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选出了过去一千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十人。其中，上榜的中国人有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六人。相较于其余五人，伍秉鉴的名字稍显陌生。但是，这位传奇般的广州十三行总商本不应在历史长河之中沉寂。

伍秉鉴，字成之，号平湖。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终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所出身的怡和行伍氏家族是十三行中最具影响力的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之一。

伍秉鉴画像，约1850年 关乔昌 作

据史料记载，“平湖（伍秉鉴）年未弱冠，即命开枝贸易。”伍秉鉴小小年纪便已跟随长辈经商，这既为他积累了商业经验，开拓了视野，也使他在突逢变故时能够处变不惊。嘉庆六年（1801）其兄伍秉钧不幸早早去世，主持怡和行业务的重任就此落到了伍秉鉴的身上。他所具有的沉着、冷静的性格在此时体现出来，不仅有条不紊地安排料理了兄长的后事，还在给外商的书信中写到：“至小行生理各事，俱照家兄生前，如常办理。”

短短两年后的嘉庆八年（1803），伍秉鉴便被众行商推选为总商，与卢观恒共同主持十三行的事务。怡和行伍家成为了十三行行商的领头者之一。嘉庆十二年（1807），怡和行的身家已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同文行。

伍秉鉴凭借出众的商业能力为他自己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他并非唯利是图、为富不仁之辈。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他奉“义以生利，义利统一”的经商理念为圭臬，以“诚”为致富之路。嘉庆十三年（1808），一家英国公司投诉怡和行售出的一批生丝质量不合格，伍秉鉴亲自到货仓验货，确认确是次品后，当即对英国商人保证将次品收回，三日内换为合格生丝。这样光明磊落、不为错误讳饰的态度为怡和行赢得了英商的信任。次年，怡和行便首次登顶十三行之首，时人称浩官（外商对伍秉鉴的称呼）已然成为“广州商界一个重要人物”。嘉庆十八年（1813）原总商去世后，伍秉鉴正式成为十三行行商的新总商，史称其“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货利枢机者数十年。”

怡和行屹立数十年不倒，与伍秉鉴明察谨慎、义利并重的为商之道关系密切。道光三年（1823），一名买办挪用怡和行作保的一家美商行号库款未归一事被伍秉鉴发现，伍氏当即将短少的五万元款项送还该行。同年，一位破产的波士顿商人因欠怡和行七万余两银元而无法回国。伍秉鉴对他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诚实人，只不过是不走运。现在我将欠款期票当面斯毁，把欠款一笔勾销。你可以回国了。”这名商人十分感动，回国后大力帮助伍秉鉴在美投资。至19世纪初叶，怡和行俨然已经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工商业跨国大财团，投资着美国的房地产、石油、钢铁、电报等各类行业，还由福布斯代为投资经营着证券业。伍秉鉴在美国的投资是如此巨大，史载其“有买卖生理在美利坚国，每年收息银二十余万两（银元）”，以至于美国有一艘商船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伍浩官号”。

伍秉鉴是怡和行最核心的人物，正是在他掌管的时期，怡和行和伍氏家族走上了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巅峰。印有怡和行图标的货物即被认可为上品，这便是怡和行当时卓越的品牌公信力。有洋商评价伍秉鉴是“一个最有用的行商。…拥有大量资本及高度的才智，因而在全体行商中，居于卓越的地位。”时人称“嘉庆间安海伍氏物力最富，……每遇岁除，家库核存常达千万有奇”，伍家可谓富甲一方。据W.C.亨特的《广州“番鬼”录》记载：“浩官究竟有多少财产，是大家常常谈话的话题，但有一次，因为提到稻田、房屋、店铺、钱庄，以及在美国、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种各样的投资，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2600万两（墨西哥鹰洋银元）”。而当其时，美国最富的皮毛大亨约翰·雅各布·阿都斯的财产仅有2000万美元，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600万两银元，伍秉鉴世界首富之名当之无愧。

伍秉鉴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因其工于心计。注重合作，诚信经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义以生利，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因为具有了种种他人无有的品格，所以才铸就了一个如彗星般璀璨的商业帝国。但是，正当伍秉鉴放眼世界、大做欧美生意时，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在英军直冲珠江口的坚船利炮之下，伍秉鉴的商业蓝图乃至整个商业帝国褪色了。三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伍秉鉴在失落、不甘、悲戚、忧患的环绕下离世，享年74岁。伍秉鉴的离去似乎也预示着十三行热烈如繁华烈火般的时代的终结。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十三行垄断对外商贸的历史就此彻底结束。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初，十三行的行商们就已在纷纷设法脱身。因为不从此中脱身便往往是破产、抄家、流放的结局，最终只能是身不由己地纷纷走向崩溃。成功如伍秉鉴，也在与官府和洋商的交涉中身心疲惫，于道光六年（1826）离开商界，将苦心经营的怡和行传给了下一辈。

官府敲诈，外商欺凌，种种复杂因素造成了十三行的黯淡收场。实际上，十三行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单位，不如说是清政府“以官制商，以商制夷”思想的产物。它自设立伊始便始终处在朝廷的高度掌控之下，背负着朝廷和外商有形无形之中的种种挤压。行商们的资本大多并未形成积累，以各式各样的缘由成了效劳官府的礼物。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也成为他们发展的枷锁。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此时中国的外贸完全是有来无往的被动状态，严重阻碍了中国商人和商业的发展。说到底，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起步阶段的产业与易折的花朵无异，在外敌环伺的险境中只可能艰难求生。内外交困的十三行最终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轰然倒塌，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