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族传统生产活动独特性探析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 容炜俊

摘要：本文以黎族传统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学、生态人类学和环境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黎族传统生产活动的独特性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启示。从黎族社会形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可，剖析和认识黎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黎族；生产活动；独特性

引言

黎族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拥有着许多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先人的智慧精髓，令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黎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锦绣添上了一幅璀璨的画面。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黎族人民经过生产时间，逐步形成了以畜耕农业为主，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采集业和狩猎为辅的生产方式。部分地区还发现了带有浓郁原始社会遗迹的“合亩制”生产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后，黎族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工艺美术大师符关香巧织黎锦。记者容嘉鹏/摄

一、黎族的生产习俗

最早生活在海南岛上的黎族人，完全遵照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本能。在这个海洋资源特别丰富的宝岛上，世代繁衍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习俗。笔者认为黎族的文化习俗的主要依托，其实就是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

（一）黎族采集习俗

黎族聚居的海南岛地处热带、亚热带，属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十分适宜植物生长。野菜、野果、植物根茎、红白藤、木棉、山桂皮、药材等土特产资源丰富，为黎族群众的采集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采集活动成为黎族群众重要的家庭副业和生产活动内容。采集活动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专门进行的采集；另一种是随手采取。

新中国成立前，采集活动在黎族社会作用很大。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作物种类少、产量低的情况下，必须有相应的补充才行，而且黎族种植的蔬菜、果树少，淀粉以外的营养主要是靠采集野菜、野果来解决。加上当时人口少、山林茂密，植被破坏不严重，又为采集活动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除了果腹之外，采集活动还是黎族群众赖以解决穿、住问题的重要手段。黎族织布用的重要原料木棉和树皮就是通过采集而得。

采集的类型分为以下几类：

1.采集食用植物

通常在春、夏采集植物的枝叶、花朵和根茎等，如革命菜、山蒌叶、雷公根、雷公笋、竹笋、山薯、芭蕉花、芭蕉杆、龙骨花等；秋、冬主要是采集果实，如野荔枝、野龙眼、酸豆、野黄皮等。

（1）采集工具

采集的工具主要是木棒、镰刀、砍刀、锄头，茎、花、叶、果实等通常是用手摘，而根块类则用刀、木棒、锄头等工具来挖掘。

（2）食用方法

采集回来的植物一部分即可吃用，一部分要经过浸泡、煮等处理才可食用。

2.采集昆虫

黎族采集昆虫作为食品，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过去黎族地区经济不发达，但这些地区又有丰富的可食昆虫，捉食方便弥补了经济生活的不足，时至今日黎族群众还依然采集昆虫食用；二是采集昆虫是一项经验和技能，从古至今代代相传，体现黎族人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1）捕捉蝗虫

捕捉蝗虫。蝗虫是黎族常食用的昆虫，在田间地头、山上或路边都可见到蝗虫，捕捉蝗虫常见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手捕捉，一般是在早上趁露水未干之前捕捉，因有露水沾在蝗虫的翅膀，它一般不飞不跳容易捕捉；另一种是用网捕捉，这主要是在田地蝗虫量多的时候用的工具。

（2）蝗虫食法

蝗虫食法。对蝗虫的食法，先将蝗虫的翅膀、内脏、尾巴除去，洗干净后放入锅里用油炸熟或炒熟或煮熟，蝗虫的味道香脆可口。

（3）采集蚂蚁卵

采集蚂蚁卵。蚂蚁卵是黎族传统的食品之一，常食用的是黑蚂蚁卵和红蚂蚁卵二种。黑蚂蚁其形体小而黑，蚁窝黑色，椭圆体，直径一般15厘米至20厘米，其卵呈粉红色，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每年的3、4月份是采集黑蚂蚁卵的季节。红蚂蚁形体比黑蚂蚁大，呈砖红色，其窝是用树叶叠编而成，直径一般20—30厘米，其卵是白色，其味道有一点酸酸。

（4）采集蜂蛹

采集蜂蛹。黎族对蜂类的采集是一项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这项工作是由男子来承担，是勇气和智慧结晶的体现。

