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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英 著《“气墨灵象”艺术论》 在当代艺术理论领域,吕国英先生提出的“气墨灵象”艺术论以其恢弘的理论架构和深邃的美学洞见,构建了一个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艺术哲学体系。该理论的第四大核心命题“‘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不仅是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诠释,更是对当代艺术创作困境的强力回应。本文将从理论体系、历史脉络、哲学根基、现实批判和学术价值五个维度展开深度解读,剖析吕国英如何通过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构建其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的理论大厦。 1 理论精髓与体系架构
“艺法灵象”作为吕国英艺术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蕴含着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诠释。这一概念由“艺法”与“灵象”两个关键部分组成:“艺法”之“法”并非简单的技法规范,而是指艺术创作应遵循的根本法则与至高境界,是“艺术之道,也是艺术之遵循、之范习,还是艺术之引领、之效仿”;而“灵象”之“灵”则被赋予本体论意义,是“真之本、善之源、美之魂、爱之缘”,是“觉之根、悟之原、慧之初、明之渊”,其核心论断在于“无‘灵’则无美,入‘灵’(境界)方至美”。在吕国英的理论体系中,“灵象”被视为艺术之象演进的最高形态与终极目标——“灵象从具象走来,经意象、抽象、真象(具象、意象、抽象三象合一),最终进入灵象”。 “气墨灵象”理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由八个相互关联的立论组成整体框架:《逸形入灵 大艺立象》与《如气化墨 载灵承象》作为分论篇,分别奠定“灵象”与“气墨”的概念基础;《气墨绘画 灵象艺术》作为合论篇,将二者融合为“气墨灵象”这一新艺术形式;《艺法灵象 至美审美》作为综论篇,则系统阐释“艺法灵象揭示艺术本质规律”这一核心命题;其余四篇则从不同维度完善理论体系。这一建构过程展现出吕国英对艺术理论体系化的自觉追求。 在吕国英的理论视野中,艺术的历史演进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规律:“艺法具象是艺术的相对规律,艺法意象、抽象是更高一级的艺术相对规律,艺法灵象就是艺术的远方规律,一定意义上也是艺术终极规律”。他创造性地将中国艺术史中笔墨与象态的演进关系概括为五个阶段: 表:艺术之象与笔墨形态的演进阶段 演进阶段 笔墨形态 艺术之象 核心特征 第一阶段 线墨 具象 写实再现,形似为上 第二阶段 意墨 意象 心物交融,得意忘形 第三阶段 泼墨 抽象 离形得似,形式探索 第四阶段 朴墨 真象 三象合一,返璞归真 第五阶段 气墨 灵象 天人合一,超验境界 资料来源:根据《“气墨灵象”艺术论》整理 吕国英提出的“气墨·灵象互为形式内容”论,构成其理论体系的辩证核心。在他看来,“气墨”与“灵象”是同一艺术本体的两面:“气墨是灵象的笔墨,灵象是笔墨的气墨,无气墨即无灵象,无灵象也必无气墨,两者如影相随、不可割裂,即互为形式,亦互为内容”。这种辩证关系突破了传统艺术理论中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将艺术推向形质一体的至高境界。 “至美审美”作为“艺法灵象”的必然结果,被吕国英赋予超验性内涵。他认为至美是“大美,也是极致之美”,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大美”“大象”、西方哲学的“理式之美”异曲同工。在美学的层级划分中,他特别强调“创造美”的价值——这是美的“无中生有”,体现为“想象美、理想美、发现美、独创美、崭新美,是美的最高形态”,其根本价值在于“原创、惟一、不可重复”。这种对创造性的极致追求,使“气墨灵象”理论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和前瞻性。 2 历史脉络与理论突破
