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用诗人艾青的这句诗歌，来形容刘万年先生当前的心境，应该是很为恰当的。

“刘万年美术馆”坐落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东山村，这里距离举世闻名的麦积山石窟，只有七、八华里的路程。刘万年先生在西藏工作40余年，退休后选择在这里营建新居，建造美术馆，是别有用意的：

“麦积烟云”是古秦州八景之一，而刘万年心中的“烟云”，则是西藏的“神山圣水”！他要把自己生命的底色，永远地定格在一幅幅惊世骇俗的画作之中！

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复制品，刘万年的艺术生命，应该和先民们的创造一脉相承。王长华 摄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要定位刘万年山水画在当代画坛的地位，还得拉开历史的距离。

自五代以后，山水画始终在中国绘画中占据着首要位置。历经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山水画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风格、高度纯熟的技巧画法、自称体系的理论观念和众多的艺术大师。至清代后期，对前人特别是正统派系画本范式的辗转摹做成为风气，山水画呈现衰微之势。

20世纪的社会革命、反侵略战争和现代化的进程，对艺术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新的画种也纷纷出现——山水画在失去其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遭受到了西化思潮和新的审美需求的强烈冲击。令人惊异的是，从战乱频仍、西潮澎湃、新旧冲突激烈的环境中走过来的20世纪山水画，居然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就总体看，比前两个世纪更具创造性，拥有更多杰出的画家和作品。

20世纪中国画与以往相比，在山水画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它继往开来、名家辈出、富于创造、风格多样、内涵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心态和情绪（《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画·山水》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年出版）

《文化中国》评论员辛民认为：

中国山水画起源于中原，先后兴盛于齐鲁、关陕、江南。百年来先后出现了岭南画派、长安画派，以及近年的黄土画派、冰雪画派、关东画派、漓江画派、新金陵画派等以地域或画种为特色的山水画风，但唯独西藏题材的山水画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同西藏的高原缺氧环境以及独特的宗教与文化传统有关。历史上，中国文化集中在中原地区，古人鉴于其活动范围的限制，没有条件领略西藏的自然景观，当代画家也囿于传统形成的审美趣味，而忽视了西藏山水画的审美表现和地域特征。

刘万年先生在山水画领域的开拓，从黄宾虹、李可染一脉发展开来，并顺应地域特征和时代发展要求，将古老的山水画注入雄浑开阔的时代精神，表达了画家对于社会历史与宇宙大化的思考，在思想上、艺术上性上都实现了新的跨越，从而创造出前无古人的艺术语言图式。他的西藏系列山水画作品，是为雪域高原深邃博大精神树立的一座丰碑（《从血性到野性：藏原探美——刘万年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7年2月第1版）。

中国现代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曦林在《现代“新体”山水的突起》中这样论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吴冠中关于形式美、抽象美文章的发表，1979年的吴冠中绘画展、石鲁书画展，1983年的刘国松画展的举办，以及同期西方现代绘画的绍介，促动了中国画的变速，于山水画影响颇巨。80年代以来，有一批山水画家，既坚决告别了古意、古法、古体，也告别了写生今体，或转向大幅度融合西画色彩的表现性，色调的情绪性，点、线、面的构成性，进一步朝准抽象形式美演化，可视为抽象水墨的前奏：或转向宏观气势、精神、哲思和整体意向表现，可视为天人合一哲学的现代思考和现代表现，并因此酿成了继黄宾虹、李可染、石鲁之后20世纪山水画的第四度变革。他们大多受台湾刘国松影响，却并不彻底否定笔墨，也不以笔墨为中心，而以笔墨综合色块和各种制作肌理，变三远、开合布局为现代章法，造型趋于意向和准抽象，形成了现代综合制作、综合表现的新体，亦可称为山水画的又一茬突变者群。

