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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墨灵象”核心立论(解读三)
时间:2025/7/22 17:43:54      来源:中华新闻通讯社     作者:艾 慧

 

“气墨灵象”的艺术哲学

——吕国英艺术论的形式革命与本体超越

艾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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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英 著《“气墨灵象”艺术论》

 

在当代中国艺术理论领域,吕国英提出的“气墨灵象”艺术论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深刻的美学洞察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一理论不仅试图解决中国艺术发展中的核心难题,更在哲学层面重新定义了艺术创作与审美的本质关系。本文将从理论内涵、历史语境、创新价值等维度,对《“气墨”“灵象”互为形式内容——“气墨灵象”核心立论之三》一文进行深度解读,揭示其在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意义。

 

1 理论核心与体系定位: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

 

吕国英“气墨灵象”艺术论的核心命题直指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气墨”“灵象”互为形式内容》中,吕国英创造性地提出:“‘气墨’与‘灵象’形质一体、不可分割,且互为形式内容,呈现融合大美,矗立终极艺象”。这一论断超越了传统艺术理论中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建立了辩证统一的艺术本体论。

 

“气墨”概念解析:在吕国英的理论体系中,“气墨”被定义为“笔墨的未来”,是墨的化境与超越。它从线墨、意墨、泼墨、朴墨发展而来,既是物质的绘画媒介,又是精神性的艺术表达。“气墨”既为‘气之墨’,亦为‘墨之气’;是气墨一体,也为墨气合一;既构建一种笔墨之态,又表达一种笔墨境界;是笔墨演进的终极性未来,也是大美艺象的极致性载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墨”不仅是具体的水墨、油彩等物质材料,更是包括创作主体、环境、过程等所有创作元素的总称。

 

“灵象”概念解析:与“气墨”相对应,“灵象”则是“象的远方”,是艺术之象发展演进的终极形态。“灵象从具象、意象、抽象、真象(朴象) 走来;象由墨生,墨因象载;灵象,既为灵之象,又为象之灵;是灵象一体,亦为象灵合一;既展示一种象之形态,又呈现一种象之境界”。灵象的本质是生命之象、灵魂之象、神圣之象,是正象、真象、善象,是纯粹之象、自由之象、超验之象。

 

吕国英理论最精妙之处在于揭示了“气墨”与“灵象”的互文关系:“气墨是灵象的笔墨,灵象是笔墨的气墨”。这意味着在艺术创作的高维境界中,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二者如阴阳相生,不可分割。这种关系类似于中国哲学中的“体用不二”,也呼应了西方现象学“形式-内容”一元论的观点,但在艺术领域提出了全新的理论范式。

 

表:吕国英“气墨灵象”理论的核心概念体系

 

 

概念 定义         演进历程            本质特征

气墨      笔墨的未来   线墨→意墨→泼墨→朴墨→气墨  气墨一体、墨气合一、大美载体

灵象      象的远方       具象→意象→抽象→真象→灵象    灵象一体、象灵合一、大艺大美

气墨灵象 艺术终极形态   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           互为形式内容、形质一体、融合大美

 

从理论体系定位看,该文是《“气墨灵象”艺术论》的第三篇核心立论,与首篇《逸形入灵 大艺立象》(聚焦“灵象”)、次篇《如气化墨 载灵承象》(聚焦“气墨”)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这个体系中,“气墨灵象”不仅是一个艺术概念,更是一个哲学命题,指向艺术创作与审美的终极境界——超验自由的精神实现。

 

2 历史语境:笔墨论争的脉络梳理

吕国英的理论建构建立在对中国绘画史上笔墨论争的深刻反思之上。在《“气墨”“灵象”互为形式内容》一文中,他系统梳理了四百余年中国绘画的笔墨观念史,揭示了“气墨灵象”理论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2.1 笔墨观念的三大历史阶段

“笔墨至上”论(明清):以董其昌、陈继儒及清“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为代表,将笔墨技巧神圣化。董其昌断言:“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陈继儒强调:“文人之画,不在途径,而在笔墨”;王学浩更在《山南论画》中开宗明义:“作画第一论笔墨”。这种观念导致笔墨的程式化和僵化,使艺术创作陷入泥古不化的困境。