3.采集小动物

（1）捕捉雷公马

捕捉雷公马（变色龙）是黎族群众一项生活来源之一，每年3—5月捕捉雷公马的季节，雷公马常出现在树枝或草丛。有两种捕捉方法：一种是活套捕捉，这是在白天用的方法；另一种方法晚上捕捉的方法，过去是点火把去捕捉，而现在是用手电筒等照明工具去捕捉。

（2）捕捉坡马

坡马——是生活在坡地上的小动物，主要在洞穴中生活，黎族群众常用锄头或铁铲挖掘就可以将其捕捉。

（3）捕捉青蛙

青蛙——生活在田地里、水库边等，黎族群众常捕捉青蛙来当菜肴。通常是在晚上捕捉。

（二）黎族狩猎习俗

新中国成立前，狩猎是黎族的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狩猎分为集体狩猎和个人狩猎两种方式。黎族民间狩猎工具多样，主要有弓箭、粉枪、捕捉器、尖刀、绳网、长矛、铁钩等，黎族猎手们根据各种野兽生活的习性和规律，采用挂枪、陷阱装竹签、装活套、装山猪炮、放置毒饵、巡山狩猎和放狗围猎等方法捕捉野兽。

1.放狗围猎

集体放狗围猎，多在春节期间或9、10月份进行。届时，全村所有能够参加劳动的男子，都带着粉枪、弓箭、标枪、尖刀和猎狗等，由“带狗头领”率队上山，指挥围猎活动。狩猎开始，神枪手们分头埋伏在山的一头，聚精会神地等待着“带狗头领”纵狗从山的另一头将野兽赶向伏击点，以便射击。狩猎结束，猎手们聚集在“带狗头领”屋前的空地上分配食物。

2.狩猎对象、捕猎方式

狩猎的对象是山林中可食的各类动物，包括野猪、黄猄、鹿、鼠类、禽类等，农闲及春节前后黎族群众常集体上山围猎，而个人狩猎，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主要是在晚上进行。狩猎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有围猎法、装套法、陷阱法、装枪法、粘毛法、装尖子法等。黎族群众根据不同的猎物和场所，使用不同的工具和采取不同的捕猎手段。主要的猎具有：火药枪、弓箭、尖刀、兽皮弹袋、火药筒、竹夹子、麻绳套子、野猪炮、手电筒等。

（三）黎族捕捞习俗

黎族传统的捕捞技艺是黎族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双手及经验，慢慢总结发展起来的，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黎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溪中捕鱼的工具主要有渔网、鱼篓、鱼钩、鱼栅、鱼罩、筐篮等，渔网有拦河网、抛网、扳砧等，还有以矛刺鱼的。

1.黎族捕捞技艺的背景

流经黎族地区的河流，要么比较短小，要么就是河的上游，一般都水流湍急，这种情况，不利于鱼类的大量繁殖和成长，因此，捕捞活动在黎族的生产活动中地位不是那么重要，在文献和调查资料中，这方面的内容相对也较少。当然，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方面，黎族的捕捞活动还是客观存在的。

黎族地区的人们根据各类种鱼虾的习性，总结创造出一系列捕鱼的技术：箭射法、网捞法、钓法、鱼笼捕捉法、网罩法等。用箭射鱼是最古老的捕鱼法。以前河水清澈鱼多，站在岸边用箭射鱼。

主要鱼具有：麻网、弓箭、鱼笼、竹筒等。

2.弓箭射鱼

历史上，在黎族地区还流行以箭射捕鱼的办法。就是到了清代，这种古老的方法也还在沿用。清代张庆长在《黎岐纪闻》里就曾纪载：“黎岐无不能射者，射必中，中可立死。每于溪边伺鱼之出入，射而取之，以为食。其获较网罟为尤捷云。”

3.河溪捕鱼

民国时期，黎族地区多数地方没有养鱼习惯，多吃河溪鱼。《琼中县志》就提到：“河溪盛产鲤鱼、竹鲍、石鲮、火鲮、君鱼、梅鱼、鳖、加鲻鱼和缺鼻鱼等，人赤脚涉河，常被鱼咬，捕者伸手可捉。后来，由于使用炸药炸鱼和药物毒鱼，河鱼数量锐减。二十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挖塘养鱼。1949年以后，随着水库等水利设施的增加，淡水鱼养殖面积不断扩大。