吕国英“艺法灵象”理论的建构建立在对中国艺术史,特别是笔墨论争史的深刻反思之上。他系统梳理了从董其昌、陈继儒到清“四王”的“笔墨至上论”,指出这种观念如何演变为“作画第一论笔墨”的教条;同时分析了以石涛为代表的“笔墨反思论”,特别强调其“笔墨当随时代”的革新精神;对于现当代傅抱石、石鲁、吴冠中等人的“笔墨忧患论”与“笔墨无用论”,吕国英也给予辩证审视,认为这些观点虽是对笔墨至上论的反拨,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困境。 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三次重大笔墨论争——20世纪初的“中国画改良论”论争、1980年代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论”论争、1990年代的“笔墨等于零”与“守住中国画底线”论战——在吕国英的理论视野中被视为同一问题的历史变奏。他认为这些论争“基本是就笔墨论笔墨,皆无最终或建设性结论,甚至成为一种‘公婆’论、‘混’论”,其根本症结在于“没有进入理论层面,没有提出关于笔墨之新观点、新立论”。这种理论困境直接导致了笔墨实践的僵化,表现为“陈、俗、脏、假、乱、死”六大问题,其中“死是问题的根本”,根源在于“笔墨的程式化、僵化、概念化”。 吕国英对“西画东渐”历史现象的解读,揭示了20世纪中国艺术的文化心理困境。他指出,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人的留学潮与西方艺术理论的引入,本质上是“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艺术渐以颓败,国民尤其是艺术中人,缺乏甚至没有了文化与艺术自信”的表现。这种文化自卑心理导致艺术界长期陷入“以洋为美、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误区,甚至出现“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的极端倾向。 “艺法灵象”理论的提出,正是对上述历史困境的根本性超越。吕国英通过重构艺术史演进逻辑,将“灵象”确立为艺术发展的必然方向与终极目标,从而跳出了传统笔墨论争的窠臼。他提出:“灵象是最高层级的艺术之象,始终是象的远方;至美是美的最高层级的审美体验,始终是美的未来。灵象无恒,至美无境。”这种历史观既尊重艺术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又为其开辟了永恒的开放空间。 在方法论层面,吕国英对笔墨载象论的创造性发展尤为值得关注。他提出:“不同的笔墨语言表达与体现不同的艺术之象,于是就有了线墨绘画·具象艺术与意墨绘画·意象艺术之别,也有了泼墨绘画·抽象艺术与朴墨绘画·真象艺术之异,也自然有气墨绘画·灵象艺术之论。”这一理论模型不仅清晰勾勒出中国艺术的历史演进轨迹,也为未来艺术发展指明了方向——气墨承载灵象的艺术形式将成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3 哲学根基与美学融合
吕国英“气墨灵象”理论体系的建构,植根于深厚的东西方哲学土壤,展现出恢弘的跨文化视野。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他创造性地转化了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将其与艺术规律相贯通:“虽然,艺术规律不能与自然、社会规律简单相类比,但本质性、根本性规律的终极指向性是相同的、毋容置疑的。艺法灵象就是艺术的根本性规律。”这种将艺术规律与宇宙规律相贯通的思维方式,赋予其理论以形而上的哲学高度。 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境界,在吕国英理论中被转化为“灵象”的核心内涵。他认为灵象是“多层次天人合一的正大象态、悟美之境、艺术大美”,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之象”。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需要通过艺术家“自我救赎”式的精神修炼才能达到,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内圣外王”的修养传统在艺术领域的创造性应用。 在美学层面,吕国英的理论展现出融合东西方美学的宏阔视野。他将宗白华的“灵境说”、本雅明的“灵晕说”与顾恺之的“通灵说”、石涛的“山川效灵论”相贯通,共同构建“灵象”的美学内涵。在阐释“至美审美”时,他既援引中国传统文论的“大美”“大象”“象外之象”等概念,又将其与西方古希腊哲学的“理式之美”相呼应,体现出跨越文化疆界的理论包容性。 吕国英对美与审美关系的哲学思考,构成了其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他提出:“美与审美,由理念到存在,既为‘心向往之’,亦为‘审’之‘判断’。‘至美’之审美,正是极致之美的心性美,也是终极之美的判断美。”这一观点既吸收了康德“审美判断力”思想,又融汇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心性论,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认知框架。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吕国英对创造美的本体论提升。在分析美学之美的构成时,他特别强调:“创造美属美的‘无中生有’,突出体现为想象美、理想美、发现美、独创美、崭新美,是美的最高形态,核心在于艺术创造,原创、惟一、不可重复是其根本价值所在。”这一观点将艺术创造提升到宇宙创生的高度,与《周易》“生生之谓易”的创生哲学遥相呼应,展现出深邃的哲学视野。 吕国英还从文字学角度对艺术本质进行了独特阐释。他分析“艺”字原为“埶”,象形“将两粒种子置于土壤之间”,后演变为“藝”(艺),寓意“上有奇花异草,下有行云流水,中为生计无虞”;而“术”之原字“術”则被解读为“十八般武艺一点通”,宽阔大道有“术”则行。基于此,他提出:“艺为美,术为技,艺术合一,就是尽美之美矗审美立象之道,不择手段行(审美立象)技术之通。”这种文字学阐释赋予其理论深厚的文化底蕴。 4 现实批判与乱象诊疗
