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中，对于日本民族性格是如此描写的：

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菊与刀》在1946年问世，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曾被三岛由纪夫盛赞为“着力阐述日本传统文化之二元性，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影响最为深厚”。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元朝时期，即公元十三世纪后期，就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在短暂的外事出访中，对于日本民族性的观察，竟然和700多年后的美国学者极其一致：

其民俗凶狠骁勇，不识父子之亲，不知上下之礼，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家置干戈，百姓皆兵。

与此同时，他还对日本的地理、物产和气候，有着相当准确的观察：

其地山水居多，可佃（耕种田地）者极少，无桑蚕丝枲（xi，枲麻，也泛指麻）。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益富。且舟楫恃风而行，忽值风变，漂流触撞，沉溺之祸莫可预防。

两相对比，日本民族后来的“两极分化”性格，在公元十三世纪之时，似乎尚未形成。至于后来如何形成这样的性格，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演变，这是留给当今的文化社会学者的研究课题。本文的主旨，则是概略介绍这位蒙元时期的杰出外交家赵良弼。

赵良弼的事迹，在元代苏天爵所著《国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一之三《枢密赵文正公》，以及明代宋濂等人所编的《元史·列传》卷一百五十九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本文即以前者为准，参考后者的有关记载，对这位元代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的事迹做一梳理。

赵良弼，字辅之，元朝时赵州赞皇县人，生于1216年。蒙元开国之初，举业进士，任赵州教授。辛亥（1251年）年，被忽必烈召揽至藩王官邸，历任邢州、陕西幕府属官。己未（1259年）年，蒙元大军征伐南宋，赵良弼入军中参议元帅府军事。中统元年（1260年），拜为陕西四川宣抚使。至元七年（1270年），授高丽经略使，奉命出使日本。还朝后，改任四川经略使。至元十年（1273年），拜为同佥枢密院事，连续任此职九年，后来因病而辞职归田。至元二十三年（1286），薨，终年七十岁。

赵良弼的族属是女直人，即“女真”。关于“女直”，一种说法是，为了避辽章宗（宗真）讳而改，另一说法是女真的另一种译写形式。赵良弼的祖上早先曾以部族之名“术要甲”为姓，辅佐金国皇族平定辽、宋有功，世代为千夫长，后来戍守河北真定赞皇县，因当地人很不通晓金国语言，以讹传讹，被称为赵家。他的曾祖父名祚,曾任镇国上将军，高兴地说：“这是上天将中华之姓赐予我家啊！”从此之后，遂以赵为姓。

影视剧中的赵良弼形象

讲论文艺  研习典籍

赵良弼自幼就非常聪明机敏，多智慧谋略。其父赵慤（que），曾任金国威胜军节度使、元帅、右都监，死于王事，朝廷赐谥为“忠闵”。赵慤的长子赵良贵，任嵩汝招讨使；赵良贵之子赵谠（dang），曾任许州兵官；赵慤的从子赵良材，驻守太原，也死于王事。赵良弼继承其父之职后，为官廉洁奉公，忠于职守。金哀宗完颜守绪流亡归德（今河南商丘），金国上党公、昭义节度使完颜开的部将防城提控崔立，杀害了守城的宰相归降蒙军，自立为郑王，还在城门口设置哨卡，严格盘查行人，并严令，擅自出入者格杀勿论！一时城内尸骸狼藉，一片恐怖！

当时，赵良弼在家侍奉母亲，他随身怀揣着其家族谱牒以及其父忠闵公以上世代先人的画像，坚定地说：“没有这些东西，就无从知道我的出身以及家族的情况。”于是，他乔装打扮，将家谱混杂于柴薪之中，与一群乞丐一起，偷偷地溜出城去，准备回到家乡赵州赞皇县去避难。到了黄河岸边，但见河岸上已经聚集了将要北渡的数千难民，但只有七艘渡船可供渡河，兵士们担心难民和他们争抢渡船，就拿起刀剑乱砍，以驱赶难民。混乱之中，刀剑伤及母亲的头部，赵良弼见状，急忙挺起胳臂拦护母亲，胳臂几乎被砍断。兵士们回头看见，十分同情这对母子，就出手帮助，母子俩这才得以登上船只。

