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三年的时间，597封急电发往莫斯科，其中，335封急电直接通报给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上海——莫斯科——苏区，三道红色电波驰骋万里，是中国革命最黑暗时的一丝微光，隐没在背后的“红色国际谍王”便是佐尔格，他的谍海生涯便是从上海开始。

今年，是佐尔格遇难八十周年，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在武康路的夜空中，笔者试图找寻神秘——

“红色国际谍王”在上海

夏末秋初，悬铃木果实炸裂，暗黄色的飞絮在空中飞舞。走入这条长度1183米划出优美弧线的武康路，仿佛走进时光隧道，虽居闹市，却完全感受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上海百余年的历史，浓缩在两侧约30处各式花园洋房、公寓、新式里弄中。时间馈赠给辟筑于1907年“永不拓宽的上海小马路”的，不仅仅是表面的风情，更是历史“炖”出的生逢其时。

近百年前，这里是兵不见血刃的谍战舞台，置于中国近代史的壮阔波澜中，也许只算得上一个微小的浪花，但历史脉络的丝丝缕缕，在这里打了一个结，暗流在表象下汹涌。

沧海桑田。如今的武康路，是打卡上海的“首选必备”，可谁会想到，它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却是要推开通往近百年前的大门，去寻找红色通信历史上“隐秘而伟大”的辉煌。

一

1979年上映的“长影”经典黑白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片头，雨天的夜晚，中共地下党员刘啸尘拖着疲惫的身躯刚回到寓所内，被眼前一位端坐在转椅上，气质端庄的大姐扭亮台灯问道：“先生，这是福开森路42号吗？”

福开森路，便是如今抖音、微博、B站、小红书上大火的网红马路——武康路。20世纪初，福开森路已是高档社区。居住在此过的达官显贵众多，除了393号南楼的黄兴及对面1932年5月，初到上海的意大利驻沪总领事尼隆的官邸（1983年4月11日，第一辆国产桑塔纳轿车组装完成下线注册地），盛名之下的世界社，还有一个神秘的小组——“佐尔格小组”。负责人就是“红色国际谍王”理查德·佐尔格。

1895年10月4日，佐尔格出生于阿塞拜疆的巴库。他的父亲威廉·理查德·佐尔格是一位德国石油工程师，母亲尼娜·科别列娃则是一位俄罗斯妇女。佐尔格的童年在巴库接受了初等教育。1898年，佐尔格一家搬回德国，定居在柏林郊区。

在众多老师的眼中，“理查德·佐尔格是一个历史学问渊博的学生，善于辞令，未来或许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德国老师，甚至是外交官”。

然而，德军一战的失利以及共产思想的传播，让这位能言善辩的德国青年在1924年来到莫斯科定居，并且加入了苏联国籍和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1943年6月，正式解散）。

三年后，佐尔格进驻斯堪纳亚半岛，负责监视瑞典、挪威等国的一切行动。在那里，他用自己惊人的解密天赋证明了自己“并非只是一位纸上谈兵的记者，同样是一位实干派的情报大师”。

1929年，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特工佐尔格被派往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远东地区，也是他情报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来中国带着多重任务：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对内对外的各种政策、美英日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境内外国驻军的实力等等。

二

1930年1月10日，有着“一双深蓝色眼睛，一张轮廓漂亮嘴唇”的佐尔格以《德意志粮食报》驻中国通讯员的身份抵达上海。

这时的佐尔格并不知道，10年后的1941年10月4日，自己将在日本东京向莫斯科发回最后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正是这份情报，让斯大林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6个精锐师驰援莫斯科，从而打赢了莫斯科保卫战，保卫了苏联。

某种意义上，佐尔格是扭转整个二战进程的那个“关键先生”，而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故事，从上海开始。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福开森路均隶属法租界，1937年底，上海沦陷之前，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相对独立，国民政府无法对这里实施直接管辖权。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大量原沙俄贵族涌入上海，并集中居住在霞飞路一带，这里洋房林立，富商众多，外侨频繁出入，是大都市中不容易被看到的“缝隙”。

武康路的终点，是位于天平路、余庆路、兴国路和淮海中路交叉处，巍然屹立着一艘等待起航的巨轮——武康大楼（1953年前，名为诺曼底公寓），1924年，斯裔匈籍旅沪建筑奇才邬达克留下了这件传世佳作，成为诸多传奇的发生地。

上世纪的30年代，全中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租界中，随处都会发生逮捕、惩办国共双方间谍、内奸、叛徒的阻击暗杀行为。上海可以说是国际冒险家的乐园，又是远东国际情报的集散地。

