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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方的六月,像父母的念叨一般,叫人难以承受,更难以入眠。一整夜的黏黏糊糊只有到了凌晨才勉强得以缓解。
好不容易眯一小会儿,就被幺叔面包车发动的响声吵醒,可能公鸡也被吵醒了吧,终于打了第一声鸣,竹林里的鸟儿顿时被吓得叽叽喳喳起来,第一束光应景的划破天季照进房间,我才反应过来今天周日,幺叔和幺婶分别要赶到两个不同的乡镇赶大场——卖甜糕粑,这么想来,按照惯例,昨晚他们蒸好糕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唉! 都说皇帝想长子,百姓想幺儿,曾经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下,我父亲和二叔的保护下,幺叔的少年时代也是浪漫而洒脱的。 幺叔大我十一岁,我记事起,他已经上初中,正是叛逆的年纪,在那个年代,逃学简直是他的家常便饭。幺叔从小嘴就馋,虽然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但这可难不倒他,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把门锁上下地干活去了,幺叔和他的发小扛来楼梯,从老瓦房二楼的风口翻了进去,待我听到家里有动静,隔着门缝瞅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揉面蒸包子了,我扬言一定要告诉爷爷,爷爷的牛鞭抽人的记忆让幺叔立马妥协,开始求我,并以给我做各种各样小动物形状的包子为交换,让我保密。 结果秘密保住了,可我的包子并没吃着,幺叔总对我露出一幅你看不惯我又打不过我的表情。让我无可奈何。 幺叔还喜欢带我上山割猪草,我背着一个小小的背篓,屁颠屁颠跟在他后面,他总是热情的帮我把我的背篓装满,我还一个劲的说幺叔对我真好,但也持有怀疑态度,果然,一回到家门口,他把我背篓一拉,功劳都是他的了,给我气得那叫一个委屈。 (二) 后来幺叔辍学了,跟着二叔去昆明打工,他们过年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五岁,到了要上学的年纪,幺叔给我带回来一个新书包,书包里还有一只钢笔,我稀罕到不行,对整个村里的小伙伴而言,那都是新鲜玩意儿。于是,我忍不住把笔放进书包里,再背出去炫耀一番,感受大家围着我问这问那的满足感,可一回到家,书包还在,笔却怎么也找不着了,给我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幺叔这人性格虽皮,但却有个小小才艺,他笛子吹得特别好,记得有一年过年,二叔第一次带二婶回家,大家围坐在堂屋的火炉边烤火,我看到侧门头上挂着的两支笛子,于是想活跃一下气氛,把笛子拿来给幺叔二叔吹,二叔起码是想在二婶面前秀一个,自告奋勇他先来,结果怎么吹也吹不出好听的音符,幺叔拿过来一吹,立马笛声悠扬,二叔不服气,又要来另外一支笛子,还是一样效果,这急于表现的模样把我二婶看笑了。 最后,大家在幺叔悠扬的笛声中,听到了竹林里大侠过招的豪迈和柔情。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幺叔二十岁了,还在懵懵懂懂的到处玩,为了让他稳一点,母亲在得到我爷爷奶奶的默许下,给他说了一门亲,他们结婚时,幺婶也二十岁,这婚虽然已经结了,可除了家里多了一个人外,对我的幺叔而言,并没有多少变化,在这个家,他还是一个比我大的孩子。 但唯一的变化是,幺叔打我欺负我的时候,有人给我撑腰了。我出门上学时,幺叔总要叮嘱我带一些碎粉笔回家,起初不知道做什么用处,我也欣然完成任务,后来知道粉笔的作用,我直接听到幺叔让带粉笔回家就怕着等。