北渡黄河之后，赵良弼用小车推着母亲回到家乡，尽心侍奉之外，每日跟从着当时的名儒讲论文艺，研习典籍，尤其致力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兵马强弱，地理险要，边防要塞。但凡有关国家兴衰治乱者，无不用心记忆深思。戊戌（1238年）年，即元太宗十年，朝廷发布诏命，开科考试诸道进士，赵良弼因成绩优良而中选，在赵州担任教职。

忽必烈尚为藩王之时，就有人向他举荐赵良弼，于是，他立即召赵良弼北上。见面后，赵良弼的对答令他非常满意。恰逢朝廷设立邢州安抚司，就擢升赵良弼为幕长（古代称将帅幕府中的参谋、书记等为幕僚，后泛指文武官署中的佐助人员。幕僚长就是参谋长，幕僚总长就是总参谋长）。邢州长期没有才干突出，品德良好的官吏，因此积弊日深。赵良弼到任后，区划有方，精心治理，但凡待处理的事务中有难办或掣肘的，则请示王府，再经过一年，如此往返六次，所请求的事务全部得到允许批准。就这样，邢州得到了很好的治理。赵良弼升迁为陕西宣抚司郎中。

元世祖忽必烈

参议帅府  屡陈时务

己未（1259年）年，蒙古大军征伐南宋，任命大臣霸都鲁为元帅，赵良弼参议元帅府军事，并兼任江淮安抚使，出师以来，五战皆捷。大军渡过长江到了鄂州，然后分道奔向湖南，攻下岳州，抵达潭州（长沙，别称潭州），然后还朝。这次作战，统帅部在治军方面极有纪律，未尝轻易地杀戮一人。

忽必烈率军北返的过程中，赵良弼上奏陈述了十二件事务，所言都有根有据，忽必烈深为赞许并十分感叹。到了古代卫国之地（在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驿使传令，派遣赵良弼前往京兆地区（即今陕西西安），访察秦、蜀两地的民情等各项事宜。不到一个月，他将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上报，还列举了十项事务同时上奏，这些建议大多都被采用。

赵良弼还上奏说：“高丽是个小国，依靠高山大海的险要阻隔，我国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附。前年高丽世子王倎（tian）来朝，恰逢圣驾西征，使其滞留我国已达二年之久。在此期间，我国对其关系略有疏离，在待遇方面也不够优渥，无以安抚和笼络其心，一旦他回去，将不会再来，应当优厚其待遇，以藩王之礼对待他。如今，听闻其父已死，应当立他为王，遣送还国，世子必然感恩戴德，愿意同我国修好，谨奉臣子的天职，这样做，可以不劳一兵一卒而得到一国。”忽必烈认为赵良弼说得极有道理，即日起就将高丽世子迁往别馆居住，且关照礼遇有加。不久，就赐封高丽世子并将其遣还，从此后，高丽一心一意地归附于大元，这是从赵良弼的进言开始的。

送赵良弼知广安州（壁画）作者：冯山

同心协谋  卒平大乱

忽必烈即位后，首先设立陕西宣抚司，任命廉希宪为宣抚使，商挺为副使，赵良弼参议宣抚司事务。当时，陕西刚刚遭受过剧烈的社会动荡，民众之心尚未安定，一旦遇到微小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当，时机稍纵即逝，极容易生出意外之变。赵良弼受命后，立即赶赴任上，在廉希宪、商挺两位主官到任之前就提前赴任。他早知有些事情急不可缓，便果断决策，在事发之前就预先准备好了对策。廉、商二公到任后，和他同心协力，共同谋划，最终平定大乱，安定了人心，这其中，赵良弼的襄助谋划之力居多。九月，朝廷改陕西宣抚司为行中书省，拜赵良弼为陕西四川宣抚使，兼参议行省事务。当时正值朝廷用武之际，他调运兵马，供给粮饷，所统辖的九路，上报下达，受理事务，日不暇给，心计口授，但凡物资往来，他都做到处置有方，供应顺畅，朝廷略取秦、蜀之功，最终得以顺利完成。