（这其中），湖北周韶华（1929年生）倡气势、哲思与肌理，致力于继承汉唐大传统，推动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贾又福（1942年生）由太行写生蜕变为哲思型山水之后亦在这一思潮之中。刘万年（1949年生）状如藏胞，写西藏山河30年，色、墨肌理兼施，重质、势及动感表现（《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年出版）。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

让我们从头追溯刘万年的成长历程。

刘万年先生近照

人性的光辉

1949年12月，刘万年出生于甘肃省秦安县莲花镇，这个古时名叫“陇西成纪”的地方，就是举世闻名的大地湾文化遗址所在地。刘万年回忆说，小时候和伙伴们玩耍，时不时就会在地上捡到一块块碎陶片；母亲所绣的肚兜上的图案，就是彩陶器型的图案；村民们打庄盖房，平整地面时，用的就是“三合土”……考古学家们运用现代知识和技术手段，还原出的古代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当今的父老乡亲们仍然还在沿用……我们的祖先身上流淌着古老的血脉。

大约在刘万年9岁那一年的一天下午，刘家来了个画画的老头，在大门两面的墙上画了棉花、粮食和电灯泡，还画有几个人，头发是扎在脑后的，裤口是卷起的。老头还在墙上写了标语：“楼上楼上，电灯电话”等等。大家议论纷纷，但刘万年觉得神奇极了。画完没几天，少年刘万年就和母亲、妹妹被撵出了祖屋，因为家已经变成了公社食堂。

从此以后，刘万年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一天到晚蹲在院门旁看墙上的那些画，看得出神，心想，如果自己有这个本领该多好！画画的老头是当地庙里的手艺人，“大跃进”年代破除迷信，庙宇大多被拆除了，没有拆除的当了小学教室和夜校，老画师改行从画神变为画人，尽管笔端没有什么解剖透视之说，但刘万年跟在他身后，却看得出神入化。

那时候，刘万年的绘画天分充分表现了出来。他基本上是无师自通，看什么画什么，画什么像什么，他画的农村中流行的四条墨屏，梅花、喜鹊、凤竹、残荷、秋菊和炭精像，十分惹人喜爱。村中有位小木匠，擅长做一种结婚用的小木箱，每个卖2元钱，刘万年画上几朵牡丹，就能多卖5角钱。但他不收小木匠的任何报酬，只当练手艺。

后来，刘万年竟然大着胆子画起了领袖像。当时哪有油画颜料，他就想办法把油漆倒在报纸上，等油漆的油被报纸吸收和风干到一定程度时，就当油画颜料用，效果竟然出奇得好。画着画着，刘万年成了当地有名的“大画家”，那一年他只有17岁。

刘万年画了7米高的《毛主席去安源》（临摹出版物）的巨幅画像，在学校、全县城引起了轰动。大游行时由十多人抬着，排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得意极了，又承接了数十幅领袖像的绘制任务。当时，画主席像应该是最革命的行为，当然没有分文报酬，公社或单位只管几天饭。所谓饭，只不过是杂粮面做得比较好吃些，萝卜菜里能见到几点油星。后来他想，为什么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却那样狂烈？这种能量究竟从何而来？

一天下午，他画好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正面巨幅肖像，左看右瞧，总觉得不是很理想，竟突发奇想，就拿起油漆刷，蘸了黑漆，给林副主席的画像加了一个又黑又粗的黑边，自认为这就是相框。俗话讲，“油画没有框，好比将军在澡堂。”黑边加完后，画面立即生动起来。他正在得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田栋荣老师推门进来了，刘万年得意地问：“老师！我画得怎么样？”谁知田老师看到画像后一声没吭，回身把教室门反锁上，小声对他说：“你怎么用黑色加这么一个边呢？只有遗像才会加黑边的！”

刘万年一听，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浑身抖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田老师拿起油漆刷，迅速蘸着白漆，几下就把黑边遮盖住了。刘万年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拉着老师的手，眼里含着泪花，说：“千万不要给别人讲。”

“我不说！”