佐尔格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自己的工作小组。在中共隐蔽战线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的帮助下，遵循佐尔格的纪律，一个由14人组成的国际情报小组迅速建立起来。

史沫特莱为佐尔格情报系统介绍了许多重要干部。方文（真名张放，后改名刘进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顾问等职。）是史沫特莱介绍的，著名的“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也是史沫特莱介绍的，他们是陈翰笙（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王学文（经济学家）、刘静淑夫妇和日本《朝日新闻》驻沪特派员尾崎秀实（1944年11月7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刑）。尾崎秀实是王学文在日本间谍学校同文书院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回日本担任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成为佐尔格在日本“拉姆扎”的核心成员。

       撒这么大的网，可不是吃干饭的。

早在1926年，经由李大钊和苏联加拉罕大使的推荐，陈翰笙便在北京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在近9年的共产国际特工生涯中，陈翰笙夫妇与佐尔格共同在上海战斗了两年多。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信息，便是由佐尔格通过陈翰笙传递给宋庆龄，然后再送到苏区的。

他接近了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德国军事顾问团科伦贝格男爵与南京政府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

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不到3年里，佐尔格共发回莫斯科的597封急电，其中，335封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那么，597封飞往莫斯科的红色电波是从哪里发出的？在各种解密档案中，似乎都没有明确提出佐尔格使用的电台台址。从武康大楼向东，沿着武康路行200米左右，是武康路333号霞飞别墅，这个建于1919年的联排别墅区，如今已是私人住宅。而90多年前住在这里的张文秋，或许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武康路的美景，尽管它们与她只有一墙之隔。

佐尔格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我打开。佐尔格在上海，有着两组情报来源，分别是国际组与中国组。国际组为共产国际搜集情报。后者成员都是中国人。

1931年6月的一个下午，在周恩来的引荐下，张文秋（刘谦初夫人）见到了佐尔格。在其回忆录《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中，她这样写道：“我们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前下车，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房间，房间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周恩来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佐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张文秋当时化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随后，张文秋在福开森路租了一栋三层洋房，但她并没有写到具体门牌。

中共隐蔽战线史研究者刘琳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在各种史料中反复考察、比对，最终将范围缩小至武康路333号的霞飞别墅（淮海中路1768弄也能进。2001年，推倒复建为27幢花园洋房）。

三

和张文秋假扮夫妻的德国共产党员吴照高住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的另一栋洋房里。两栋洋房都配备了齐整的工作人员，中文秘书、翻译、发报员、打字员、行政管理人员及采购、厨师、司机等一应俱全，还有一批从苏联调来的女技术员，专做俄文的打字和发报。

目前，并没有明确资料提到电报会从这里发出，但从张文秋回忆中看到，至少在这个情报站配备了发报员。

佐尔格给张文秋安排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和阅读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报纸，将上面公开发表的消息报道，依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分门别类摘录整理编成资料。

福开森路洋房的二楼通常是静悄悄的，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事情，谁也不开口探问，不是分配给自己的任务，谁也不去插手扰乱别人，翻译、打字员、秘书等数名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却鸦雀无声。

更神秘的是三楼的一位苏联女子。张文秋不仅负责掩护她，还照顾她的起居生活，“丈夫”吴照高更是整天呆在她的房间。后来，张文秋才知道，这位名叫伊萨的女子是吴照高真正的妻子，经佐尔格审定后的情报，由他俩译成密码，或用缩微技术制成胶片，经香港或哈尔滨送回苏联，如果是急电，则通过秘密电台直接向莫斯科发报。

事实上，足不出户的张文秋并不知道，这位伊萨在当时的上海滩小有名气，她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名为“时代精神”的外文书店。伊萨会俄文和英文，还会打字和发报，而书店不仅是欧亚左翼人士的聚会场所，也是通信网的技术联络点，是共产国际组织驻上海重要但不显眼的组成部分。

地图上看，武康路与淮海中路相交，加上西北边的泰安路，像极一把张口的“剪刀”。不少建筑在两条路上都有出入口和门牌。

     “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整个绿地毗邻着两条或者三条不同的大街。”

1931年4月1日，“佐尔格小组”成员鲁特·维尔纳搬入新家——霞飞路1464号，她在自传《谍海忆旧》这样写道。这栋房子在1932年底，随着霞飞路门牌重编调整为1676号（今1470号的中南新邨）。

