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闻通讯社/中华时报12月5日讯（记者 李海良 通讯员 杨鹏飞 毛凤君）半生的文学造诣，半生的僧侣修行。1920年，弘一法师首次乘坐乌篷船，自杭州出发，沿途经过绍兴、上虞，最终通过杭甬运河姚江，踏上了余姚县城通济桥船码头，造访了外公李少垣的府邸。外公与弘一法师既是同窗，又同出一门，情谊深厚。

李宅坐落于余姚县城繁华的府前街，现今已更名为阳明古镇的中段之地，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

自1921年起，弘一法师先后六次莅临余姚，期间云水浙东亦曾去上虞慈溪或宁波。而余姚与慈溪，则成为了弘一法师在浙江省内驻足的最后一站，留下了他深邃的佛学印记。

作为一代佛学宗师，弘一法师心怀慈悲，虔诚念佛，以戒律为师，其修为令人敬仰。他曾留下诗句：“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这不仅是对自己修行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后来者的殷切期望。

如今，已年逾九旬的叶衡先生，居住在余姚市区，于他的叶氏诊所内，缓缓回忆起与弘一法师相关的点点滴滴，仿佛那段岁月就在眼前重现，令人感慨不已。

叶衡先生，一位誉满余姚的老中医，其家族世代传承针灸之术，以“叶氏金针”闻名遐迩，同时也是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项目的重要传承人。近日，叶衡先生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往。

他说，他来自马渚镇下叶，毕业于上海圆明佛学院，早年曾在县城城隍庙旁的余姚居士林所创办的“务本学社”启蒙学习。在那里，他与翁郁文（他曾是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副总干事、总干事及副会长，当年名为翁凌澜）是同班复式学生。值得一提的是，翁凌澜曾在1991年专程来到余姚我家，重温同窗之谊。

他的外公李少垣，诞生于晚清时期的绍兴府余姚县城，出身于声名显赫的李氏大族。李氏家族在晚清和民国早期，于绍兴和余姚两地都是备受敬仰的名门望族。外公更是李氏家族中首位留学日本的人士，与弘一法师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同窗好友，他们还共同参与过剧社演出活动。此外，外公还与同乡周树人（即：鲁迅）有着深厚的同学情谊。

外公曾在我20岁那年提及，1921年，他陪同弘一法师一同前往普陀山法雨寺，欲拜印光法师为师。然而，印光法师并未立即应允，只是向弘一法师提出了“要一心念佛”的训诫。这段往事，不仅见证了外公与弘一法师的深厚友情，也彰显了弘一法师对佛法的虔诚信仰与执着追求。

1929年5月，一个春意渐浓的时节，他的外公李少垣也在普陀山法雨寺被印光法师正式接纳为弟子，从此与弘一法师结下了同门之谊，共同在佛法的海洋中遨游。

据《余姚佛教居士林林志》详尽记载，民国时期，高僧弘一法师在余姚地区不仅与李少垣师弟结下深厚法缘，还亲传衣钵于胡宅梵、毛契农两位居士。与此同时，两度担任余姚县县长的堵申甫，不仅是弘一法师在浙江的同僚，更是其一生的护法者。测绘马渚镇四联杨岐岙小渣湖详图的林大同又是弘一的同学，也是介绍弘一去温州传佛之人。

叶衡先生深情回忆道，弘一法师曾莅临余姚县城外，因身体不适而在牟山湖畔的寺院中静养。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余姚佛界的戒律修订工作，并助力筹备浙江省首座县级佛教居士林——余姚佛教居士林。

值得一提的是，弘一法师的师傅印光法师，乃民国“四大高僧”之首的嫡传弟子。而李少垣外公，作为印光法师的同门，自日本东京讲武堂学成归国后，投身军界，曾任袁世凯军政府少将。他早于弘一法师两年，在余姚成为佛教居士。

在1924年、1929年、1931年至1934年，以及1936年期间，除1932年弘一法师前往福建外，弘一的师傅印光、谛闲、圆瑛等法师频繁往来于余姚并小住于此。为余姚县念佛会、念佛团及寺院、居士林传授佛法、讲经说法，并引导居士弟子皈依。李家作为余姚、绍兴的望族，当年曾是印光法师与弘一法师的寓所。至今，弘一法师在余姚使用过的调羹、碗、宁波骨雕大床、老式八仙桌、骨雕椅子，以及他弹奏过的古琴和琴桌等珍贵遗物仍保存完好。此外，弘一法师还特意为余姚佛教居士林开业，从福建寄来署名昙昉的“南无阿弥陀佛”条幅字及书信。

1934年，余姚佛教居士林落成，印光、谛闲、圆瑛、宝静等法师先后居住于居士林南院最西两层小楼的楼上。弘一法师与李少垣外公的通讯，以及余姚居士的念佛心得，经由印光法师审定后，发表在《海音潮》或上海佛教出版社的刊物上。如今，县东街居士林南院的两层小楼已成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典当行旧址。

弘一法师离开余姚、浙江前往福建后，其嫡传弟子毛契农在民国时期曾任军界中将军衔，并担任余姚居士林林务委员。他与李少垣外公共同负责筹资工作。抗战中期，毛契农在居士林内创办了一处秘密的浙东游击纵队新四军织工部，使之成为一处“红色佛堂”。至今，仍保存有当年居士林为浙东新四军织工部制作的余姚土布、竹篓、老式马灯、线板、军服、木桶及浙东纵队新四军臂章等珍贵文物。中共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中共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等革命前辈曾先后来此指导。毛契农后来在新四军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108名代表之一，并任新四军浙东参议员。解放后，他出任由毛泽东同志签任的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2年九月初四的傍晚时分，弘一法师在泉州养老院晚晴室圆寂，这一消息深深触动了众多信徒与友人。据他晚年时的回忆，弘一法师圆寂后，曾任余姚县长的绍兴籍人士堵申甫，当时居住于杭州，他与我外公一道，积极投身于弘一法师灵骨归葬杭州虎跑山的筹备事宜之中。1948年，堵申甫与他外公携手，与刘胜觉等人共同努力，将弘一法师的部分灵骨从福建泉州迁移至杭州，并暂时安放在葛岭南麓的招贤寺内。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法师，堵申甫特地请来了著名学者马一浮，为弘一法师的灵骨瘗处题写了“弘一法师灵骨瘗处”这八个大字。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31年堵申甫担任余姚县长时，他就已经邀请过马一浮，为余姚龙泉山上的王文成公祠（即王阳明祠）题写了门额。

时光荏苒，到了1953年初，丰子恺、钱君匋、章锡琛、叶圣陶等文化名人共同发起了一项倡议，即在虎跑寺后修建弘一大师的舍利塔。堵申甫与他外公再次承担起重要责任，他们再次向马一浮求字，马一浮欣然挥毫，题写了“弘一大师之塔”这六个篆字，以表达对弘一法师的无限敬仰与缅怀。

1954年1月10日这一天，“弘一大师之塔”在虎跑定慧寺后山隆重举行落成典礼。这座塔不仅承载着弘一法师的英灵，更寄托了无数信徒与友人对他无尽的哀思与敬仰。弘一法师的一生，如同他留下的佛学智慧一样，永远照耀着后人的心灵。（头图由新民晚报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