与文件,而是整个人类未来的蓝图。
一百零八年的风吹雨打,那座塔,如今看来是怎样的形貌呢?史书的字句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我们读到它的巍峨初起,读到它在战火与围困中的坚忍,也读到它内部那幽深曲折的廊道里,曾如何回荡着不应有的脚步声。理想的纯金,在现实的熔炉里,终究是不可避免地掺进了些别的杂质。那曾经照亮冬夜的锐利的光,渐渐变得浑沌,变得沉重,最后,在一场几乎无人预料到的寂静中,那庞大的身影,竟自己訇然倒下了。留下的,是一片漫天的尘埃,与一个让后世不断咀嚼、叹息、又争论不休的巨大问号。
今夜,我在这远离风雪的革命故地的南国书房里,所能感受到的,便是这历史庞大的、沉默的重压。它不像山,山是稳固的;它更像海,一片已经退潮的海。昔日的惊涛骇浪,如今只留下广阔的、空洞的沙滩,以及一些被冲刷得光滑了的、零星的信件与日记的残片。我们这些后来者,便是在这沙滩上拾贝的人,偶尔捡到一片,便对着日光,揣摩它所属的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的体温与色泽。
窗外的夜色更浓了。风似乎起了一些,吹得树叶沙沙地响,像无数细碎的私语。那一百零八年前的炮声,早已消散在宇宙的虚空里;那灯火通明的斯莫尔尼宫,也早已成了供人凭吊的遗迹。轰轰烈烈的,归于沉寂;炽热如火的,归于冰冷的纸页。这或许便是历史最无情的辩证法。然而,我总觉得,有些东西并未完全死去。那对于建立一个更公平世界的执念,仿佛一个不散的幽灵,依然在欧洲、在亚洲、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徘徊。它时而高亢,时而低回,有时化身为一句口号,有时又只凝结为一声叹息。
夜凉如水。我轻轻关上窗,将那一片沉重的历史,暂且关在外面。书桌上,台灯的光晕温柔地洒开,像一小圈宁静的、属于个人的和平。革命会老去,帝国会崩塌,而生活之流,却总是这样默默地、固执地,向前蜿蜒而去。那一百零八载的兴亡,此刻想来,竟像做了一个极长极长的梦,梦里是烈火与红旗,是冰河与铁流;梦醒后,只剩这窗玻璃上,自己安静的、淡淡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