有一回,幺婶在堂屋门里边砍猪草,幺叔就在堂屋门外边用我带回来的粉笔画了一个圆圈,他让我提着裤脚站在圆圈内,他手里拿着以前爷爷教训他时用的那根牛鞭,让我算数学题,他这么个阵势,我本来会的题也不会了,幺叔:“8+5等于多少?”我:“13?”幺叔:“多少?”我:“14,14!”于是,越不会,越挨抽,越挨抽,越不会。这波操作把幺婶心疼坏了,冲出门来就把我抱在怀里,幺叔可不惯着,连幺婶一并打,这可把我幺婶气得够呛,我幺婶是谁,我们村冠名的穆桂英,更不可能惯着他,一把把牛鞭抢了过去,并挑衅的问,我抽你一下你试试疼不疼。不问还好,这一问。我幺叔眼里的火光腾就起来了,冲进屋里拿起砍猪草的刀就要砍上去,幺婶见状,反手抽了一鞭便跑,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幺叔悠扬的笛声里的刀光剑影,反应过来才跑去喊爸妈救命,我幺叔要把幺婶砍死了。 还好我幺叔手里的刀被我父亲夺了过去,可幺婶的牛鞭还在手里,趁幺叔被父亲制住的空隙,幺婶又偷得一鞭,这把我幺叔直接干崩溃了,说幺婶才是我爸的亲妹,他不是我爸的亲弟,并当天就提出分家,我爸也不纵容他了,对爷爷奶奶说,让他分。 分家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幺叔都还在气头上,哪怕过年,都要自起炉罩。幺婶拿他没办法,只得把腊肉炖豆米煮上,然后骗幺叔说,好歹是过年,让他去买一瓶山翁清,实则幺婶借这个空挡来找我爸妈吐苦水。谁知这一举动被幺叔发现了,他回到家,一怒之下,铲了一铲子煤炭渣子倒进火上的锅里一起煮,说这是我幺婶背叛他,不和他一并作战的后果。弄得全家子哭笑不得,虽心疼食物,却拿他无可奈何。 (三) 次年,我大堂弟出生了,幺叔有了当爹的自豪感,逢人就说他生了个大儿子。却没有当爹的责任感,这孩子是幺婶带着,我的父母帮忙养着。母亲和我说这段的时候,她还说:“说句丢丑的话。就你幺叔那时候的娃娃脾气,我真是怕他睡觉的时候翻身压到你弟弟。”随着大堂弟出生,幺叔和幺婶的矛盾更常常被激化,两个大娃娃三天两头为了个小娃娃打上一架,爷爷奶奶拿着实在头疼,只得找到我父亲母亲商量对策,最终决定动员他们出门打工,娃娃留给我的母亲带,一来是让他们换换环境,时间一久,懂得彼此珍惜;二来是要他们意识到责任和担当。 幺叔带着幺婶上昆明务工那年,我已上五年级,我的堂弟也接到我父亲工作的乡镇上幼儿园,他们出去几年,钱是没找着的,但家里人丁逐渐兴旺起来。陆续有了两个堂妹,又添了一个小堂弟,在那个政策严格的年代,幺叔和幺婶成了我家人丁兴旺的大功臣,幺叔的锐气也逐渐被四个孩子磨平了。除了幺叔来我家,我妈在做好吃的时候,仍会悄悄给我幺叔先开个后门,桌上总会给他碗里多塞一些,让我觉得幺叔还是我母亲口中那个随着她走亲窜戚的孩子,其它时候,我的幺叔真的如其他大人一般,脸上有了忧愁,时不时总会叹一口气。那个样子不要说大人看了心疼,连我都不习惯了,总觉得我熟识的那个幺叔丢了,坐在我面前这个幺叔仿佛不止大我十一岁,而是二十一岁、三十一岁。 随着家庭负担加重,幺叔和幺婶丟掉昆明架子工这个熟悉的工种,又跑到福建务了几年工。听闻,幺叔随着老乡出海打鱼,幺婶则进了工厂。再到年底回家的时候,他们似乎还是没找到什么钱,只是带回来的那个大大的牛仔包里,塞满了幺婶工厂生产的杂食,还有幺叔的专属,什么海马干、鱿鱼干等海产品。 (四) 幺叔这人非常重情义,我老家周边产煤,那时候经济条件紧张,时兴开小煤窑,没钱买煤炭,挖煤除了自家可以烧外,还可以卖一部分补贴家用。小煤窑成本虽然低,风险却很大,记得一个冬天的傍晚,幺叔他们同幺爷爷如往常一样在煤窑里挖煤,可越往里挖,煤气味道越来越重,等他们发现不对劲,回过神往外跑时,在最里面的幺爷爷已进入半昏迷状态,幺叔和另外一个一个同伴轮流拖着幺爷爷往外走,可是煤窑实在太深,已经来不及了。幺爷爷主动推开他们的身体,骗他们自己走得了,谁知当他们挪到洞口,回头一看,幺爷爷并未跟出来,一种不详的征兆弥漫着整个煤窑,幺叔再想挣扎往里去,但其它同伴拼命拉着,事情已经俨然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我记得哪天晚上,幺叔是被同伴背着回到家里的,我还处于懵懵懂懂的年龄,被那场景吓得瑟瑟发抖,“我们一个再坚持拖一段距离就好了。”