刘万年不知道再向田老师说什么，只是呆呆地站着。

从此，他无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晚上常常做噩梦，梦见许多人挥舞着拳头，拿着各种利器，打击他！他狡辩着，这不是我故意的，是我不懂，真的不懂。但没有人理他，还是不停地打击他，用刀刺，使他流血，直至死亡……惊醒后，胸口一大片衣服被汗水浸得就像刚从脸盆里捞出的毛巾，他怕极了！

田老师真的没有向任何人透出半点“黑框”事件的内幕。从此以后，刘万年再也不敢画领袖像了。而他对田老师从心底里的感激和崇敬，一直保存了几十年。他非常清楚地记得，田老师是河南省太康县人，20世纪50年代初从甘肃师范学院（即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后，留到秦安县任教，后来调回家乡去了。

2019年12月，刘万年通过多方打听，才从同学处知道了田栋荣老师的住址。他毫不犹豫，急忙驱车几千里，前去看望这位当年搭救过他性命的恩师。到了河南周口市太康县的一个小镇，经多方打问，才找到田老师的家，但大门却锁着。好心的邻居告诉他，田老师有病，在郑州住院着呢！于是，刘万年又从太康县赶到郑州，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思念多年的田老师！但见83岁的田栋荣老师已经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身上还插着其他管子，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能勉强认得他！刘万年将带来的画作和烟酒扔在一边，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给田老师连磕了几个头！这一举动把同病室的病友和家属吓了一跳！大家都疑惑地问：“这个老头怎么了？”因为刘万年此时也已经是古稀之年。他激动地给大家讲起当年“黑框”事件的经过，但田老师摇摇头，表示已不记得了！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刘万年也曾经是“积极分子”，学生批斗老师的事也经常发生，但像田栋荣老师这样，很自然地保护学生的例子，也是常有的！也许在田老师看来，出自人性的善良本能和师生情谊，保护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平常的善举，却成就了一位成就卓越的艺术家！即使是在荒唐的年代，人性的光辉，也每时每刻，都在闪耀着！

看望完田老师，就像压迫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被掀翻，刘万年终于了结了多年的心愿！

同病室的病友们听了他们师生之间的故事，无不动容，纷纷赞叹：“看来，我们河南人做了一件大好事！你们甘肃人也太仗义了！”

刘万年画作《走进西藏》 王长华 摄

灵魂的皈依

1970年的冬天，当刘万年期盼当兵的愿望在公社领导的有意阻挠下两次破灭之时，一位亲戚从西藏来信，叫他去西藏打工。于是，他毅然踏上了西去的火车。

远去西藏，一方面是谋生，另一方面，也有躲避“政治灾祸”的原因。因为那次“黑框”事件，对刘万年的影响太深刻了，至今想起来他还心有余悸，冷汗涔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藏修筑青藏公路的近千名农民工，大多都是天水秦安人。他们用热血甚至生命，修通了通向世界屋脊之路！公路修成后，他们留下来，成了公路的守护神——道班工人、养路工人。刘万年的几位叔叔和亲戚，都是养路工人。有了这层关系，他从小就从亲戚们的家信中，了解了西藏。

他坐上火车，先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柳园车站下车，然后换乘汽车进藏，仅坐汽车就坐了8天。

1971年元月4日，刘万年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拉萨。当他第一眼看到布达拉宫时，觉得是到了佛国，进了天堂！他心想，今后不论死活，再也不离开这个地方了！

高原是粗犷的，高原是荒芜的，高原是陌生的，高原是安详的，高原是壮美的，高原是辽阔的，高原又是肥沃的。她用十分宽容的胸怀，接纳了一位稚嫩的艺术之心。这颗艺术之心，从此开始将艺术的种子播撒于西藏，将来只等着发芽、开花、结果了！