二、黎族的传统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前，黎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大致可分为刀耕火种的“砍山栏”与水稻种植两种类型。到近代，已基本实现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生产方式。但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在黎族聚居的山区仍然广泛存在。

（一）黎族砍山栏习俗

刀耕火种式的砍山栏是与落后生产力相伴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和耕地不足的压力逼迫，历史上曾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仍是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不翻土、不施肥，种植在离居住地较远的地方，砍山成园后，用尖木棒戳地成穴，种1年至3年便丢荒10年至20年，全靠天然的自然力来恢复土壤肥力；另一种是技术上已经前进了一步，在距离居住地较近的地方，砍山种一年后，便用锄头来翻土，把收获后遗留的稻杆压下作肥，然后挖坑种番薯，到翌年2-3月收薯后，利用挖薯翻起的松土，再以尖棒戳种下山栏稻，如反复种植3-4年甚至8-10年，直到稻谷的收成骤减，即行抛荒，待过10-20年后，土地重新长满草木，依靠自然力恢复肥力以后，再来砍伐耕种。黎族“合亩制”地区实行的砍山栏耕作方法，远较其他地方原始。在砍伐时，只把树木的细小枝叶砍下，留下砍不动的树干，这种削枝留干的做法，与他们使用的工具太简单有关，因为这样一把钩刀即可完成，而要将树干砍倒则需利斧、大锯，费工也多。

关于黎族“刀耕火种”的情况，早在明代的文献里就已有记载，顾岕在《海槎余录》中记道：“黎俗四五月晴霁时，必集众斫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浩洌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余，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锄转。种棉花，又曰见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禾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地所，用前法别治。”这里所指的锄转，主要是当时的“熟黎”地区的情况。

据考古发现，历史上种山栏的工具，主要有双肩石斧、石铲、石锄、尖木棒、木锄等。近代以后，随着铁器的流入逐渐增多，砍山栏的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还用长木棒，但木棒的尖端已包上了铁皮或加上了铁尖；使用铁锄、铁铲、钩刀、斧、手捻刀，镰刀等简单的农具。

到1949年前，包括“合亩制”地区在内的广大黎族地区，还普遍流行“砍山栏”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由于耕作技术落后，广种薄收，产量很低，有“种一坡、收一箩”的说法。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在一些黎族地区“刀耕火种”的现象依然存在。实行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减少，随着生产技术的普遍提高，人口的增加，荒山的减少，“刀耕火种”的方式目前已趋于消亡。

（二）黎族水田耕作习俗

水田耕作在黎族地区有大春和小春两种，小春是10月犁田耙田，11月播种，12月和次年1月插秧，4月至5月割禾；大春是4月开始犁田耙田，5月播种，6月至7月插秧，10月至11月割禾。

1949年以前，黎族的水田翻整主要采用赶牛群下田踩踏的办法。1949年后，稻田普遍采用牛拉犁耕，一般水田是一犁两耙。水深过膝的田则用牛踩，踩后耙一次。若泥太深，牛无法走动就只能用锄头掘松，再用木板拖平。目前，在一些地方较低的田提前到3月左右就开始犁，避免了水浸。现在，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不少地方已使用拖拉机犁田、耙地。

育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浸种催芽、而后撒到秧田里育秧，待秧苗长大后，再拔出插到田里。另一种是“干播”，方法与汉族地区相同。其中“干播”法采用得较普遍，原因是过程较简单，省时间。干播时不必浸种催芽，为了防备雀鸟啄食，便在谷种撒下后盖上一层稀泥，结果秧苗根长得较深，拔秧不易。

秧田整理是靠牛将田泥踩成稀糊后，用手拨抹成平畦，田畦宽约1.5米。插秧的方法与汉区相同，秧苗过长时，也要剪去秧尾，使之插后易于返青。黎族地区的水田排灌主要靠开沟和用竹筒引水灌田两种方法。开沟引水，多数是在水源与田相平或高于田面的情况下采用。用竹筒引水的方法应用较少，多半是隔溪或沟的田，需水流架空而过才用。灌田一般是一年一次，即田踩好或犁耙好后，就灌入1-2寸深的水，接着插秧。直到收割前，为了便于收割，才将水全部排走。