说这话的时候,幺叔自己都是迷糊的,但他放声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幺叔哭,哭里有懊恼、有自责、有不甘心…… 后有几年,我的父亲病得很重,在昆明第十三医院住院,各种费用向医院里淌,那时,二叔在昆明当包工头,结了工资,便马不停蹄的拿到医院缴费。打工的幺叔手头紧,但又不甘心看父亲受苦,想尽无方,便和我幺婶商量,从她外家亲戚那边想方设法借来两万元打去给我的母亲,为了让母亲放心,幺叔还在电话里安慰说:“大嫂,你只管安心照顾我大哥,钱的事情我和二哥会想办法,你别怕。”那时,母亲体会到的不止是家人给的温暖和依靠,更看到了幺叔的担当。 有段时间我父亲病情恶化,导致呼吸非常困难,如果不用氧气养着,随时有可能在打呼噜的时候窒息而去。二叔各大医院打听下来,说可以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但几十上百万的手术费对于我们家而言,就是个天文数字,让我们看到希望,却又离希望是那样的遥远。幺叔在街上闲逛的时候,见到广告墙上贴了一则招聘广告,说是到国外务工,工钱两百万,提前结清,但工人终身为他们所用。幺叔觉得他那个时候看到那则广告,就是上天在暗示他,他执拗的觉得自己能“卖”两百万,换父亲一命,不亏。以后家里只要知道他在国外活得好好的就行,要二叔和父亲帮他照顾好孩子。结果他这一番言论被二叔骂了个狗血淋头,二叔认为他想法天真,要是救了一个又失去一个,意义何在。 幺叔是天真的,想法是简单幼稚的,但在危难面前,他却时时有着义无反顾的豪气和柔情,就如同他的笛声一般,动听而叫人感动。 索性还好,二叔有次在和公司同事闲聊的时候,说到父亲的病情,想来,那时候父亲的病已经充斥着二叔和幺叔的大脑,是他们脱口而出的话题,逢人就咨询情况,希望能发现奇迹。果然,奇迹真的被二叔找到,当二叔提到我父亲呼吸困难,总容易发生窒息情况的时候,从他同事那儿得知,他家一个亲戚也是这种情况,后来配了一台呼吸机,带着呼吸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二叔看到了机会,问到了这家呼吸机公司的电话,并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幺叔,他们二话不说,马上跑到呼吸机公司咨询了解,一番下来后,才明白我父亲气虚呼吸困难的问题未必是肝脏引起的,只要带上呼吸机,问题可以完全解决。于是,他们又马上跑到医院把父亲接过去,开始配带呼吸机。一套设备配下来,一万八千多元,虽然那时我父亲的工资才五百元,一万八千元对于大家而言也还是天文数字,但和上百万相比,就是九牛一毛,幸运的是,恰好是我二叔一个工程款。 自从我父亲的呼吸机配到位,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肝硬化问题竟然也并未成为主要问题。虽说长期依靠药物保养,但在我母亲的细心照料下,父亲的身体得以日渐康复。 (五) 2010年以后,架子工似乎更找不到钱了,哪怕有工做,老板欠工资也成了家常便饭。幺叔和幺婶索性折返家乡,在二叔的支持下,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他们的创业之路。在家里开起了小卖部的同时,幺叔找了一个会开车的亲戚合伙,一面练车,一面做起了水果生意。那时候,我们全家子都有种自豪感,似乎这个家庭一下子从普通农民家庭一跃上升成了经商家庭。回家过年的时候,看着小卖铺客来客往,我爸极其开心,他觉得,家里那个小卖铺就是希望。 生意做了两年,终究是亏的,幺叔也不再坚持,索性把货车卖了,拿着两万块钱重新到安顺接了一辆面包车。他一面做起跑车买卖,一面和幺婶一同做起民族服装生意。