初入西藏，刘万年的第一份工作是算账，即贸易公司的统计员。参加工作的第三天，单位院子里有一帮人在七手八脚地办“学习专栏”，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形式，一般单位都会竖一面墙，用作贴大字报、批判文章、学习心得和表扬文字什么的。也是单位领导政治觉悟、思想水平的展示台。刘万年看到专栏太大，周边太空，不好看，于是，主动上前露了一手，在报头位置画上了工农兵愤怒的头像，一只手握成大拳头，一只手握笔，四周画了波浪形图案，右下方画了几朵朝阳的葵花。没想到，这一手竟然招来了周围人的不停称赞声。政治办公室的领导当行决定，从今以后，每一次的专栏由他负责，还有四五个下手帮忙！所以，刘万年的真正工作，就是文化干事。

1975年，由于在绘画方面崭露头角，几经周折，刘万年调入《西藏日报》社做美术编辑。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科班出身的好老师——马刚。工作之余，他对刘万年进行了严格的、正规的绘画基础训练。刘万年跟着马刚学习刻版画、画国画，练习素描、写生创作，什么都干，5年的时间里，他的绘画技巧与业务水平有了长足的进展。当时，西藏自治区常有绘画任务下达，报纸的美编任务也很重，这既是压力，也是个难得的锻炼与提高绘画水平的好机会。从那时候起，刘万年就喜欢上了国画，它好像与他生命中的某个方面有了不可分割的牵连。

1979年，刘万年在四川美术学院进修绘画专业。

期间，他第一次看到石鲁的画展在重庆群艺馆举办。

那些他非常熟悉的黄土高原上不起眼的荒山沟、秃山岭，在石鲁笔下竟然变成了壮美的山水画卷！他突然感到一阵颤栗！灵魂深处好像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浑身感到燥热难耐！

石鲁的画作在刘万年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他在《石鲁，伟大的石鲁》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一进展厅，我就被震撼了。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感受，我当时的情形是真有些精神失常，激动使我失态，控制不住自己，浑身起鸡皮疙瘩，一阵一阵发冷，进而眼泪不停地流，还哭出了声，抽搐得厉害。我不好意思，躲在一个角落里。过了许久，我突然狂笑、傻笑，停不住地笑……”

这时，一个老头对石鲁的画法很不理解，凑近他，疑惑地问：“这是个啥子皴吗？”

“啥子皴？石鲁皴！”

刘万年几乎把口水吐到老头脸上，怒火中烧，还想出手揍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他冷静了一下，又走到老头面前，对着他大吼：“不准石鲁有皴法吗？”

老头见状，确实吓得不轻，边看他边溜走了。

愤怒之后，便是狂妄，刘万年觉得，自己变成了伟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伟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因为有了石鲁，是他发现了石鲁，是他爱上了石鲁，是他懂得了石鲁，是他看到了石鲁！接着，他觉得有了石鲁，这世界是多美，天空多晴朗，人们多幸福，一切瞬间变了，包括所有坏蛋都变好了，了不起了。但随后，刘万年的心境又急转直下，他自卑、他低下、他可怜，他坏、他笨，石鲁太厉害了，石鲁太伟大了，石鲁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石鲁的画作，对于刘万年而言，就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她照耀万物，使万物生辉。石鲁给刘万年示范了一个方向，即黄土高原不但可以作为山水画的表现题材，而且在石鲁笔下，画出了风格，画出了创新，画出了不同传统的神奇作品！

石鲁是大师，石鲁开辟了道路，示范了方向，创造了方法，树立了标准，冲破了藩篱，引领了时代，感召了后来者。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泣血而成，和着泪珠，伴者苦难，但又张扬着正义与文明之气！

20世纪80年代，刘万年曾赴西安去拜望石鲁，可石鲁正在住院养病。他买了两瓶“西凤”酒，找到了陕西文联大院，问及石鲁先生时，有人告诉他，说石鲁正在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住院，任何人不准探视，很严重，警察还站着岗呢！就这样，刘万年错过了与他的精神偶像石鲁见面的机会，只能怏怏而归！

