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文字  考证古史

——董作宾先生对于甲骨学的贡献

罗锦堂

2017年6月6日，在美国旧金山发行的《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上，偶然读到刘石泉先生写的《难忘恩师朱奇石》一文，情文并茂，颇受感动；因而使我想起去世多年的恩师董作宾先生。董师是国际著名的大学者，也是研究甲骨文的权威，所以我也借此机会，写出一点对恩师的怀念。

记得1952年，当我在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奉令又要在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接受一年的预备军官（ROTC）训练，才能拿到正式的毕业证书。毕业后，我又考上了台湾大学的文科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但那时，由于我单身一人在台，交不起台大的学费以及住校的生活费，虽想尽办法，仍然一筹莫展。恰好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门口，碰到当我在台大三年级时，教过我们古文字学的董作宾先生，他随口就问我，你上课了没有？我一时言下惭愧，说不出话来。当时董先生在我脸上看了一下，等我回话。我只好直接对他说，我不读了！他听到我这样说，十分诧异，于是就说，别人考不取，你考取了，为何不念了？因为台大的文科研究所，的确是很难考，与我一同报名投考的有十六位，但最后榜上只有我一人录取，董先生当然知道了，所以他才如此说。

董作宾先生

说起董作宾先生来，大家都知道他是研究甲骨文的权威，也就是“甲骨四堂”之一，“四堂”指的是：

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

在这“四堂”中，对甲骨文的研究，以董作宾先生得到的资料最多，研究的时间最久，学术贡献也最大。那时，他正好负责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先生所主办的《大陆杂志》。当时董先生听到我所说的困难，一言不发，低着头，想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明天中午到我家里来，我们商量一下。

第二天，我按时到了台北市青田街董先生的府上，那时正好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朱家骅也在座，于是董先生一方面对我说，一方面又面对朱院长，他说：“我们的《大陆杂志》需要一个校对，我给你每月新台币一百五十元，一百元你可以每月交学杂费，五十元你也可以买些肥皂、牙膏之类的日常用品。”我当时听了，内心非常感激，在座的朱院长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但未说话。

从此以后，我上台大文学研究院的困难，全部解决了。就与比我高一届的赵荣琅，一同负责该杂志的校对。后来赵兄应聘到德国汉堡大学任教，于是我又与比我低班的郑清茂兄，一同做校对的工作。

此后不久，美国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给了台大研究生一份奖学金，可是那时台大全校的研究生，也有二十几位，奖学金应该给谁？不能决定。于是开了个校务会议，会中决定给了我，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还是当时出席会议的王叔岷教授告诉我的。从此以后，我突然富起来了，于是以哈佛的奖金，先买了一本英文字典和一本《昭明文选》，因为这两本书，是我当时最需要，但又得不到的书。尤其是英文字典，要查一个字，得先要在图书馆排队，轮到我了，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不容多看，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候着。

闲话说多了，言归正传，再从董作宾先生说起。

董作宾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先生，字彦堂，号平庐。好多人搞不清，他为什么号“平庐”，因为“平”是他夫人的名字，他是河南南阳县人，先是在北京大学的研究所，研究中国的民谣，后来又转习甲骨文。因为那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恰好那时，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所以他有机会进入中央研究院，担任在河南安阳殷墟第一次发掘的专任研究员。从此以后，凡中央研究院历次田野考古的工作，他无役不与，因此对甲骨文断片的收集，愈来愈多。于是他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引起了国际的注意。不久，便应聘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担任中国考古学的客座教授。不久，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

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期满，即由美返回台湾，在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讲授古文字学，其实主要还是讲的甲骨文。我那时正好在他的班上，有幸能听到他为我们讲授甲骨文。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不同的说法很多，大约是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的古董商范维清及范椿清，在河南南阳小屯村收购了四五十片甲骨的残片，以为是龙骨，于是以高价卖给了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校长的王懿荣。经王氏仔细研究，认定为极有价值的古文字雕刻的残片。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不久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他有感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软弱无力，对当时国家前途，大为失望，于是自杀殉国了。自王懿荣殉国后，他的儿子就把王氏所收藏的甲骨残片，全部卖给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除了长于写小说外，也是一个研究古文字的专家。经过他的细心研究、整理，就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专著《铁云藏龟》。《铁云藏龟》出版后，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又有罗振玉相继收藏甲骨文，同时又加以考释。因此对甲骨文的研究，渐为世人所重视。接着又有王国维、郭沫若等，对甲骨文的研究，也都各有贡献；可是董作宾先生，由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规模发掘，每次发掘，都有董作宾先生在其中主持。因此他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他所见的材料，依甲骨坑位、字体、真人、祀礼以及卜辞之例，开始分期研究。例如他写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就是从几万片杂沓零乱的甲骨残片中，做有系统的研究、分析而成的。

罗锦堂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由于董作宾先生的细心研究、考证，从此以后，凡是辨识文字，考证古史者，皆有线索可寻，有法度可守，引起海内外的翕然称服，被公认为是甲骨学的大宗师。