吕国英构建“艺法灵象”理论绝非纯粹的学术思辨,而是针对当代艺术乱象的深刻诊疗方案。他以犀利的批判眼光,系统梳理了当下艺术领域的八大乱象,直指艺术创作生态的深层病症—— 创作异化:“抄袭模仿、千篇一律,复制性生产、快餐式消费”,表现为“既抄经典,也抄现代,既仿古人,也仿今人,既复制名家,也重复自己”。 审美堕落:“猎奇逐艳、低俗谄媚,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表现为“调侃崇高、扭曲经典,胡涂乱抹、粗制滥造,甚至渲染阴暗,制造文化与艺术‘垃圾’”。 创新迷失:“追求形式、缺少内容、蔑视传统、远离现实”,表现为“重形式包装、缺内容支撑,追求奢华、炫富摆阔,甚至热衷于‘为艺术而艺术’”。 心态浮躁:“心绪浮华、精神迷离,甚至投机取巧、沽名钓誉”。 文化自卑:“以洋为美、以洋为尊、唯洋是从,把获得国外奖项作为最高追求,甚至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 圈子固化:“江湖气、‘圈子’化、近亲繁殖、‘门派’思维”,表现为“师傅带徒弟式传承、家族作坊式生产,热衷于‘抱团取暖’、进‘圈’为荣”。 市场扭曲:“以‘职’定价,以‘衔’论价”,表现为“自我炒作、联手炒作、刻意运作,‘假拍’‘拍假’,‘守株待兔’”。 批评失语:“庸俗吹捧、阿谀奉承”,表现为“无底线拔高,无标准叫好,仿佛随处有‘大家’、人人是‘大师’”。 吕国英尖锐指出,这些乱象的根源在于艺术界对终极艺术规律的集体迷失。艺术市场化的冲击导致“艺术业界乃至学界的心性浮躁,并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反向循环,愈演愈烈”。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理论领域的“混论”盛行——所谓“混论”,即“混乱之论,就是没有共识、缺乏本质性见地之论,就是自言自语、随性所论”。他痛陈当下艺术理论研究的困境:“借搜索引擎以关键字搜索,显示出的数字结果竟达百万级。然而,令人感慨与唏嘘、尴尬又无奈的是,打开这些网页与论章,搜寻相关论证与解读,几乎篇篇缺‘本’解,章章少‘质’根。” 面对如此乱象,吕国英认为“艺法灵象”理论提供了根本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包含三个层次的矫治逻辑—— 本体论矫治:以“灵象”重建艺术至高标准,将艺术从技术层面提升至灵性境界,重塑艺术创作的精神高度; 方法论革新:以“气墨”突破传统笔墨桎梏,强调“如气化墨”的创造性转化,为艺术表达开辟新境; 价值论重铸:以“至美审美”对抗低俗趣味,通过创造美的超验体验重建艺术的神圣价值。 吕国英特别强调艺术家的精神修养是实践“艺法灵象”的关键前提。他提出“高学大德方立气墨灵象华章”的命题,认为只有具备“高学”(深厚学养)与“大德”(崇高品德)的艺术家,才能进入气墨灵象的创作境界。这一观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以载道”“艺由德崇”的精神传统,为抵制艺术界的浮躁风气提供了人格典范。 5 学术价值与理论超越
吕国英“气墨灵象”理论体系的建构,在当代中国艺术理论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学术价值首先体现为理论体系的本土性建构。在长期受西方艺术理论主导的中国当代艺术学界,吕国英立足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如笔墨、气象、意境等),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艺术理论体系。正如艺术评论家、学者刘常所评价的:“笔墨论、气象说,皆为独具中国气派的艺术理论范畴,由此为起点而构建起的理论大厦,必然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这种理论建构对于增强中国艺术理论的主体性与话语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其次,该理论实现了艺术史观的重构。