不久，他遇到一位青年人，告诉说石鲁先生已经去世！那一刻，他又一次流泪了！而且是任由眼泪喷薄而出！

郑板桥酷爱徐青藤诗,曾经刻了一颗印，印文云：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刘万年当时也曾经想，如果可能，就让我在病床前好好伺候石鲁，就像伺候父亲一样！我甘愿为石鲁倒尿罐子！

石鲁先生

上世纪90年代初，刘万年在西安举办画展时，专门去拜访了石鲁的遗孀闵丽生女士。

刘万年在石鲁的画中，看到的不是革命，而是以原生态自然为主体的全新水墨绘画。他从此懂得，西藏的山水，不是“井冈山”，不是“娄山关”，也不是黄山、桂林和雁荡山，而是祖国边陲一块独特的、没有任何污染的自然山水，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有许多相同之处。

刘万年想，读画不是读画家，而是读自己。正如读《红楼梦》，只有相当于大师同样水准的人，才知道曹雪芹在说什么，才能感同身受。

其实，刘万年和石鲁之间在心灵上的契合，完全可以用佛学所说的“心心相印”来形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先生对于人的认知能力有着精辟的论述：

佛经上经常说，有些人没有慧根。没有慧根的人很愚钝。愚钝实际上是认知能力不高。有慧根的聪慧的人，往往能够一眼看懂愚钝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佛学认知真理是靠直觉。直觉人人有之，但直觉有大有小，佛学的直觉，是通过禅定提高之后的直觉，即是更高智慧的开启。佛学的认知方法叫“循业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只有跟循自己业力的大小，业力的大小意味着认知能力的高低，发现宇宙真理的层次就不一样。一个人能够认知的东西，另一个愚钝的人永远不可能认知，要这个愚钝的人提高了自己的认知能力才能够认知，所以是不可重复的。

刘万年对于石鲁的“认知”，相当于佛学所说的“智慧的开启”！他运用自己的“慧根”，“循业发现”了石鲁的伟大价值！

佛教宗派在传承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对众弟子的精挑严选！如果再假石鲁以天年，他一定会把衣钵传给刘万年的！

石鲁的画作，对刘万年来说，无疑就是宗教意义上的“醍醐灌顶”和灵魂皈依！

刘万年认为，内地山水画的资源已经枯竭，而西藏是中国山水画的富矿区。

西藏地理位置独特，山川形态奇异，结构特性罕见，色彩丰富强烈，尤其适合绘画表现，从昆仑山到可可西里，这里有高山草甸和永冻冰层，冰河连片，水系交错，冻土层的地貌和冰河水系冲击区，形成大面积的水乡湿地，草场花海，野牦牛、藏羚羊、土帐篷、牧羊女、康巴汉，都是天设地造的画画绝佳题材，而在拉萨，尤其那些肃穆庄严、复杂繁密的寺院建筑群，红白相间的色彩相互映衬，花岗岩的坚硬质地和轻纱妙曼的窗幔、经幡，动静有致，软硬相生，无不形成绝妙的天然画面。

从此以后，刘万年的绘画之路，彻底地进行了一场“变法”！

知音的奏鸣

对于和刘国松的关系，刘万年用“我艺术生命的大救星”一语来形容。

艺术家需要一种殉道者的精神，更需要一种宗教情怀！

对于刘万年的这种精神，刘国松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将其总结为“苦行千里，以画殉山”。

刘国松，著名画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台南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所长，国际教育协会亚洲区会长，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

1987年的一天，西藏自治区美协通知刘万年，让他参加一个学术讲座，说是台湾刘国松先生来讲课。刘万年听后喜出望外，因为多年前他已从《美术》杂志上拜读过刘先生的新山水画大作，他的画作完全与传统山水画形成强烈的对比，令人耳目一新。

刘国松先生祖籍山东青州，1932年生于安徽，1956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并于同年创立五月画会。1968年成立中国水墨画学会。在美国艾奥瓦大学及威斯康辛州之史道特大学任客座教授达14年之久，来香港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迄今。

