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乐顿珠是达赖喇嘛的二哥，我曾经与二哥在香港和印度数次见面，二次专访，这位在最后的人生将自己定义为致力推动汉藏团结的流亡藏人，二月九日不幸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噶伦堡去世，享年97岁。

作为流亡藏人社会和政治有影响的人物，嘉乐顿珠被视为一个低调的地缘政治操盘手，更愿意避开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几十年来，嘉乐顿珠与中国领导人交往，希望藉助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来推动汉藏间的团结。他谋求各种途径希望让自1959年以来流亡海外的弟弟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嘉乐顿珠于1952年定居印度，达赖喇嘛在1959年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后逃往印度时，他是早期的调解人。嘉乐顿珠后来声称，弟弟安全抵达印度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复出后，嘉乐顿珠受邀成为邓小平的嘉宾访问北京，并为解决西藏及达赖喇嘛的问题奔走。让北京和达赖喇嘛有过一段「蜜月」期。也是一段汉藏友好历史的见证者，他在访问中提到自己的心愿时，余生就为一件事，致力推动汉藏团结，不能不说，嘉乐顿珠的离世，他带着愿望无法实现的遗憾，也是达赖喇嘛问题尚未解决的遗憾。

2007年，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波定居，但经常往来印度香港之间。第一次见他，相约在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晚餐，他说住得较远可能会迟到十分钟，结果他提早了五分钟到达了；约他早上十点在中环东方文华酒店作访问，他早十分钟就坐在大厅看报纸了。这位藏族老人仍然保持着讲信用、守诺言的个性。那一年，他已经八十，虽然，汉藏关系的历史重任压弯了他的腰，满头白发折射出为解决西藏问题奔走的岁月无情，那张古铜色的脸上刻下的是为藏民操劳的沧桑。

在中国领袖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嘉乐顿珠接受亚洲周刊独家访问，首次透露当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景，解密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思路和政策。

对嘉乐顿珠来说，这是一个甜密的回忆，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个子不高，与身高近一米八的嘉乐顿珠相比矮了一截，但当年邓小平果敢的作风、举手投足充满魅力的身影，给嘉乐顿珠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邓小平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宽容和谐政策、几次力邀达赖喇嘛返国的真诚，成为嘉乐顿珠美好的记忆。但言谈中，他还是难以掩饰心中的疑虑：西藏能实现邓小平曾经许下的诺言吗？

早年，嘉乐顿珠没有接受毛泽东电函要他去北京的邀请，于一九五二年出走到印度噶伦波定居。长时期离乡背井，嘉乐顿珠基于自身所经受的艰难磨练，又受到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西藏问题，寻求解决、结束流亡生涯的路径。他不能去中国大陆，就经常到香港，研究、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

一九七八年底，覆出主政的邓小平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李菊生派人寻找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几个星期后，经人介绍找到嘉乐顿珠。李菊生对嘉乐顿珠表示，邓小平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可以当天去当天就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嘉乐顿珠很兴奋，但他表示：“我的身份特别，我是达赖喇嘛的哥哥，要去北京的话需要达赖喇嘛的许可和同意。”回到印度，嘉乐顿珠向达赖喇嘛作了报告。达赖喇嘛表示同意：“如果邓小平先生要你去，你就去呀，你以私人的身份去拜访邓小平先生。”

嘉乐顿珠回忆，一九七九年一月份，正是北京严寒时节，李菊生陪同嘉乐顿珠去北京。“我们住在圆明园附近一个很特别的招待所，地方很大，听说早年彭德怀元帅在这里住了相当一段日子。”

会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一见面，邓小平就像老朋友般握着嘉乐顿珠的手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由此，京藏之间开启了达赖出走印度二十年后的首次高层接触。

邓小平率性直爽，他对嘉乐顿珠表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嘉乐顿珠向邓小平表示歉意，没有及时到北京是因为去印度请示达赖喇嘛了，“他让我来北京，看看你老人家”。邓小平非常高兴，很直率地说了：“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

嘉乐顿珠表示，达赖喇嘛或流亡政府没有委托来谈判，是以私人的身份到北京的。这时，邓小平讲出一段影响历史的话：“你就谈吧，西藏独立问题，不要说我，就是未来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给西藏独立，除了独立以外什麽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

嘉乐顿珠当时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二十年来，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与家人失去联络，不知西藏亲人的情况，他要求邓小平可以开放印度和西藏边境，使得海外的藏民可以回去探亲，找他们的亲人。话音未落，邓小平接上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乐顿珠接着又提出第二个问题，要求照顾上一世的班禅，他在这些年中受了很多委屈，因此希望能恢覆班禅的自由。邓小平听后说：“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覆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

嘉乐顿珠再要求，在印度流亡二十多年，达赖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办了很多的学校，教育了学生，亦培育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可以派一部分人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