恰好那年,我父亲学校一位老师因工作调动,他们家有一栋楼要低价出售,父亲觉得机会难得,便让二叔把那栋房子买了下来。三十几万,对于那时的二叔而言,虽有压力,但要是生意好,也就是一个工程款,可以承受。于是,房子接过来二叔一家没回来住,但先扶持了幺叔,幺叔幺婶利用一楼的两个门店,做起了样样十元二十元的服装鞋子生意。 做生意起早摸黑是常事,但幺叔通过这个生意,捞得了人生第一桶金。考虑到家里人口增长,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已经九个,逢年过节回家住宿成了大难题,于是,修房子,便成了幺叔经济自由后想要完成的第一个愿望。通过和我父亲二叔协商,他们把我老太一代留下的老房子拆了,全家子暂时挤在爷爷修的瓦房,还有我父亲在老家时建的那几间小平房里。建房子,这是从老到小最欢喜的事情,这是让幺叔在寨中扬眉吐气的大事,也实实在在解决的是我们家的刚需。 为把房子建好,建得漂亮,我父亲从他工作的乡镇找来师傅,幺叔幺婶投工投劳,把房子建了起来。他们边做买卖边参与建房子,特别是挖基脚,相当辛苦,但幺叔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起来。房子建成后,软装成了我父亲和二叔的责任,但又是全家子花钱也开心的喜事。母亲在镇上请人打了窗帘,给每个房间买了床上用品。已经上班的我和弟弟一人打了五千块作为幺婶买家具的帮补,剩余的二叔全出。二叔同他们一起找来大货车,跑到安顺把家具全部拖了回来,此后,以幺叔为媒介,全家子住进了新房子,大家都有了各自的房间,这个房子更是像一根麻绳一般,把我们紧紧绑在了一起。 (六) 我上大学后,用自己勤工俭学的钱给幺叔买了一套笛子,幺叔开心的收下,可我却再没见他吹过,幺叔说,他已经记不得那些旋律了,但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无奈,听出了他话里的遗憾。幺叔还是忙,起早贪黑的做生意,但也越来越有生意头脑。后受疫情影响,大家的生意都不好做,而幺叔和幺婶却在熟人的引荐下,用五千元的学费,跑到六盘水学会了做甜糕粑的手艺。当疫情结束,所有人都在抱怨无工可做,生意难做的时候,幺叔和幺婶的生意做得如日中天。 虽然每天都在忙碌,但幺叔也学会了利用极少休息的时间,同寨里的叔叔们跑去河边钓起了鱼,钓鱼成了他独有的休闲时光,也似乎成了他唯一和自我交流的方式。听幺婶说他爱去钓鱼,我马上在网上给他买了一套渔具,我一直觉得,柴米油盐是生活的主场,但诗和远方却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102岁的老太仙逝时,全家子在悲伤中忙碌,幺叔却同父亲语重心长的说:“大哥,任何事你不要操心,你只管接待好客人就行,该休息的时候自己上楼休息,其它一切我来操心,你放心,我做得到。”一翻话,让父亲欣喜,高兴得彻夜未眠。不知不觉间,幺叔涌现出的担当,让人踏实。在父亲看来,做为老太独子的爷爷年纪大了,父亲作为长孙,首当其冲担起责任,可幺叔为了不让父亲过多操心,主动把重担扛了过去。 寨邻们尽职尽责,熬更守夜的帮忙料理后事,特别是炎热的夏日里的厨房,大家每天顶着热浪挥汗如雨,劳心费神的帮忙;直到一天忙完,还坚持坐下来把第二天的食谱商定才回去冲凉,一幕幕不得不叫人感动。这让我想到了有一回我回老家吃一个弟兄的喜酒,看到在家从不下厨的幺叔,在他们家帮忙时,居然带起围裙,成了掌勺大厨。那一刻,我了然,农村人的情义,从来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而是以心换心。当家里办事这一刻,看到大家忙碌的身影,看到所有人把我们家的事情当自家事情办的那份责任与担当,我才明白,幺叔他们用多少真情换回了这样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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