1961年，有感于一味追随模仿西洋现代艺术思潮与画风之不当，更基于对发展与宣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使命感，刘国松在创作上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重拾东方画系的水墨媒材，从事水墨的革新，倡导中国画的现代化。对此，大诗人余光中教授撰文称之为“浪子回头”。而刘国松也在此时提出一个至今仍有价值的口号：“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这天，刘国松先生在西藏自治区文联会议室进行了一下午的讲座，在座的大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刘万年却听得十分认真入神。讲课完毕，他打听到刘国松先生下榻的拉萨饭店，抱着一大卷平时的画作，去拜访刘先生。一打开画作，刘国松就惊讶地赞叹不绝。

他评价刘万年的画作说：“远观，大气磅礴：近看，千变万化；外表，持重挺拔；内里，奔腾流动！”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刘国松先生学贯中西，他的评价给了刘万年莫大的精神鼓舞！

回到台湾后，刘国松先生饱含激情，撰写了《西藏的画中传奇——苦行千里、以画殉山的大陆青年画家刘万年》的万字长文，刊载于1988年2月台湾《文星》第118期。

1987年底，刘万年接到刘国松先生从台湾寄给他的邀请函，邀请他去台湾参加一个由他引荐的大陆创新画展。后来刘万年才知道，同时被邀请的画家还有黄胄、吴冠中、于志学、石虎、舒春光、周韶华、韩书力等。信件中说刘万年的画“比国内许多有名的大师还要好得多”，他激动得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

1988年，大陆创新画展在台北三原色艺术中心举行，这是台湾首次举行大陆画家的作品展。刘万年送去的33幅作品，一时在台湾引起轰动。

4月22日，台湾《民生报》刊发《刘万年明展水墨——黄土高原“农民”彩笔诉说山之恋》报道，台湾《联合晚报》刊发《甘肃男儿心系西藏 绘尽高原荒枯莽荡——刘万年画展在台引起共鸣》。

展出十分成功，作品被收藏家全部收藏。

刘国松先生从台湾打来电话，告知刘万年展览盛况，他的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啊！多年苦苦探索的、创作的西藏山水画，在西藏遭到冷落，而在台湾却大获成功，大放异彩！他的心中升腾起无限感慨！

古有“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佳话。清代书法家何瓦琴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仁视之”，鲁迅先生引用这句赠给瞿秋白！可见，“知音”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极为稀少罢了！

刘国松先生

此后，刘万年便一发不可收拾。

香港《文汇报》记者苏晴写道：

1989年，刘万年应邀为北京天安门城楼作《神奇的高原》；1990年，他在甘肃画院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后，继展于西安市陕西美术家画廊、汉口武汉市美术馆，受到各地画界同仁的称道。1992年，这位从西藏走来的画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的第三次个人画展，他把昆仑山的雪、雅鲁藏布江的彩练、藏北草原的牛羊、日月山的传说，以及佛塔、经幡、寺院、圣湖带给了繁华首都的中外观众，一时反响强烈。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展览部特别为他召开了“刘万年西藏山水画座谈会”，与会二十多位专家对他多年的辛勤艺术劳动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1994年5月8日香港《文汇报》）。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期间，刘万年的同乡好友、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请来了当时任《中国作家》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冯牧先生观看画展。

冯牧从第一幅画就认真看起来，那么专注，那么投入，而又那么深情。刘万年又自豪又惭愧，小心翼翼地跟随在他的身后，一个个解答他提出的疑问，也承受着他一次次发出的赞扬。

当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召开的“刘万年西藏山水画座谈会”上，冯牧不顾天气炎热，不停地摇动扇子，激动地发言：“我虽然没有到过西藏，但我在云南西北部地区，其实是藏族康巴地区去过若干次。对于藏族地区的自然景观，壮威山川，我一直抱有深厚的感情。刘万年用自己的艺术实践，用自己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把藏族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民生活，那种具有特色的风貌展现出来，奉献给广大观众，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壮举……我觉得刘万年美术创造给我们中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事业提供了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业绩和成果，可以看成我们美术事业的一个成就，一个值得重视的成就，一个具有开拓性的成就！”