1949年以前，黎族地区除了一部分沙土田因瘦瘠施放一些草木灰和少量牛粪外，其余绝大部分的田不施肥。群众一般没有堆肥和积肥的习惯，肥料只有用日常烧火所积的草木灰和犁耙田时积聚的少量牛粪（因牛关在栏里养的时间很短，犁耙田之后即赶上山野放牧，隔数天才去看一次），1949年以后，在人民政府的宣传教育下，才开始挖坑积肥，把飞机草这种分布颇丰的野生植物和谷壳堆存于坑内，待其腐烂后与牛粪混合作为基肥施用。当时，没有追肥的习惯。现在，除懂得施用农家肥外，普遍使用化肥，也知道追肥的方法。

在生产方面还有一些禁忌，在黎族地区每逢“龙”、“虫”、“兔”日则不犁田耙田；遇有丧事，则同祖公三代内的亲属七天不下田、不劳动。

为了防备鸟兽对庄稼的侵害，黎族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办法。防鸟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竹筒做成梆子，另以竹笋壳系一根短棍于梆子上方，使短棍恰好与筒接触，然后以一根长木或竹插于稻田中央，风吹竹壳摇动，则连动短棍不断敲打梆子，梆子随之发出“呵、呵”的声音；另一种是拿枪守护，见大鸟来则用枪打，小鸟来则大声驱赶，令其飞走。防备野兽，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日夜去看守，这种看守兼有打猎的性质；另一种就是设陷阱、下套子，将野兽捕杀。

（三）黎族生产工具和农作物种类

新中国成立前，黎族人民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反映在生产工具上亦如此，铁制工具品种很少，数量也很匮乏，种类“残缺不全”。不仅没有铁犁，甚至连做木耙的最必需的简单工具刨和凿也没有。所用木耙，只是用钩刀把木条修好后，拿尖刀或烧红的铁（多数是用残了的钩刀）戳穿成洞，镶进把柄和耙齿，便用来耙田。制作这种木耙费工很大，因此，有的地方则用竹耙代替。竹耙是用砍成1.3米长左右的竹子，剖为两半，利用其原长在节上的枝修整后作耙齿（枝留15-20厘米长），然后将2根1米多长的木棍，用藤条捆绑在剖开的竹上，成为筏状，即成耙。使用时，在木耙或竹耙上压几块石头，用牛拉着在田里来回拖曳。耕牛是黎族人民重要的生产工具，黎族地区的耕牛以水牛为主，黄牛较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1.耕作工具

新中国成立前后，黎族地区使用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有：犁、耙、锄头、钩刀、镰刀、铲、锹、铁爪、斧头、尖刀，铁制工具基本从汉族地区输入，木制的工具仍大量使用，除木犁、木耙外，木铲、木锹在一些地方也很通行。

（1）牛车

牛车是海南黎族人民常用的一种畜力生产和交通运输工具。老式的牛车的车轮全是木板，制作牛车轮板要选择海棠林等绝好材料，有的一棵树可制作二副车轮板，甚至三副。牛车的轮轴用鸡毡木制作，木色金黄，木质坚硬耐磨。牛车在过去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除上山搬运柴火，春耕时拉载秧苗，秋收时装瓜果、稻谷和地瓜，平时亲人生病到医院，到邻村去招亲，都要赶着牛车上路。现在的牛车几乎是用有滚珠的铁轮子，有的还在轮子上套上橡胶套，车身多是用铁条焊接而成，坚固耐用。二十世纪70-80年代，黎族地区的道路以土路为主，牛车容易陷进泥沙。为了不使拉车牛蹄缝里钻进沙子，车主常用报废的汽车轮胎剪成牛蹄的形状，给牛的四脚套上脚套，更好地保护牛蹄，使牛蹄不易受伤。

（2）犁

犁是海南黎族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传统农具。犁有坡地犁和水田犁两种。犁身一般用木头制作，犁头用生铁铸制，犁壁有铁制的也有木制的，木壁适用于红黏土深田。新中国成立前，黎族地区普遍使用笨重的旧式犁。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普遍使用新式的“五一”犁。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后，黎族群众把木制犁身改用钢管弯曲焊接而成，更加轻便、耐用。

