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天津设立了一所国家教育部指导管理、市教育局直属、以“抗大”精神为“校风”、政治办学方向明确、专业性强、学制新型的特殊“完中”。虽然初建期物质条件很差，创建时间紧迫，在校生少（首届只内招了239人），但是市重点的“重点校”。在短短的两三年中，校领导班子和教职员工忠实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将学校打造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摇篮”。它就是今天的天津外国语大学（“外大”）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前身——天津市外国语学校（“天外”）。

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日内瓦会议”上，崭新的中国外交风格，掀起了“建交潮”；国家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纠正了“浮夸风”，经济建设走上了良性轨道。国家国际交往日益扩大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高级外国语人才”。周总理提出“外语要从娃娃抓起”，指示“有必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办一些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外国语的外国语学校”。（以下称“重点外校”）

它是体现党中央意图的学校。1960年12月，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在几个大城市设立十所左右的外国语学校”，拉开了全国“重点外校”创建大幕。中宣部部长会议讨论了教育部提出的《关于设立外国语学校的初步意见》后，同意1962年秋季在北京、上海先行试办；1963年1月30日，中宣部办公室又在教育部党组向中宣部提交的《关于筹办外国语学校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中央书记处和总理审阅同意”。

它是凝聚老一辈革命家心血的学校。陈毅副总理亲自起草“重点外校”基建意见和全国规划；周总理亲自批示，“请教育部将高，初，小三级各语种衔接，包括学校、班数、学生人数、教师、教材和教学计划，订出五年计划送阅”。可见老一辈革命家对“重点外校”关注之“深”，关心之“细”。

它是国家统一批建的学校。1962年8月，教育部“建议”京、沪、粤、川、吉、陕六省市，1963年秋建立“七所”，而后扩大了“江苏、湖北”达九所。1964年初，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决定，在天津也设立一所外国语学校，致使我市搭上了国家首批“重点外校”创建的“末班车”。

它是办学政治方向十分明确的学校。正如陈毅副总理所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一批政治上很坚强，业务上很高超的青年人，作为革命的接班人；就是为了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好，把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流强国……”。这也是党和国家培养外语人才的立场指向，也可谓“天外”创建“初心”。为了适应形势和未来需要，1964年7月底，市教育局在市内六区，以政治条件为“首要”，以内招为主开始招生。9月20日（甲辰中秋），“天外”在无校舍、无教材、无设备、无经验的情况下，借天津一中、幼儿师范等校校舍开学了。

它是新型学制的学校。虽然按完中注册，但分小学部和中学部，实行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十年制”（寄宿制）。学生毕业考试合格后，进入指定的、专门为之开办的高校，继续原语种深造和第二外语学习。

它是具备专业性教育的学校。“外语教学上有特殊任务”，教学质量“要比普通中小学，学的更多、更快、更好”；教学方法以“听、读领先”；教学环境建设要求“外语化”“电教化”，教师配备高于重点中、小学，先后配备多名外籍教师； 外语教学“小班制”，平时管理实行“双班主任制”。

它是重思政教育的学校。由于政治条件“首要”，招收的革干、革军子女比例很高。学校为克服和防止学生的“自来红”思想，贯彻教育部《关于当前外国语学校几项工作的意见》，坚持开展经常化、制度化的思政教育。除每学期集中农村劳动半个月、每周三两节政治课、周五下午第八节课“团队活动“雷打不动”外。学校还采取多种形式抓学生劳动观念的培养、艰苦朴素教育和组织纪律性的养成。如请老红军、全国劳模、战斗英雄家属、教科书中的英雄主人公、“三条石”老工人等做革命传统报告；组织参观天津党史纪念馆、到烈士陵园祭奠先烈；开展学习焦裕禄、刘文学活动、到驻军营房、消防队、工厂观摩学习等。在初创期的头20个月中，学校就有计划的集中组织思政教育和社会劳动近20余次，打造了良好的正能量氛围。

尽管“天外”因“文革”1966年停招，而后短暂停办，初创期的不足500学子，多数未能成为“高级外语人才”，但受“摇篮”熏陶，无愧“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其中间不乏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立功、受奖者比比皆是；不仅有“全国十大模范干警”、劳动模范、省市级先进集体、个人，中学部还走出了近百名共和国的军人。更值得骄傲的是，“摇篮”还哺育了两名可敬的革命烈士。谁能说，这不是这所特殊学校的特殊荣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