冯牧先生的话字字千钧，深深地震撼着刘万年的心灵！

他的眼睛模糊了，两行热泪不停地流着，如此德高望重的文艺界老前辈，对西藏怀有如此深情，对一个西藏的艺术青年取得的一点成绩，给予这么高的赞扬和肯定，他确实感到受宠若惊，心潮澎湃！他暗下决心，只有加倍地努力工作，才不愧对前辈们的期望，不愧对高原自然的美景！

不久，《中国作家》刊发《喜马拉雅情结》这篇专门写刘万年的报告文学。

冯牧先生

神山与圣水

2002至2009年，刘万年历时8年，完成了巨幅山水画《神山圣水图》的创作。这套巨型组图，以竖形8尺宣纸为一幅，共120幅，面积为369.0248平方米。全画分10个部分，依据标题，依此是：《走进西藏》《昆仑飞雪》《可可西里》《羌塘八月》《圣地拉萨》《雅江如练》《后藏探古》《珠峰远眺》《横断山脉》《梦游阿里》，这是继李伯安《走出巴颜喀喇》只后又一藏区题材的鸿篇巨制。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河北大学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郎绍君先生认为，《神山圣水图》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构图大、满、实，二是正面取景，以平面构成的方式，把山峦、谷壑、冰川、草地叠加起来，景物层次晰然，皆如在目前；三是“局部整体化”，将山石肌理放大，求“近取其质”的效果；四是综合泼墨写意、设色渲染与工笔勾画，突出景物的不同质感与光色感；五是对山石结构做适当的装饰性处理，以使画面产生和谐的节奏。

《神山圣水图》赋予作品超常的“体量”和“数量”，不画点睛人物，极少画人文景观，强化画陌生感；反复呈现相似性的画面结构，就像《梵唱大悲咒》那样，由旋律重复生出轮回般的神秘：给作品以稳定和沉寂，使它具有一种永恒感。

刘国松先生称赞刘万年的西藏山水画是西藏的“画中传奇”。

刘万年画作《羌塘八月》 王长华 摄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诗人画家、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认为，刘万年的西藏山水，主要在“高远”“深远”方面做了尽善的操作。所以他画的山水，显得宏伟，又大气磅礴。他那山水画中质朴而又流畅的线条，犹如跳动的琴弦；他的一幅画，便是一支豪爽的神曲；他那巨幅的画作，就似山的交响乐。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文联原主席周韶华先生，被美术界誉为“气势派的开宗创派者与理论建树者”，他认为，刘万年山水画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的大、满、静。大，是构图的宏达，气派的宏大；他的山水画大多画得很“满”，但与传统“全境山水”和“满”是不尽相同的；他的山水画显得宁静安详，充满了高原所特有的悠游不迫的牧歌情调。他的山水画常见大山园泽岿然，云雾淡远缥缈，寺庙端庄肃穆而人物性灵生动活泼。看他的画，你所感受到的是令人陶醉的自然之美，艺术家的豪情与柔情，别无多余碍眼的形式技巧的堆砌。

绘画、音乐、文字，是人类表达自己感情、记录自己活动的不同形式。如果用时间作为尺度来衡量，绘画显然最为短暂，音乐次之，而文字则最为持久。但若用直观性来衡量，则绘画最直接，音乐次之，文字则最抽象。

如果用这三种不同的形式来比喻刘万年先生的山水画，那么，它就是绘画中的《黄河大合唱》，文字中的“边塞诗”！

著名诗人吴辰旭先生评价说：一笔落下惊风雨，写尽雪域三万里！

这是对刘万年先生山水画的诗性评价！

刘万年画作《圣地拉萨》 王长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