董先生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把殷商数百年的朔闰，著成了他那部不朽的《殷历谱》。记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先生，在其所作《董彦堂先生与甲骨文》一文中所说，从此以后，一向在古代历法上纠缠不清的“生霸死霸”（一作生魄死魄之说），得其明义；三统四分之历，可解其蕴。同时依其历上下推之，更证以载籍钟鼎，从此武王伐纣之年，中原日融之时，与春秋朔闰等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可得到确实不移的定论。同时他以地下材料，与纸上记录的方法，相互印证，以研究古史。所以牟润孙先生又说：“一般治古史者，固沿自清儒徵实之学，然方法之精密，举证之坚确，三百年来，殆无能出彦堂先生之右者（见《董彦堂先生与甲骨文》）。”由此足见彦堂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无疑为划时代的人物，并非言过其实。

大家都知道，从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曾提出他的审查意见说，“殆所谓新瓶而装旧酒”，其次又接着说“诚知旧酒味酸而莫可售，始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在这里，寅恪先生把冯友兰先生的书比作新瓶，反而把他自己的意见比作旧酒，这都是寅恪先生为人的厚道。董先生把他写的甲骨文的研究，自以为是集古文字作新篇章，也就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新瓶装旧酒”了。

董先生在他所讲授“古文字学”的课堂上，他曾说，世界上一切文字的起源，最初都是从图画开始；例如埃及文以及摩些文等，都是如此，自然中国的甲骨文也没有例外。因此，甲骨文，也可称作“文字画”。所以甲骨文的书写，也就成为文字画的描摹了。

中国的甲骨文，由于文字稀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一万字，不能随便拿来做日常吟诗、作对，但为了好奇起见，也有人把它集成诗式对联，写成条幅，也颇能吸引人对甲骨文的爱好与欣赏。最早者，为罗振玉的《殷墟文字集联》，以及章式之、高德罄和王季烈诸人的集联。以前最著名的《殷墟文字集联汇编》，就是由以上这四家的著作汇集而成，颇能引起学术界欣赏甲骨文的兴趣。

除此之外，又有丁辅之的集联、集诗和观水、观山集；简琴斋的集古诗句；锡山秦氏的集颂、集联；叶玉森的集诗。另外尚有沈兼士、马叔平、容希白及商锡永等人，也经常写些甲骨文送朋友。在台湾，吾师董作宾先生也经常写些甲骨文送朋友，有时也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请求下，代表中国写些甲骨文以为与其他各国做文化交流的主要礼物。

杨惠君先生甲骨文书法作品

在台湾，除了董作宾先生经常写甲骨文之外，另有汪怡先生，有时也与董先生在一起相互研讨，他竟然一口气集成的对联和诗、词，甚至包括散曲等，共有三百多首。另有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戴君仁教授、台湾大学医学院院长杜聪明先生等，也都喜欢写些甲骨文，颇能获得一般人的爱好与赞赏。

除此之外，在日本春秋学院的欧阳可亮教授，特别印成了一本《集契集》，其中收录了许多对联，以及四言、五言和七言的诗句，甚至还有日译和英译的甲骨文句，真可谓洋洋大观，颇受一般爱好摹写甲骨文者的喜爱。

自从董作宾先生逝世后，他的哲嗣董灵编印了一本董师的《甲骨文例释》，其中有诗、有词、有曲、有对联，甚至还有六十几个甲骨文的单形字，为喜欢写甲骨文的人，提供了最好的示范。

目前，在台湾，除了以上所说的董作宾先生外，当然也有很多人，受了董先生的影响，特别喜欢摹写甲骨文；另外，在中国大陆，更有不少人，专门研究甲骨文，摹写甲骨文。例如崔恒昇的《简明甲骨文词典》，陈济的《甲骨文字形字典》，刘志基等人的《英汉对照甲骨文今译类检》，刘兴隆的《新编甲骨文字典》《甲骨文集句简释》、《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编》，以及《甲骨文今译类编》，其他如孙诒让、王襄、商承祚、孙海波、朱芳圃、马薇廎（qing小厅堂）、徐中舒、唐兰、王国维、郭沫若，以及于省吾等，都是老一代学人，他们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与整理，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在这里，只是粗枝大叶的介绍，是仅限于我所涉猎的而言，另外自然还有许多我不曾涉猎过的，有价值的专著，一定不少，例如（西安）杨惠君女士等，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不懈努力，终于集成甲骨文的老子《道德经》，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当然，类似的情形一定还很多。只好让对甲骨文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做深一层的搜集与研究了。

2016年5月20日，罗锦堂先生在岳麓书院讲学

作者简介：罗锦堂，1927年出生于甘肃陇西，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荣休教授，兼任夏威夷华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夏威夷佛教总会副会长，受聘河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曾先后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佛学顾问，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与英文系联聘客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教授，香港文联终身名誉顾问，兰州大学名誉教授，甘肃省黄河奇石馆名誉馆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