邓小平回答说：“这很好啊。”他接着又问：“可以来多少人？”嘉乐顿珠说，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后每年增加。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在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邓小平还说。他们来了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你们的青年人来，也可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邓小平当时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令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与北京政府开启了沟通的大门，也使达赖喇嘛下决心不再谋求西藏独立。

回到印度，嘉乐顿珠把会见邓小平的情况详细作了汇报，并劝流亡海外的藏人应该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多沟通，尊重邓小平的建议，多回去看看藏区的情况。虽然达赖喇嘛周围不少人有不同意见，甚至认为共产党靠不住，但达赖喇嘛接受了这样的提议并提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谋求独立，派人与中央政府沟通，派人去看看西藏的情形。”

由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零年间，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到西藏。但前去西藏的访问团回来后的反映都不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哭诉所遭遇的苦难。嘉乐顿珠将详细情况告诉新华社社长李菊生。李菊生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是直接导致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会谈约一个小时，胡耀邦交给嘉乐顿珠“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其中体现了邓小平“向前看”的精神，提出欢迎达赖喇嘛回国的邀请，“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可以是当“人大副委员长”，也可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中也希望达赖喇嘛不再兼西藏的职务，可以经常去看看，但不要在西藏定居。“五条方针”最后明确，达赖喇嘛什麽时候想回国，以什麽方式都可以，途经何处回国都由他自己定，“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迎接他，并发布消息”。

嘉乐顿珠表示，胡耀邦务实，他对西藏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达赖喇嘛的态度现在看来是很开明，很开放的。嘉乐顿珠表示，他与胡耀邦谈起大西藏区的问题，胡耀邦回答说：“这个问题没有人提过，你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以后我们慢慢的再研究和商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暴乱。平乱后，有一次，嘉乐顿珠去北京，邓小平派人告诉嘉乐顿珠，希望他能见一下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那时胡锦涛正在北京养病，两人就相约在统战部见面。

胡锦涛给嘉乐顿珠的印象是一个很诚恳又很温和的领导人。已经近四十年没有回西藏了，嘉乐顿珠很详细询问西藏、拉萨的情况，“我问得很详细，问得很多，关于西藏的经济，关于西藏的行政方面，零零碎碎的。胡锦涛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嘉乐顿珠指出，拉萨市区洗手间太少了，为什麽不多盖一些，另外问胡锦涛“拉萨很多野狗在街上乱跑，怎麽不收拾那些野狗”等等。

令嘉乐顿珠惊讶的是，胡锦涛连拉萨街上有多少野狗的数字都能清楚讲出。胡锦涛说，在拉萨盖了很多公厕，但藏民有时不喜欢到公厕去解手。还有的人作恶，扔石头进去。拉萨的人喜欢喝酒，有的人没有工作，胡锦涛告诉嘉乐顿珠，他特别想办法准许了一千五百个三轮车牌照，特许给藏人经营。胡锦涛说，后来有的藏人把牌照卖了，有的租给汉人，结果是汉人赚了钱。

嘉乐顿珠与胡锦涛谈了两个多小时，嘉乐顿珠对胡锦涛的评价是三个“很”字：“他很不错、很谨慎、很务实，给我印象很深，也很好。胡锦涛不是做官而是做事的人，他没有官气，很务实。不像共产党的官员很多是做官的，不是做事的。”

那次见完胡锦涛后，邓小平又派人来问嘉乐顿珠，对胡锦涛有什麽印象。嘉乐顿珠请来人转告邓小平：“我说，多几个胡锦涛，中国的问题就会少一点。”对中共的主要领导，嘉乐顿珠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领导人，他敢作敢为，眼光看得很远。“是他找我去看他的，这很有胸怀。我是一个流亡到印度反对共产党的人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流亡印度多年，他很有眼光。”

自一九七九年受邀见邓小平后，到刘延东这一任以后的统战部长未见外，嘉乐顿珠与各任前统战部长都见了，有乌兰夫、阎明覆、习仲勋、丁关根、王兆国。嘉乐顿珠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官。”王兆国任统战部长年期最长，嘉乐顿珠每年都要见他，“王兆国很开明，他请我吃好几次饭，我们在一起聊得很愉快”。丁关根见嘉乐顿珠时递给他一张纸条，希望转告达赖喇嘛回国，可以成为中国的宗教领袖，为中国的宗教发展作贡献。

嘉乐顿珠也向王兆国建议，能不能与达赖喇嘛面对面的直接对话，大家骂来骂去的不好，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有新步骤。王兆国问嘉乐顿珠有何建议，嘉乐顿珠说：“邀请达赖喇嘛先回来，让他回来看看，听听中央领导人说什麽，也让中央领导人亲自听听达赖喇嘛要求什麽，这样问题容易解决，像我们这样做邮差送信的，没有用处的。”王兆国认为这样的想法不错，所以希望达赖喇嘛的代表来国内沟通，二零零二年北京又重新接纳达赖喇嘛派代表沟通，基本每年一次共沟通了十次。嘉乐顿珠认为：“汉藏都是黄皮肤，藏汉不团结是中了外国的离间计。”