 

“笔墨反思”论(清初至近代):以石涛为代表,对笔墨至上进行批判性反思。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并强调“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自用我法”。石涛的反思揭示了笔墨应随时代创新、表达个性的本质要求,但未能改变主流画坛的保守倾向。

 

“笔墨忧患”与“笔墨无用”论(现当代):以傅抱石、石鲁、吴冠中等大家为代表。傅抱石感喟:“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石鲁豪语:“思想为笔墨之灵魂”;吴冠中则提出更具颠覆性的观点:“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这些观点直指笔墨的形式主义危机,但未能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2.2 三次重大论争的理论困境

吕国英尖锐指出,20世纪中国美术界的三次重大笔墨论争——20世纪初的“中国画改良论”之争、1980年代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论”之争、1990年代的“笔墨等于零”与“守住中国画底线”之争——均陷入理论贫乏的困境:“三次论争基本是就笔墨论笔墨,皆无最终或建设性结论,甚至成为一种‘公婆’论、‘混’论,根本之原因在于没有进入理论层面,没有提出关于笔墨之新观点、新立论”。

 

这种理论贫乏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绘画长期受困于笔墨痼疾,表现为陈、俗、脏、假、乱、死“六字病症”,其中“死”是根本问题,即笔墨的程式化、僵化、概念化。吕国英认为,这些问题的本质是艺术本体论迷失——将笔墨视为目的而非载体,忽视了“墨为象载,象为墨承”的艺术本质。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气墨灵象”理论的提出具有革命性意义:它超越了传统笔墨论争的非此即彼,从艺术本体高度重建了笔墨与意象的关系,将中国艺术理论推向新的哲学维度。

 

3 艺术史坐标:演进规律与终极形态

吕国英的“气墨灵象”理论不仅是对历史问题的回应,更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他将艺术史解读为“墨”与“象”互动演进的辩证过程,建构了完整的艺术史观和未来学框架。

 

3.1 “五墨五象”的演进图谱

在吕国英的理论中,艺术形式的演进呈现为清晰的阶段性规律——

 

墨的进阶:从线墨(工艺描摹之墨)→意墨(寓意寄情之墨)→泼墨(心性放纵之墨)→朴墨(朴拙真质之墨)→气墨(天人合一之墨)。这是一个从技术状态到艺术情态再到天地境界的升华过程。

 

象的层进:从具象(物象轮廓)→意象(心意情态)→抽象(心绪表达)→真象(三象合一)→灵象(超验自由)。这是一个从形而下的物象描摹到形而上的精神显现的超越过程。

 

这种双重演进并非机械对应,而是辩证统一:“线墨绘画·具象艺术与意墨绘画·意象艺术之别,也有了泼墨绘画·抽象艺术与朴墨绘画·真象艺术之异,也自然有气墨绘画·灵象艺术之论”。每一阶段的“墨”承载相应层级的“象”,共同构成艺术发展的历史链条。

 

3.2 终极艺术形态的超验性

在艺术演进的顶端,“气墨灵象”代表了迄今可预见的最高艺术形式:“是墨象艺术的高峰,是艺术语言的至美之象”。这一形态具有三大超验特征——

 

时空融合性:气墨灵象是“诸‘墨’在创作主体的‘唤醒’‘为一’与运化中所‘呈现’出的‘审美情态’‘精神状貌’与‘至美境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表现媒介的完全融合。

 

生命整全性:灵象艺术呈现“生命之象、灵魂之象、神圣之象”,是“正象、真象、善象;是纯粹之象、自由之象、超验之象”,体现了艺术对生命本真的回归。

 

审美自由性:气墨灵象境界中,审美成为“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特殊自由与特别权利”,是人“实现自我救赎”的精神通道。这种自由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精神超越。

 