中统二年（1261年）冬，朝廷撤销了诸路宣抚司，赵良弼一时赋闲在家，闭门不出。不料闲居的日子没过多久，费寅就以九件事情向朝廷提起诉讼，诬陷廉希宪、商挺有异志，并且指名道姓地说赵良弼可为证人。费寅原是成都人，当初蒙古大军攻取四川，攻势凌厉，南宋守边将领深感难以抵御，力疲不支，就派费寅潜入秦地，作为间谍，用重金行贿，做了蒙古的官员。费寅其人十分狡黠奸诈，竟然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如鱼得水，长久不败，把官一直做到同知兴元府事。后来，他因为其他奸恶之事被察觉，经宣抚司审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审结完毕后准备上报定罪，正好遇到朝廷大赦，这才得以幸免。费寅为此衔恨在心，就暗中搜罗廉希宪、商挺二人在行事之中，不甚周密、略有疏漏的地方，乘机攻击告发，以报怨恨。当时，正值李璮、王文统反叛之时，世祖忽必烈听闻是说，不加审查，就相信了费寅的诬告，召来赵良弼询问对质。赵良弼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臣与廉、商二人一起共事九年，哪里有这样的事？”忽必烈再三询问，赵良弼还是答对如初。接着，对费寅诬告的九件事情一一进行审讯，赵良弼都一件一件地列举出来，进行对证。忽必烈认为赵良弼是在强词夺理，以巧饰之辞，故意为廉、商二人辩解，更加震怒，以施加大刑为威胁，百般谴责呵斥！但赵良弼却镇定自若，毫不畏惧，坚持前说，对诬告之事毫不妥协，据理力争，甚至手抚胸口，奋勇向前，请求圣上剖心以证明清白。旁观者都被其大义和勇敢惊得目瞪口呆，失魂夺魄，但他却神色自若。第二天，忽必烈下旨，命中书省继续审讯，费寅辞屈理亏，不能应答。朝臣奏请，以右丞粘合南合代替廉希宪职务，暂领行省事务，进一步审查讯问此案。后来，费寅的叛逆谋反之事败露，这个诬告案件才得以平反。

赵良弼出使日本，取道对马岛屿

出使日本  不辱君命

至元七年（1270年）春，赵良弼被任命为高丽安抚使，不久，改任经略使。在此之前，朝廷多次派遣使臣出使日本，最终都是不得结果而还，但忽必烈通使的决心异常坚决，遗憾的是未得其人。赵良弼受命之后，心想，日本、高丽和中国只是隔着一水，作为人臣，何处不可以死于国事，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为了国家，何必顾惜自己的生死呢？不妨一行。于是，他请求奉命出使日本。而之前的使臣被派遣出使高丽，名义上为遣人护送，取道对马、一岐等岛屿，实则是担心泄漏密谋，更加畏惧。因为日本如果通使，就有可能对他们不利。赵良弼一心一意决定出使，使他们难以得逞其计。

赵良弼一行从绝景岛登船，直接前往日本的太宰府。到达之后，比他早到的南宋使臣与高丽、聃罗（是12世纪以前曾存在于今韩国济州岛上的古国，曾为朝鲜半岛上百济、新罗、高丽等政权的属国，最后合并于高丽）等国的使臣一起密谋，意图共同阻挠蒙元与日本通使之事，就把赵良弼一行强行留置在太宰府，并派专人监视守护。然后，南宋使臣派遣人员，与日本、高丽、聃罗等国的外交人员往来议事，还多次以武力相恐吓，甚至在半夜之时翻墙破户，进入赵良弼一行下榻的太宰府，刀刃交举，放火焚烧邻居的房舍，喧嚣叫号，一夜之间骚扰达十余次。赵良弼丝毫不为所动，一头倒在床上，不一会便鼾声如雷，对屋外之事置若不闻。如此这般折腾了三日，对方黔驴技穷，就变了个方式，向赵良弼索要公文，还对守护监视他们的人大加斥责说：“你们应当催促他们快点交出国书。”赵良弼不卑不亢地说：“国书应当等着见了你们国主之日，才会送达。”对方几次威胁，想要强行夺取，但都被赵良弼严辞拒绝。就这样，对方显得极不耐烦，接着又多方诘难，但自始至终，还是无法使赵良弼屈服。最终，日本只得派遣使臣十二人前来大元入觐。忽必烈安抚慰问一行人之后下旨将他们遣还，日本国主准备奉表议和，恰好遇到南宋使臣中一位名叫琼林的僧人前来渝平，以故议和之事没有谈成。赵良弼回朝后，以疾病之故，请求归老于樊川。

