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2日,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大罐以约2.3亿人民币的高价成交,刷新了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 近年来,元代历史与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博物馆和艺术机构举办的元青花瓷展览,都使得稀有的元青花整器在拍卖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高价。这些高价成交的元青花作品,不仅吸引了众多收藏家和投资者的目光,更进一步推动了元青花瓷器市场的繁荣。 沈荣均在2023年10月31日的《文汇报》上刊发的《元青花的幽蓝神采何以惊艳了世界》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中国古董瓷器中,元青花是仿佛神一般的存在——以“鬼谷子下山”大罐为代表的元青花,屡屡在全球拍卖场上创造价格神话;以“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为代表的元青花,多为世界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景德镇生产的元青花至今已有近700年历史,但系统认识和研究元青花的历史却不过70年。元青花给后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也留下难解的谜题,有待学界一一发现。 令人惊叹的是,“仿佛神一般存在”的元青花瓷器,竟然在甘肃临洮县博物馆收藏有两件,一件是元青花瓷春瓶,另一件是青花瓷鸾凤酒匜(yi)。 4月26日,笔者采访了甘肃临洮县寺洼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余尚谋先生,请他回忆一下当年发现元青花瓷器的过程。 
甘肃省临洮县衙下集乡寺洼山村是元代青花瓷的出土地 王长华 摄 问:请您回忆一下这两件青花瓷器的发现和出土经过。 余尚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甘肃临洮县衙下集乡寺洼山村双寺子社发现了一座元代贵族墓葬,出土的元代青花瓷莲花春瓶等文物,造型精美,花纹绚丽,堪称“国宝”,成为继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之后,甘肃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那是1987年6月18日,我在临洮县委办公室工作,周末回家时在衙下集街道遇到了亲戚张得顺,他看我自行车后架上捎着一捆旧报纸,就让我给他一些拿回去卷旱烟,然后又神秘兮兮地让我到他家去,说是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告诉我。 张得顺是双寺子人,我知道他当兵复员回来不久,家中生活很困难。当时我从县城到衙下集骑了将近四十里自行车,又累又渴,就和同样也是骑自行车回家的西坪乡乡长乔育仁一同去了张得顺家。来到张得顺家,我们三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张得顺说:“最近我准备要盖房子,在打土坯挖土时挖出了一座古墓,从墓中挖出了一些东西,来了一个回民文物贩子,他给我出了二百元要买挖出的东西,我怕卖得太便宜了,所以就没有卖,你们帮我看看这些东西到底能值多少钱。” 张得顺把我和乔育仁领到他家房后面的一堆包谷草跟前,挪开包谷草秸秆,只见墙根前的地上乱七八糟堆放着一些铜脸盆、瓷碗、瓷花瓶、瓷酒匜、陶斗、陶香炉等,我数了一下,共有27件。因为当地老百姓十分迷信,对墓葬和寺庙里的东西比较忌讳,认为这些东西拿到家里不吉利,所以一般不往家里拿。 张得顺说:“墓里还有个大木盒子,我猜想可能是骨灰盒,就没往外拿。”我让张得顺从家里拿了一把手电筒,跟着他来到村庄西面约二百多米的庄稼地里,见古墓顶端有个一米左右的洞口,往里一看,黑咕隆咚的,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 我们从洞口里下去,借着手电筒的光仔细探望这座元代古墓。这座古墓坐北向南,距地表深约6米,墓道宽约4米,墓顶用青砖砌成拱形,周围的墓墙装饰有砖雕人物。整座墓呈现天圆地方的建筑结构。张得顺说的那个木盒子大约有1米见方,外表用一层像铜皮的鎏金罩包裹着,里面的木盒子已经全部腐烂了。