这里的房子，天然适合隐蔽战线。

“里夏德（佐尔格）建议我弄一个自己的住宅，我们在法租界找到了合适的地方。”鲁特是闻名遐迩的共产国际红色女间谍，后来，苏军情报总局将她派到英国，担任原子弹间谍克劳斯·福克斯的联络员，她就此走上个人情报生涯的巅峰。

同佐尔格一样，鲁特的特工生涯也从上海开始，只是，当时她的名字是乌尔苏拉·汉堡嘉，是曾三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汉堡嘉夫人”，在佐尔格小组里代号“索尼娅”。

尽管，鲁特在随后20年艰苦而复杂的地下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报务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她的电台无一次被敌人发现。

但第一次来上海时，还只是一名22岁、衣食无忧长大的女孩，对电台一无所知。佐尔格对她的要求是，建一座联络站，为“佐尔格小组”开会提供房间，不参与谈话，只担任警戒。

       在鲁特的新家里，佐尔格和他的同伴们每周聚会一个下午，除佐尔格外，有时候还会来几个中国人。

两年里，佐尔格至少造访了80次霞飞路1676号。有时候，他会提来一个巨大的旅行箱包，里面装满各种情报资料。有一次，鲁特一进屋便惊呆了，屋里的人手里都拿着手枪，地毯上箱子里装的也是武器。这还不是全部，50年后，鲁特从苏联报纸《红星》的一篇文章里才知道，箱子里还有一部电台。

鲁特并不知道箱子里的东西会被用来做什么，她猜测可能是当时德国正在中国测试的武器样品，可能苏联对它们感兴趣，也可能是中国红军有需要，毕竟来她家里的还有两个中国人，“或许佐尔格是为了让这两个人学习拆卸和组装这些武器。”

这样猜测并非毫无依据。蔡叔厚，1898年生，浙江诸暨人。1921年的留日官费生，先后在东京电机专科学校和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攻读电机专业。1924年，蔡叔厚学成回国，在上海有恒路（今余杭路）1号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1929年，蔡叔厚将公司从苏州河北岸的虹口迁到南岸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接壤的福煦路403号（今延安中路369号），专门制作霓虹灯变压器，同时也为中共第一台秘密无线电收发报机研制者李强提供重要庇护所。1932年，蔡也被招进了“佐尔格小组”。

原中央特科二科吴先清（女，浙江临海人。1937年，苏联肃反扩大化，被当作“日本间谍”逮捕，后被流放到西伯里亚，从此杳无讯息）和刘鼎（原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顾问）刘鼎是中央特科有名的夫妻档，吴先清由组织派遣加入佐尔格系统，并发展了沙文汉、沙文威兄弟和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解放战争期间，沙文汉担任了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陈修良担任了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开启了隐蔽战线的又一段不凡历程。

就这样，鲁特家里楼上的壁橱里，永远有两只鼓鼓囊囊的大箱包，空了装满，装满后再倒空，持续了两年半。

    “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就直接通到家了，我们从所有的四个房间都能看见绿地，看不见别的房屋。”《谍海忆旧》中，鲁特的家是一栋独立花园洋房，如今具体位置还不可考，只记得鲁特有一天很兴奋，因为，好友史沫特莱搬到武康大楼，“距我们只有两分钟路程，我们都很高兴。”1987年，鲁特回到中国，回到她曾经给刚刚出生儿子哺乳和洗澡的房间，回到佐尔格和“佐尔格小组”战斗过的地方。

除了武康路，佐尔格手下还有一名发报员克劳森，在虹口区的一栋房子里架起了天线。神秘的电波，直至1932年11月，佐尔格离开中国，都没有被敌人找到。

四

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而言，“佐尔格小组”与“慕尼黑”（莫斯科的代号）之间的“空中交通线”至关重要。从武康路飘往莫斯科的电波，有时候是孤独的。

1931年春夏，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遭受致命打击。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责任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15日，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又名英美租界）里一幢三层小楼——北四川路235号被捕。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空中交通线”被迫中断。

牛兰在上海的一个公开职务，是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就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这是1927年成立的一个公开的国际工人组织，总部先设在海参崴，1930年迁入上海，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尤以中国工人运动为主要工作对象，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展工作。

此外，牛兰还在上海开了好几家商铺。当然，商人的身份只是掩护，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公开资料显示，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来上海一年多的牛兰，工作卓有成效，很快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了直接通信联系。

根据俄罗斯披露的档案，从牛兰抵华直到被捕，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与中国共产党来往的电报至少在36封以上，其中，中国共产党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最早是在1929年12月。