日本民俗骁勇，家置干戈，百姓皆兵

不久，朝廷下诏，授赵良弼为四川经略使。时间不长，又再次召回他商议进兵讨伐日本之事。赵良弼上奏说：“臣前年渡海，留居那里不过才几年，非常熟悉那里的基本情况。其地物产风俗和我国大为迥异，当地民众性格凶狠而且骁勇，不知父子之间的亲情，不懂上下之间的礼仪，随意蹲坐，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与鸟兽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家家户户家中都有兵器，百姓随时都可以由农转兵。那里的地理情况是山水居多，可供耕种的田地很少，没有桑蚕丝麻。即使得到这里的人民，也不可供我们役使；得到其土地，也不能增加我国的财富。况且舟楫都要依靠风力而行，如果遇到风向突变，则船只只能随风漂流，轻则触礁，重则碰撞，沉船溺水之祸难以预防。就算有战国时期的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汉初张良、陈平的智慧谋略，也无处施展。臣奉使出使日本时，同行的三艘船只被大风吹刮着，随风漂流，等到会集在一起时，先后相差竟然有二十余日。在这里用兵无疑必须凭借百艘战船，但战船也只能随着汹涌的波涛而起伏，如天上的星星一样随风飘散，将性命完全寄托于沧海。如果想和在陆上作战一样进退整齐，号令如一，齐心协力，获得成功，确实太难了。”

至元十年（1273年），朝廷授予赵良弼同知枢密院事一职。上任后，他抓的首要事务，便是商议制定军中纪律，但凡奖赏有功、处罚罪过，兵符使用、军人户籍，以及教育演习、训导练兵之类，他都逐一陈述，总计三十多件事，都按照先后顺序，顺利施行。

讽视权臣  奸欺结舌

赵良弼从日本归来后，不幸染上了上气之病（症名，见《内经》五邪等篇，指气逆上壅的症候，多由外感六淫,痰气凝结,肺道壅塞所致）。他进入枢密院任职之时，正逢朝廷在江南地区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于日夜操劳，他的日常饮食很少，但事务却十分繁重，长期下来，逐渐地感到精力不济，但仍然不敢稍有懈怠。久而久之，使身体消耗得十分瘦弱。他多次请求辞职，以减轻繁杂之事，但朝廷正值用人之际，直到过了九年，才答应了他的辞职请求。

赵良弼与元明善同朝为官八年，他们蔑视权贵佞臣，使奸诈欺伪之人结舌语塞，他们一身正气，旁若无人，毫不顾惜自己的切身利害。有人劝告他说，凡事不要过于较真，这样容易遭人嫉妒，应当适当收敛，为自己腾好后路，但他对这些劝告置若罔闻。他听说有位大臣赞誉一位僧人善于役使鬼神，许多人试过，很是灵验。他在皇上面前，当面质问说，大臣怎么可以用巫术侍奉君王呢？应当将他们一起治罪。后来，他因病辞职，三年后，这位大臣果然被这位僧人的案件所牵连，因为擅自调动卫兵，被处以醢（hai古代把人杀死后剁成肉酱的酷刑）刑。

另外，蜀郡虞集在《文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至元十九年（1282年），正值丞相阿合马专权用事之时，妖僧高菩萨、千户王著，乘着人心不稳之际，制造政变，图谋杀掉阿合马。当时，皇太子真金正在随从世祖忽必烈在北疆巡视。高菩萨、王著等人暗中纠集党羽几百人，伪装成皇太子的礼仪服饰和兵器甲仗，并矫称皇太子驾到，在暗夜中扣开京城建德门，用钥匙开启而入，直达太子宫西门，传令守卫军士开启宫门。工部尚书张九思当晚正好留宿在宫中值班守卫，他立即大声呵斥守卫者不得擅自开启宫门，并派人对假传太子之令者说：“过去太子殿下回宫，必须让完泽、赛羊先两位将领先行，请求见到二人之后再开启宫门。”叛乱者无计可施，知道欺诳不过，就顺着宫墙南行，并且密语说：“从前门可以进去。”张九思偷听到这些人的窃窃私语，就说：“这帮家伙果然是在欺诈，已经明确无误。”急忙派人跑到前门告诉守卫者，但这时叛贼已到，而且大声疾呼：阿合马出来！刹那间，丞相阿合马与左丞郝祯，都被叛贼杀死。枢密副使张易，平素就以权变谋略著称，且存心仁厚宁静，以此之故，为忽必烈所倚重信任，留京镇守。叛贼入宫之时，假传太子之令，要求出动兵马，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张易平素就对丞相阿合马的奸佞不法十分憎恶，不假思索，就将士兵交与叛乱者。为此，张易受到牵连而被处以弃市之刑。论者认为，张易预先知晓叛乱者的阴谋，因此请求忽必烈，将其首级在各郡县示众。张九思入宫禀告皇太子真金说：“张易没有觉察叛贼的欺诈，而将兵马交与他们，将其判为死罪是适当的。但是，反过来认为他预先知晓叛贼的阴谋，则根本没有这回事。大臣因为犯罪而被处以死刑也就罢了，传首示众则未免太过分了。”皇太子真金恍然大悟，上奏于世祖，忽必烈立即听从了他的建议。

