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提出了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判断。揆诸历史，以及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兼及当下，人们会发现，所谓“世界潮流”，也就是“天下大势”，无非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民生”，另一个就是“民主”。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说，“民生”就是“经济基础”，“民主”就是“上层建筑”，两者缺一不可。世界上的且不说，单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王朝兴衰和权力更替来说，无非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中国历史上确实不乏“英明”的统治者。所谓“英明”，无非就是体察“民情”，顺应“民意”，较好地保障了“民权”，在一定历史时段，民安物阜，天下太平而已。

中国历史上更不乏昏庸颟顸的统治者，闭目塞听，私欲膨胀，视天下为一己之物，玩天下人于鼓掌之中，自以为是，拒不变革，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进步的洪流所湮没。

晚清时期，王朝的统治者，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虽然也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汹涌澎湃的“天下大势”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稍稍缓解了王朝统治的危机，但面对激流滚滚的时代大势，这样的“让步”，毕竟距离时代进步的步伐太小了一些，最终，无可奈何地被进步的时代所抛弃！

余英时先生在《戊戌政变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 “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可以认为，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所有新政，满清统治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让步”，但这种“让步”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一族专政”！这个“红线”绝对不能碰！而不能碰的结果是，他们对民众的宪政要求一拖再拖，将自己拖入了死胡同，最终走上了历史的不归路！

一言以蔽之，还是当时的统治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面对汹汹民意，不肯“让步”的结果！

因此，从历史进步和统治者让步这一对矛盾范畴的角度，解析清末所实施的一系列新政，探寻其背后的逻辑，或许会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洋务运动  黯然收场

洋务运动堪称清末新政当中一项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可以看作是清朝统治者有鉴于国际国内形势，主动“让步”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1861年至1895年晚清洋务派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

在清朝统治集团中，洋务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湘淮集团，还有崇厚、沈葆桢、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当时属于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和中国历史上历次政治改革一样，洋务运动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两种势力的斗争，反对洋务运动者，在清朝宫廷内外都大有人在。

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和宋晋等，倭仁甚至对“洋务”新政深恶痛绝，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李鸿章也是洋务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作为清朝统治集团中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慈禧，从自己出逃京师的耻辱中，已经清醒地看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和清军大刀长矛之不足，所以认定制器练兵、求强求富是有利于皇朝的富强之举的。所以慈禧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上，只有一条标准：看是否对皇朝强盛兴旺有利，不问亲疏，只论利害。正是这种理念和做派，才使兴起不久的洋务运动得到朝廷的支持而能够长久进行下去。慈禧太后在这场争论中，所扮演的是革新力量保护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

刘坤一也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

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以兴办实业而著称

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

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夏东元先生认为，“洋务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变革而不去采取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洋务运动发展论》

兴办学堂  废止科举

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1900年又遭到八国联军的沉重打击，这给清王朝的统治者以很大程度的警醒，被迫改弦更张：“庚子国变，几构灭亡之祸，于是向之阻挠者，始知改革为不可缓”（《戊戌政变记》，丁酉重刊本，第272页）。于是宣布实行新政，并把“求才”作为首要事务，在1901年1月的变法上谕中令各大吏对“如何而人才始出”提出看法（《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4页）。6月发布谕旨，指出“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阽（dian临近。多指险境而言）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清德宗实录》卷483，第13页）。求才的急切，促使其亟迫地改革教育制度。

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成为兴学育才的纲领：“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首项便是设文武学堂（《张文襄公全集》卷52）。袁世凯等也相继提出了兴办学堂的建议。1901年9月清廷谕令建各级学堂，“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 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19 页） 这样，兴办近代学堂便成为清统治者的既定国策并切实推行到全国。

改革科举制是甲午以来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庚子之后，朝廷内外呼声日高， 1901年8月，清廷颁布改革科举谕令，指出科举“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决定自1902年开始加试策论，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697页）。1903年底，张百熙、荣庆、张之洞 会衔奏请递减科举，指出奉旨办学堂已两年有余，但因“科举未停”，士林以为 “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所以“人情不免观望”，必须断其希望，“科举立时停罢”。请从丙午（1906）科起，每科递减三分之一，三科裁尽，“俾全国臣民确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办法，咸晓然于朝廷意向所在”（《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张文襄公全集》 卷61）。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 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徼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并警告朝廷：“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 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终于促使朝廷下决心废 除科举，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光绪朝东华录》卷五）。科举制的废除，为近代学堂的兴起扫除了一大障碍。

此后，清廷在全国各地采取了一系列兴办学堂的措施。

1906年，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

历史学者王笛指出，从兴学所采取的措施和实际过程看，清政权的确起了推动作用，出现这种状况是毫不奇怪的。经过八国联军的打击，清政府丧失了军事上的抵抗能力而成为列强的傀儡，然而清王朝并不甘心于这种命运操诸外人的地 位，仍念念不忘“以日本为前事之师，以印度、波兰、越南、缅甸作覆车之鉴”（《粤督陶复奏条陈变法折》，《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通论上）。它决不肯轻易放弃自己在中国的封建一统天下，而希望通过内部的改革来维护和加 强在中国的统治权。这个庞大的统治机器虽已腐朽，但仍在运转，它利用封建政权加紧推行新政，使中国在向近代化的道路上主动迈出了一大步。它不遗余力地兴办学堂，培养新政人才，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条件。