考虑到这时候中共刚刚造出自己的第一台秘密电台，功率还不大，这封电报应该是经上海过桥转到莫斯科。

1930年3月，被送到苏联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台修理的“木匠”涂作潮（湖南长沙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无线电公司军代表、上海电机厂厂长助理等职）和毛齐华、宋濂、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等人回到上海。据涂作潮回忆，当时，他和李强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一栋楼房里搞了一个功率250瓦的“国际电台”，准备与海参崴通报，由同样从苏联“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成回国的毛齐华、曾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及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等）以及宋廉负责报务。1930年12月17日，中央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在法租界巨赖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今391弄）12号被巡捕破坏当天，涂作潮假装油漆匠机敏脱身后，便是在这里找到了李强。

但这个电台应比较笨重，而且灵敏度不太高。后来，周恩来指示，考虑到地下秘密工作的需要，电台体积和重量要轻小，方便携带和操作。

1931年6月15日，因共产国际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杜克洛克斯在新加坡被捕，牛兰在上海的信箱暴露，随后被捕，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就此“失联”。而顾顺章的叛变更让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险入灭顶之灾。为了安全起见，地下电台不再属于中央特科，而是直接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

在离开上海的最后几周，周恩来对上海对外通信联系工作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为了确保秘密无线电台的安全和正常工作，他甚至亲自对设置在一幢西方人屋顶上的接收站仔细地进行了全面检查。

3个月前，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黄平接到一纸命令，要求他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秘密通道”。不久后，带着密码回到上海的黄平和莫斯科派来的报务员在海宁路福寿里的弄堂口接上了头。

据黄平回忆，他负责携带密码，而报务员则从海参崴乘苏联的商船到上海, 等海关人员查验完之后，偷偷从大船下来，划了一个小筏子把发报机带上了岸。两人接头后租了一幢房子, 滴滴滴的发报声重新在上海和莫斯科之间响起。

自1929年暮春，李强装备成功第一台秘密电台后，上海成为中共电台的“装备工厂”，陆陆续续装备出的电台被送到香港、江西苏区等地。1931年起，上海又成为中共第一批通信人才的“孵化基地”，开始人才输出。3月，涂作潮、曾三、伍云甫奉命奔赴江西中央苏区，而毛齐华作为上海本地人，继续潜伏了下来。

毛齐华记得，1931年秋，曾和他一起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学校培训的程祖怡回国，负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国际台，直接与海参崴台和赤塔台联络。

并没有信息可以确认，这位和黄平一起回来的报务员是不是程祖怡，但可以确定的是，1931年秋天开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信恢复了。

五

1931年底，程祖怡住到毛齐华位于华德路友邦里东1弄61号（今长阳路640弄61号）的家里，除了和国际台通报之外，还和毛齐华一起研究收发报机的改装。

新中国成立前的国共关系是很微妙的，他们曾经两次合作，两次翻脸，你死我活对着干。但是，他们的成员因种种关系、原因，双方还是互有往来。属“合法地位”的国民党成员对“非法地位”的共产党员，有的还包庇掩护，手下留情，不尽然是置同学、老乡、亲朋关系于不顾，斩尽杀绝。

但是，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虹口区、杨浦区的居民纷纷奔向市区，毛齐华和程祖怡带着电台转移多次。后来，毛齐华在大沽路437弄20号（今已成为延安绿地）找到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地点适中，只有两幢房子相连接，环境很适合地下工作。毛齐华花了500块大洋租金，当起了二房东。1933年春节前，程祖怡一家三口也搬到了这里，住在三楼负责收发电报。

为了防止电台暴露，秘密电台使用室内天线，随用随挂，用完收起来，但在发报时，电键一点，邻居的电灯泡，不论白天黑夜，就会发出一闪一闪的红光，若被邻居发现，必将引起麻烦。所以，他们要一边按电键调整波长，一边偷看邻居家电灯泡是不是闪出红光，一直调整到发不出红光为止。

资料显示，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共用一部电台，远东局通过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莫斯科联络，而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临时革命政府和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保持定期联络。

就这样，1931年秋天起，作为莫斯科和苏区的情报中转站，上海上空的电波从未消失：共产国际的消息，经由哈尔滨（或海参崴）秘密电台，传送至上海，然后再转到江西，再加上“佐尔格小组”发往“慕尼黑”的电波，三道红色电波交织在一起，打通了莫斯科——上海——苏区的万里“空中交通线”。

到 1932 年 8 月， “红色国际谍王”以上海为中心，构建的情报网已近百人，还在南京、北平、大连、哈尔滨、武汉、华南等地设有站点，编制了“一幅天衣无缝的情报图画”。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情报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