嘉乐顿珠承认，流亡海外的有些藏人也有错误，“中央政府想同我们好好对话、谈判，但我们没有珍惜，结果把机会错失了”。他透露，在阎明覆任统战部长时，中央政府曾经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主导班禅喇嘛的追悼会。嘉乐顿珠带邀请函返印度，但身边的人不让达赖喇嘛去。嘉乐顿珠非常怀念邓小平时代对达赖喇嘛、对西藏问题的开明开放政策，他还是期待中共高层有智慧解决西藏问题，让达赖喇嘛有回到祖国的一天。

自从到北京见过邓小平以后，嘉乐顿珠手上戴了几十年的老式手表，时针就一直与喜玛拉雅山那边的中国时间同步。嘉乐顿珠看看手表说，自邓小平敞开大门，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思维，已经期待了二十八年，“难道还要再等二十八年吗？”他说：“我计算的是中国时间，如果达赖喇嘛可以回中国，我是一定会回去的，我不贪念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

嘉乐顿珠在噶伦堡的住处占地二亩，花园、车库、工人房都一应俱全，花园草坪的尽头有一张椅子，坐在那儿可以遥望远方，山的那边就是嘉乐顿珠的家乡西藏亚东。他还依照藏人的传统习惯建了一座香炉，对着家乡的方向。很长一段时间，陪伴嘉乐顿珠的是八只纯种的藏獒，成为嘉乐顿珠在噶伦堡最忠实的保镳。最近年纪大了，才请了一二个工人帮着照顾生活。

一九五二年，嘉乐顿珠从西藏出走来到印度，他说，当时连毛泽东要他带领西藏青年代表团进京都不去，与弟弟和母亲商量后就经属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错那县的达旺出走印度，事实上这也为了达赖喇嘛留一条后路。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走的也是达旺这条通道。为了避嫌，嘉乐顿珠出走时随身仅携带二千卢比，先在大吉岭住了七年，达赖喇嘛来到印度后，搬到新德里居住，负责同印度政府联络，后来才来到噶伦堡。

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份，十六岁的嘉乐顿珠随西藏政府派出的一个抗战胜利祝贺团去南京，嘉乐顿珠应邀去南京读书，当时经印度来到锡金的噶伦堡，坐美国的军用飞机，从加尔各答到昆明，再从昆明转飞南京。

嘉乐顿珠毕业于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前身），现在讲普通话时还可以听出些许南京口音。他透露，当时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把我当他们家的子女那样看待，蒋先生和蒋夫人对我是恩重如山」。嘉乐顿珠的所有学费、生活费都由蒋介石出，蒋介石的官邸嘉乐顿珠都可以自由进出。一九五一年嘉乐顿珠还去台湾看蒋介石，「他还给我送了五万美元，叫我好好的唸书」。

嘉乐顿珠一心想做的事，是促成达赖喇嘛可以早日回到中国。他从王兆国当统战部长时就提出，“应当邀请达赖喇嘛到国内看看，另方面也让达赖喇嘛与中央领导人面对面的对对话，让他也听听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中央领导人需要他做什麽；同样的，也让中央领导人听听达赖喇嘛想说什麽、做什麽。

嘉乐顿珠同达赖喇嘛的代表说了，你们去，不用说太多的事情，主要的是怎样促成达赖喇嘛去看看国家领导人，另方面也让达赖喇嘛去看看国内的汉族同胞。嘉乐顿珠说：“我始终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的中间路线不左也不右，是一个温和的路线，他能同中央领导见面，能共同商量来解决一些问题。”

嘉乐顿珠说，他是两边劝。“我真的担心会很麻烦，我跑了二十八年，辛辛苦苦的，我一方面劝中央政府，一方面劝达赖喇嘛。心里很累，很辛苦。看到现在这个情形很可怕。将来有冲突的话，要死很多西藏人，也要死很多印度人，也要死很多国内的人。为什麽我们这样糊涂呢？为什麽我们一直这样糊涂下去呢？我也许是杞人忧天。我们藏人有句谚语，叫做‘兔子睡觉时不闭眼睛，它怕蓝天会掉下来’；我变成一只兔子，总怕天会掉下来。”

看得出，历经过各种磨难的老人，有一种汉藏团结的情怀。他说：“说这样的话是相当痛心的，因为亲身领略过几十年的悲怆，而真真能理解的人又不多。”

这些年，我经常致电嘉乐顿珠在香港的电话，只闻铃声响未见有人接。嘉乐顿珠已经很多年没有机会再去看看他记挂的西藏，去看看如今藏人的生活，也没有机会看到他希望的达赖喇嘛回家时刻。

如今，走了，他也算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