王笛同时指出，由于近代学堂是在满清封建统治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化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出现的，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既受到封建政权的控制，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又受到帝国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走上一条不能正 常发展的畸形道路。虽然这些新式学堂从教学内容和方法来看，基本可视为近代学堂的范畴，但同时亦不得不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某些性质，因而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

兴办学堂，废止科举，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做出的改革措施，虽然有被迫的成分，但也有较强的主动性，可以视作统治集团对形势发展的“让步”。这种“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仿行宪制  终不可期

与洋务运动、兴办学堂和废止科举相比，清末的预备立宪，则充满了一种戏剧性。

1902年3月，一度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刚刚回銮北京的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修律上谕，不得不承认“今昔情势不同”，祖传的《大清律例》也难以“推行尽善”了，要考察“各国通行”的法律来修订满清旧有的法律，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并于1903年设立修订法律馆，负责拟订奉旨交议的各项法律与各专门法典，删订旧有的法例与各项章程。

众所周知，慈禧是清王朝保守、顽固势力的总代表，曾于1898年血腥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甚至还发出了“终身不立宪”的毒誓。此时何以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呢？

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王朝的最高决策者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让步”呢？

促使西太后决定修律的直接原因，是1902年英、日、美、葡四国分别与清廷签订商约时，四国曾虚伪许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后，可以在适当时候放弃领事裁判权。此时，慈禧对仿行宪政问题的可能性尚未予以考虑。那么，为什么从1905年起清统治者开始打出“仿行宪政”的旗号，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呢？紧接着，慈禧于1905年7月，特派镇国公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以期有所参照。1906年9月，慈禧颁发预备立宪上谕，宣布：“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又借口“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操切从事，徒饰空文，”须要“次第更新，……以预备立宪之基础，”因此立宪之期，“俟数年后，……查看情形，……再行宣布天下。”这段话虽曰借口，但却透露出几分“认真”之意。（屈渊、刘树林《谈清末预备立宪的背景、实质及修订法律的意义》）

其实，促使清廷痛下“立宪”决心的，是国际国内局势的逼迫。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刷新政治，革除弊端，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扩充军备，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且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彼区区小邦尚能跻身强国之列，挫败沙俄，我泱泱大清何以如此破败屈辱，任人宰割？日本的崛起，在当时确实强烈地刺激了满清朝野上下，并为之树立了一个榜样，加之日本皇室地位尊崇，政权巩固，足令满清皇室既羡慕不已，又羞愧万状。至此，清廷始意识到更张变法才是唯一出路，由此萌发效法日本，预备立宪的念头也是自然的。

其次，自戊戌变法运动被残酷镇压后，满清政府在国内大失人心。康、梁虽亡命海外，但仍与国内立宪派遥相呼应，频频发起立宪请愿活动，立宪呼声有增无减。尤其日俄战争后，立宪派似乎更加活跃。自戊戌变法以来，立宪派在朝野上下已拥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立宪”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从官制改革入手，制定各种法律，然后再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军事，设立巡警，“以预备立宪基础”。数年后规模初具，再参照各国法律，实行立宪。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之后，清政府逐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行政制改革。

1908年8月27日，清廷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标志着清末制宪启动时刻的来临，二十世纪中国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命运多舛的现代立宪事业。

雷颐指出，在实际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总以条件不具备一再拖延，温和的立宪派终于也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

从1907 年起，立宪派就发起和平请愿，要求开国会，而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甚。

从1910 年1 月起到11 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清政府确已不堪救药，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

1910 年6 月,第二次国会请愿被拒后，立宪派人就公开号召要“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破除假立宪之狡猾”。他们和清廷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它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

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 年5月8 日，清廷出台的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走向革命、弃它而去。越到关键时刻，清政府的政策将自己的“利益边界”划得越清晰、越狭窄。至此，晚清立宪的改革之门终被清政府彻底关闭。改革之门越宽，革命之门越窄；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彻底关闭之日，就是革命之门完全敞开之时。

《钦定宪法大纲》：中国第一部宪法文件

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尤其没有那种不断妥协的精神。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郑佳明认为，在专制制度下，执政集团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清朝实行超级文字狱，用暴力限制思想，导致“万马齐喑”。一个国家200年不让提不同意见，不让学术讨论，思想贫乏，精神萎靡，信仰缺失，活力丧失，带来的就是盲目自大和内心的自卑。慈禧上位的时候只有20多岁，她违背祖制，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只能靠权术和阴谋。这个女人极富权欲，却缺乏阅历；颇有心机，但缺乏眼光；深谙权术，而缺乏知识；她统治了中国48年。（《晚清中兴夭折的深层次思考》）晚清就是在她的统治下，在维护“一族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拒不让步，从而一步一步堕入历史的深渊的！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审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所作所为，人们会发现，统治集团在大变革时代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因时制宜，对时代的要求和民众的愿望做出适时的回应，采取恰当的措施，进行适当的“让步”，或许可以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促进时代的进步，这其实是在考验一个执政集团的“领导能力”！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清廷统治集团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故此，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剧烈的大变革当中，动辄得咎，应对失措，失信于民，最终难免墙倒众人推，轰然倒塌的结局！

从此意义上说，历史的进步往往是统治集团“让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