吕国英创造性地提出“五墨五象”的艺术史演进模型(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象→朴墨·真象→气墨·灵象),为理解中国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这一模型既尊重艺术史实,又具有理论前瞻性,将艺术史解读从简单的风格演变提升到哲学高度,展现出宏阔的历史视野。 第三,该理论在艺术批评标准上取得重大突破。针对艺术批评领域长期存在的标准混乱问题,吕国英提出“艺法灵象就是艺术的根本性规律”的论断,为艺术评价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坐标。基于此,他进一步提出艺术作品“五尚”(尚绝、尚新、尚进、尚融、尚极)与艺术家“五崇”(崇学、崇德、崇静、崇变、崇论)的批评标准,以及创作者“五忌”(忌盲、忌混、忌怨、忌欲、忌伪)与接受者“五忌”(忌物癖、忌追风、忌固旧、忌媚俗、忌盲从)的警示,构建了完整的艺术评价体系。 吕国英的理论贡献还在于其对艺术终极价值的重估。他突破传统美学对“美”的有限理解,提出“美是‘气墨灵象’”的命题,认为“气墨灵象表现与通达灵性境界,是超越艺术形态,也是超越艺术之美,呈现艺术极致,体现至美审美”。这一观点将艺术价值从形式层面提升到精神超越层面,与当代社会对精神价值的深切需求形成呼应。 当然,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反思空间。吕国英“气墨灵象”理论可能引发的学术讨论集中在三个维度—— 理论适用边界问题:源自中国书画传统的“气墨灵象”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戏剧、电影等)的创作规律? 灵象体验的可验证性:作为超验境界的“灵象”如何在艺术批评中建立可操作的评判标准? 传统与创新的张力:在强调突破传统的同时,如何避免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些问题的可能存在并不减损吕国英理论的价值,反而为其发展提供了开放空间。正如刘常所指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终难网罗万象...理论的最终价值应体现在对所论现象作出相对而言最为合理的解释、理解与预期,而非对所有现象包举囊括。”在这一意义上,“气墨灵象”理论以其宏大的体系建构和深刻的现实关怀,已经实现了对传统艺术理论的重要超越。 结语:走向灵象的艺术未来
吕国英先生提出的“气墨灵象”艺术论,以其恢弘的理论架构和深刻的美学洞见,为当代中国艺术理论树立了新的思想坐标。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完成了对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更对当代艺术乱象提出了切中要害的诊断方案。其核心命题“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既是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诠释,也是对艺术未来的方向指引。 在艺术创作层面,“气墨灵象”理论为突破传统笔墨桎梏、实现艺术语言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艺术批评层面,该理论构建的价值标准体系为鉴别艺术高下、抵制低俗趣味确立了明确准则;在艺术教育层面,“高学大德”的创作主体论为艺术人才培养指明了精神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自信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为构建中国艺术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灵象无恒,至美无境”——吕国英用这八个字概括了艺术的永恒追求。在艺术创作日趋商业化、肤浅化的今天,“气墨灵象”理论所彰显的精神高度和美学理想,恰如一剂唤醒艺术本真的良方。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永远指向人类精神的至高处,那是超越时空的灵性之境,是艺术永恒的“远方”和“未来”。走向灵象的艺术之路,就是回归艺术本质的超越之旅。 (论文原文载:《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文艺报》《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气墨灵象”艺术论》·中国商务出版社;《粤海风》《中华时报》理论连载等) 2025.04.27·北京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出版专著多部、原创学术论文多篇,撰写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牛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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