吕国英特别强调,气墨灵象不是“1+1又+1再+1等于4”的简单叠加,而是诸艺术元素在高维审美境界中的有机整合。它既是艺术史演进的理论终点,也是艺术家实践的无尽征程。

 

4 实践启示:创作与审美的双重超越

“气墨灵象”理论不仅是艺术哲学的本体论建构,更为艺术创作与审美实践提供了具体路径。吕国英从创作法则、艺术家修养、审美境界等维度,构建了完整的实践体系。

 

4.1 创作法则:“艺法灵象”的根本规律

吕国英提出“艺法灵象”命题,将其视为艺术的本质性规律:“艺法灵象就是艺术的根本性规律,这种本质性规律,体现为艺术的终极性引领与根本性遵循”。这一命题包含三层实践指引——

 

本体论层面:艺术的本质意义在于矗立审美,塑形立象是实现这一本质的基本功能。

 

认识论层面:艺与术存在辩证联系——艺为美,术为技,二者殊途但最终同归。

 

方法论层面:艺术法则分属不同层次,“艺法具象是艺术的相对规律,艺法意象、抽象是更高一级的艺术相对规律,艺法灵象就是艺术的远方规律”。

 

“艺法灵象”的提出,为艺术创作确立了终极价值坐标。它要求艺术家超越对具体技法的执着,以呈现“灵象”为根本追求,这既是艺术创作的最高法则,也是突破当下创作困境的根本路径。

 

4.2 艺术家修养:“高学大德”的必然要求

吕国英深刻指出,进入气墨灵象创作境界的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内在修养:“‘高学大德’者方入‘气墨灵象’之境”。这一要求包含两个维度——

 

学养维度:“学即学养,是博学之学,是历史、人文之积学为成者”。吕国英引用恩格斯对文艺复兴的评价,强调博学是“巨人时代”的特征,中国艺术史同样证明“历史上哪位艺术大家不是学富五车,又哪一位不为才高八斗?”。在当代语境中,这种学养更需具备跨文化视野,融合国学根基与世界主流文化认知。

 

德性维度:“德即德养,是德行、品位修行之要义,更是责任、担当之根本”。吕国英引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强调:“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艺术家须“有大德之养”,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抵制炫富竞奢、低俗媚俗、见利忘义等陋行。

 

这种“崇学崇德”的修养论,将艺术家的精神境界视为创作突破的先决条件,呼应了中国传统“画如其人”的艺术观,也为当代艺术家的自我提升指明了方向。

 

表:艺术家进入气墨灵象境界的“五崇”要求

 

要求 内涵     实践指向                终极目标

崇学 博学融通 国学为本,兼通世界文化      学养深厚,才高八斗

崇德 德性修养 抵制低俗媚俗,担当社会责任  行为世范,德艺双馨

崇净 心性纯净 去除杂念,专注艺术本真      精神清静,一尘不染

崇变 创新求变 突破陈规,随时代而变      我自用我法,不拘古法

崇论 理论自觉 反思艺术本质,建构理论思维  知行合一,理艺互证

 

4.3 审美境界:“润灵乐境”的普世价值

在审美层面,吕国英提出“润灵乐境”概念,强调气墨灵象具有普世审美价值:“审美决非艺术家的专利,而是芸芸众生每一个人应该享有的自由与权利”。这种审美境界具有三重特征——

 

主体解放性:当主体进入“气墨灵象”状态或“天人合一”“天我为一”境界时,就能“感知与体悟‘大美’之存境”,实现“身心的解放”和“生命的愉悦”。

 

自我救赎性:在气墨灵象的审美体验中,人能够“自由出入世俗与审美之中”,实现“审美理想中的自我,完成了自我救赎”。这一观点将艺术审美提升到存在论高度,赋予其精神救赎的功能。

 

跨媒介普适性:气墨灵象之美“可以是文学、戏剧,也可以是曲艺、书法,还可以是音乐、舞蹈,又可以是电影、电视、美术、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这种普适性使理论超越具体艺术门类,成为普世美学原则。

 