丞相阿合马画像

见义勇为  临难不避

赵良弼为人精细敏捷，富有智慧谋略，见义勇为，面对艰难险峻的局面，他丝毫不苟且，而且也不回避。当初，阿蓝答儿、刘太平奉蒙哥大汗之命前来会计（即钩考，在元代被广泛应用，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忽必烈在位期间，将钩考常态化、制度化，频繁进行钩考，以清查财政、官员贪腐等问题。钩考的实施通常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如“钩考局”，其过程包括设立机构、检查账簿、遍阅吏牍、追征欠款等环节），二人禀性狠毒，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凶恶残酷，常常在盛夏酷暑，用械具锁人，暴晒在炽热的阳光下，顷刻就会把人晒死。两人还纠集一群心怀不满而闹事捣乱之徒，故意教唆，责人过失，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官吏们望风生畏，害怕逃避，死于他们的滥施淫威和刻意制造的恐怖之下者约有二十余人。赵良弼当时为宣抚司郎中，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将宣抚司所有之事全部承揽到自己身上，应酬上级之命，总领官署事务。在阿蓝答儿、刘太平的淫威盛怒之下，不屈不挠，勇于应对，竟然使呈报的所有事务无一句言辞不当，朝廷内外十分叹服。在他出使日本的过程中，贼寇强盗从中间阻挠，风涛艰险，异国民俗凶狠暴戾，濒临死亡威胁者大概有百次之多，但最终还是以保全国家气节载誉而归。古人所说的有专对之才，不辱君命，赵良弼实在是当之无愧。

出身儒素  不忘根本

《元史》中如此记载：丞相伯颜攻伐南宋之时，赵良弼进言说：“南宋的重兵布防在扬州，应当以大军先进攻钱塘。”后来果然按照其计用兵。赵良弼还进言道：“南宋灭亡后，江南士人学业大多荒废，朝廷应当设立经史科，以培育人才；制定法律和政令，使奸猾的官吏知法守规。”最终，这些建议都被采纳。

南宋平定后，各位将校以及新归附的官员僚属入朝觐见，朝廷下诏，听命枢密院接受赞见之礼。赵良弼将平日所有积蓄，购买土地六百亩，捐助给其家乡赞皇县的庙学（指设于孔庙内的学校），以其收入赡养周济学生和门徒。另外，他又从别处购买土地一千六百亩，以其收入，为赵郡的学田（办学用的公田）作为办学经费。而且，他还释放了被俘的三户人家，让他们为赞皇和赵郡的两座庙学进行日常祭祀和洒扫。赵良弼在温县的别业原来有三千亩土地，他退休南归后，将其一分为二，将其六份赠予怀州，其余四份赠予孟州，永远属于庙学的资产。赵良弼这样做，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儒生出身，而且不忘根本。

有人向他询问如何治国理政，赵良弼说：“‘必有忍，其乃有济’（出自《尚书·周书·君陈》。意思是：人君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才能有成；有所宽容，德行才算高尚宏大）。人的情绪中最容易引发而难以克制的，惟有愤怒最为极端。必须先克制自己，然后才可以克制愤怒：必须顺应事理，然后才可以忘记愤怒。能忍所难忍，容所难容，事情就可以成功了。”

忽必烈曾经询问佥枢密院事赵良弼：“高丽是个小国，但其地的工匠和弈棋者却胜于汉人；那些儒生，只会通晓经书，学习孔、孟；汉人只会作赋吟诗；这些人将有何用？”赵良弼应对上奏说：“这不是学者之病，乃是因为国家崇尚倡导而形成的。国家崇尚诗赋，则人们必然趋从之：崇尚经学，则人们也必然趋从。”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赵良弼去世，享年七十岁，被朝廷赠予推忠翊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为韩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儿子赵训，任陕西平章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