因为没有墓志铭,我们也无法知道墓主人是何许人也。从古墓出来回到张得顺家里,我对张得顺说:“你不要听信别人的诱惑随意出卖文物,要等县文物部门鉴定后再做决定。” 6月19日下午,我在回县城的途中来到衙下集乡文化站,让站长肖应立给县博物馆打电话汇报了情况。6月20日,县文化局局长罗进平带着县博物馆馆长苟惠迪等一行5人,来到衙下集乡,在衙下集派出所干警赵峰的配合下,给张得顺讲解国家文物政策和法律,经过反复动员,张得顺表示愿意将27件文物交给县博物馆,县文化局当场给张得顺奖励了200元现金。 问:那两件元代青花瓷就是出土于这座古墓吗? 余尚谋:不错,这座古墓出土了27件文物,但文物价值最高的,就是两件元代青花瓷器。 经文物部门鉴定,这座墓葬为元代古墓,在出土的27件文物中,有两件元代青花瓷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一件为青花瓷春瓶,一件为青花瓷酒匜(yi)。其中青花瓷春瓶高29厘米,口径7.7厘米,底径9.3厘米,侈口,束颈,垂腹,圈足,瓷胎光洁柔美,通体施白釉,青花彩绘,外壁口部绘二方连续草蔓纹,颈部绘蕉叶纹及莲瓣纹,腹上部绘以鹭鸶鸳鸯游戏于四组莲花之间,与下部二方连续宝相花组成文饰主体。 青花鸾凤纹匜,器身扁圆,有一长条槽形流,口沿及底足无釉,呈火石红色。内底绘青花双凤,内壁绘一周缠枝菊花,外壁绘仰、覆莲瓣纹,线条优美,釉面光润,青花色泽纯正。 
元代青花瓷春瓶,现藏甘肃省临洮县博物馆 图片由余尚谋提供 问:为什么如此珍贵的国宝级文物会在临洮县衙下地区出土呢? 余尚谋:这必须得从衙下地区的历史说起。 北宋熙宁年间,青唐羌族首领阿哥昌归顺朝廷,授土军元帅,赐国姓赵,后官至熙(熙州,今临洮)河(河州,今临夏)节度使。公元1234年,元朝皇子阔端率军攻占陇右,赵阿哥昌又顺应大势,归顺元朝,被封为迭州(今迭部)安抚使。据《元史·赵阿哥潘传》记载,赵阿哥昌之子赵阿哥潘弓马娴熟,善于统兵,随元宪宗蒙哥征蜀,屡建奇功。1252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取道临洮,授赵阿哥潘临洮府元帅兼同知,持金虎符。赵阿哥潘主政临洮期间,修建了临洮大寺、四大蜂窝寺、卓尼禅定寺,迎接元朝国师八思巴驻锡临洮,弘扬佛法,举办了为元朝皇帝忽必烈夫妇“灌顶”的仪式,临洮成为接待元朝达官贵人的重要圣地,因此,元朝贵族所用的这种贵重青花瓷就被带到了临洮。 另外,从宋、金、元时期到民国,衙下地区被封为“党卜里”(羌语音译,意为土司封地),修建了大衙、二衙、三衙三座衙门。赵氏土司历经五个朝代七百多年,涌现出了元帅、节度使、指挥使、总兵、同知等40多人,封为公、侯、伯爵者6人。 截至目前,衙下地区发现有赵土司墓葬3处,分别为双寺子何家坟、张家寺衙里阙、陈家坪山根墓。据衙下集农民书法家赵树德介绍,1968年双寺子何家坟发现一块兵马大元帅赵琨墓志铭,被当地群众拉到焦家路口的水渠上当做过水桥。近年来,衙下赵氏后裔又陆续收集了一些赵土司家族墓碑、墓志铭等,现全部安立在赵土司衙门遗址处。 近四十年过去了,元青花瓷瓶和青花瓷鸾凤酒匜成为临洮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多次作为甘肃文物精品,参加了上海世博会、敦煌文博会等国际展览。据了解,与双寺子出土的元青花瓷瓶同样的文物,全国共有5件,其中台湾博物馆藏3件、北京故宫博物馆藏1件,临洮县博物馆藏2件,可见其价值连城,弥足珍贵。 问:查阅史料,我发现,元代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王鹗在其所撰的《总帅汪德臣神道碑》中有这样的记载:(蒙哥大汗)左持葡萄酒,右执御玉带,曰:“饮我所饮,佩我所佩,应厥疾早瘳。” 可见,饮用葡萄酒,在蒙古上层贵族中就已经非常流行,而且,葡萄酒在当时极有可能是一种奢侈品,常被用来赏赐功臣宿将。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测,饮用葡萄酒的酒具,也应当是一种相当贵重的器具? 余尚谋:匜(yí),是中国先秦时代礼器之一,用于沃盥之礼,为客人洗手所用。《周礼·春官·郁人》:“凡祼事沃盥。”孙诒让正义:“沃盥者,谓行礼时必澡手,使人奉匜盛水以浇沃之,而下以槃承其弃水也。”周朝沃盥之礼所用水器由盘、盉组合变为盘、匜组合。 由用来洗手的礼器,发展到后来的酒器,这之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宋代之前,喝酒时最常见的器物是温碗。但到了元代,温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这种名为匜的古怪器物。