吕国英特别强调,气墨灵象的审美境界需要通过“推挽”机制实现——艺术家创作气墨灵象作品“推”动受众审美境界提升,而受众的高维审美需求又“挽”引艺术家创作更高境界的作品。这种互动关系为艺术高峰的筑就提供了动力学解释。

 

5 学术创新:方法论突破与体系建构

“气墨灵象”理论在艺术哲学领域实现了多重突破,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5.1 范式革命: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

吕国英理论最根本的创新在于颠覆了形式与内容的传统二元论。在艺术史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从董其昌的“笔墨至上”(形式主义)到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内容优先),都未能解决这一根本矛盾。而“气墨灵象”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气墨是灵象的笔墨,灵象是笔墨的气墨”,建立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同一性。

 

这一命题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在艺术的高维境界中,媒介(墨)与表现(象)不再是承载与被承载的关系,而是互为本体、互为显现。这种思想既根植于中国哲学的“体用不二”观,又呼应了海德格尔“艺术是真理自行置入作品”的存在论美学,为艺术本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5.2 跨文化融合:本土话语的现代转化

在方法论上,吕国英实现了中国艺术话语的现代转化。他以“气”“墨”“灵”“象”等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为根基,通过现代性阐释构建了既具民族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理论体系:

 

本土性根基:理论根植于中国艺术传统,“笔墨论、气象说,皆为独具中国气派的艺术理论范畴”。吕国英从文字学角度探讨气、墨、灵、象等概念,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六书”传统。

 

现代性转化:通过梳理林风眠、徐悲鸿的“中西结合”、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旅法三剑客”的融合实践,理论实现了传统笔墨与现代艺术表达的对接。

 

世界性视野:理论将气墨灵象定位为“人类文明这精神世界演进的总概括、大哲思、高维美”,使中国艺术话语具备了普世解释力。

 

这种跨文化融合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而是立足本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中国艺术理论参与世界美学对话提供了范例。

 

5.3 体系性建构:逻辑闭环与开放拓展

“气墨灵象”理论的另一重大创新是其严密的体系性。这一体系呈现出“闭合中开放”的特征:

 

内在闭环性:理论以“问题发现(笔墨困境)→历史分析(论争梳理)→概念创新(气墨灵象)→实践路径(艺法灵象/高学大德)→价值实现(润灵乐境)”构成逻辑闭环。

 

外部开放性:理论框架具有延展性,如提出的艺术创作“五尚”(尚绝、尚新、尚进、尚融、尚极)、艺术家“五崇”(崇学、崇德、崇净、崇变、崇论)、创作禁忌“五忌”(忌滞、忌退、忌滥、忌抄、忌丑)等,为后续研究预留了广阔空间。

 

这种体系化建构使“气墨灵象”理论超越了零散的画论点评,成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艺术哲学体系,在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建设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6 结语:理论烛照下的艺术未来

吕国英的“气墨灵象”理论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哲学高度和体系建构,为当代中国艺术发展提供了理论灯塔。这一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艺术界的笔墨之争,更在于其指明了艺术创作与审美的未来方向——形式与内容在超验境界中的辩证统一。

 

在当下艺术创作面临诸多困境的背景下,“气墨灵象”理论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它要求艺术家摆脱对技巧程式的迷恋,超越中西对立的焦虑,以“高学大德”的修养追求“润灵乐境”的审美理想。同时,理论对“灵象”的超验性定位,也为艺术突破物质主义束缚、实现精神救赎提供了可能路径。

 

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气墨灵象”理论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具体路径尚需进一步探索,其超验境界的普适性也有待更多艺术实践验证。但不可否认,吕国英的理论建构已为中国艺术开辟了一条通向高维审美的新道路。如他引用维特根斯坦所言:“凡是可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或许,“气墨灵象”的至美境界正在于其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玄妙平衡——这正是伟大艺术的永恒魅力。

 

(论文原文载:《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文艺报》《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气墨灵象”艺术论》·中国商务出版社;《粤海风》《中华时报》理论连载等)

2025.03.12·北京

 

附

吕国英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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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出版专著多部、原创学术论文多篇,撰写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牛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


责任编辑: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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