匜,在普通意义上,被视为一种分酒器,人们可能会问,直接从酒瓶倒入酒杯不是更方便吗?但事实上,匜还具备另一项重要功能——醒酒。随着元代以后葡萄酒的逐渐流行,醒酒后的葡萄酒口感更为出色,而匜正是为此而生。 匜这种器物,其独特设计使得酒液能够大面积地与空气接触,进而加速单宁的软化,充分释放出封闭的香气。此外,它还具有滤渣功能。长时间放置的葡萄酒可能会产生胶体、酒石酸等沉淀物质,这些物质不仅会影响葡萄酒的口感,还会降低其美感。然而,通过醒酒过程,这些物质可以被有效地去除。因此,匜的设计中巧妙地融入了过滤功能,使其在醒酒方面更加出色。 事实上,不同材质和颜色的匜,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如安徽博物院、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都有收藏,但临洮出土的这件珍贵的青花瓷鸾凤酒匜,不仅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更展现了中国古代匠人的卓越智慧与非凡创造力。 
青花瓷酒匜(yi),现藏甘肃省临洮县博物馆 图片由余尚谋提供 问:元代青花瓷,究竟有怎么样的艺术魅力,让人们如此倾倒呢? 余尚谋: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被视为青花瓷中的精品,主要归功于其使用的特殊颜料苏麻离青,这种颜料是一种含钴的蓝色矿物。 苏麻离青是一种源自古波斯地区的稀有钴料,其化学成分以钴为主,赋予青花瓷鲜明、立体且层次丰富的蓝色。 与普通青花颜料相比,苏麻离青的发色更为纯正,且烧制后能形成独特的“铁锈斑”效果,更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 元代通过陆路商道将苏麻离青引入中国,但明代因交通中断导致原料绝迹,仅存于元至明宣德时期的瓷器中。 郑和下西洋曾是后期苏麻离青的少数输入渠道,但其绝迹后,后世青花瓷无法复刻元代的独特风格。 使用苏麻离青的元青花瓷器(如“鬼谷子下山图”罐、“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屡创拍卖纪录,其稀有性和艺术性被全球收藏界推崇。 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昭君出塞图”罐等作品,进一步印证了这类瓷器的历史地位。 元代青花瓷的卓越性源于苏麻离青的钴元素特性及其历史稀缺性,使其成为陶瓷史上不可复制的瑰宝。 作为国宝元代青花瓷器的出土见证者,我非常荣幸,更为祖先们创造了这样珍贵的文化瑰宝而感到自豪。 问:从两件元代青花瓷,可以管窥出怎样的元代社会图景? 余尚谋:据《元史·志第三十八·百官四》记载,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成立,其职责是烧造磁器以及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物。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掌管金银玛瑙玉器的提举司,官阶为从五品,高于浮梁磁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社会对瓷器的重视程度。 当然,蒙元帝国宫廷中金银珠宝玛瑙玉器的使用远超瓷器。而且,蒙元统治者们还会将一些精品作为赏赐,赠予汗国臣民,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高质量的元青花最终留在了海外他方。 值得指出的是,蒙古贵族与波斯商人之间,有着紧密的合作。这波斯商人,不仅精明能干,更拥有卓越的商业头脑,擅长运用各种策略来最大化资产收益。他们通过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广泛开展商业活动,不仅推动了元青花的全球化,更为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带来了丰厚的财富,进一步巩固了其国际地位。 因此,这两件元代青花瓷在临洮的出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临洮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其商业贸易的繁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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