（3）耙

耙是海南黎族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传统农具。耙齿呈“而”字形，耙的顶端有扶手，以方便田间操作。耙主要用于碎土平整土地，分铁齿耙和木齿耙两种。铁齿耙为竖式，多用于旱地平整。木齿耙有竖式和板式两种，均适用于深水田耕作。板式木齿耙在耕作时，人要站在耙上操作，今较少见。

（4）谷磨

谷磨就是碾米机。谷磨看似简单，编织起来颇费功夫。一要裁料、剖竹、剖篾、剖丝篾，二要编织磨的底坐和磨的上下齿盘，三要选用质量好的红粘土掺和盐拌匀后作为磨心，四要寻找几十年树龄的黄皮树或龙眼树作为磨的牙齿。石碾为圆盘体，作为稻谷的脱粒工具。

（5）锄头

锄头是海南黎族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传统农具。锄头呈拱形，有大有小。大的锄身较薄、锄口较大，适用于松软的沙壤土和熟地，也可用于挖粪；小的锄身较厚，锄口较小，适用于山地开荒。

（6）铁爪

铁爪是海南黎族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传统农具。铁爪的种类较多，一般有三齿、四齿、五齿铁爪等，主要以四齿为主。四齿铁爪又分大、小两种，齿形因地而异，沙土地区多用扁条型平齿，红黏土坡地多用圆锥齿，有些地方还用单齿弯钩爪。

（7）镰刀

汉族使用的镰刀有手镰和牛角镰两种。手镰一般有40厘米长的木条手柄，主要用于坡地作物的收割；牛角镰因镰刀手柄上带有一小斜叉而得名，主要用于收割深水田或被台风刮倒的水稻。黎族传统收割工具为手捻刀。

（8）牛栏

牛栏为海南各族用于拴圈牛群的设施。汉族的牛栏一般在屋前屋后或村旁，拴圈的多是耕牛。牛栏还是积蓄农家肥的地方，每年都为农家提供足够的有机肥。海南解放前，黎族农民养牛一般不设牛栏，完全采取野牧的方法。平日不用牛时就把它们都赶上山去，每隔7-8天才上山看一次，或做鬼求保护让牛在山上平安繁殖。到需要时才上山找回来，捆在村旁的大树下。海南解放后，经人民政府的宣传教育才逐渐改变野牧的习惯，在村子里盖起牛栏来。牛栏有两种：一种是用树枝架成长方形的栅棚，上盖茅草；另一种用细条树枝绞成一个圆圈，不盖茅舍，是露天的。

（9）木耙、竹耙

海南解放前，一些黎族群众由于生活极端贫困，缺少铁器工具，耕地只好用木耙、竹耙。所谓木耙，就是用钩刀把木条修好后，拿尖刀或烧红的铁棒戳穿成洞，镶进耙柄和耙齿，便用来耙田。但因制作这种木耙比较费工夫，因此，有的则用竹耙代替。竹耙是用现成的竹砍成每节1.3米左右，剖为两边，利用其每边原有的枝做耙齿（砍时留枝长约6厘米），然后便将3根约1米长的木棍用藤条捆扎在割开的竹上，成为筏状，即成耙。使用时，竹枝便是耙齿，在耙上压两块石头，用牛在田中来回拖曳，便算是耙田。

（10）尖棒

尖棒是黎族人民从事生产劳动中所使用的一种生产工具，是种山栏的主要工具。尖棒的形状为一枝大小长短不等的、一端被削尖了的木棒。制造方法也较为简单，只需选用较硬的木棒削尖而成。海南解放后，有些尖棒上镶有尖铁嘴。

2.农作物种类

黎族种植稻谷的历史悠久，唐朝徐坚在《初学记》里说：“《广志》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清•张庆长《黎岐纪闻》，在谈到黎族地区稻米生长情况时说：“依山涧为田，所获较外间数倍，其米粒大色白，味颇香美。”

除了种植稻谷以外，黎族人民还种植杂粮。主要有红薯、玉米、花生、木薯、豆类等。

三、黎族传统手工艺中的性别分工表现

海南黎族的传统手工技艺以工艺原始为特色，其中黎锦、黎陶、树皮布技艺还被誉为我国纺织和制陶的“活化石”。受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影响，历史上黎族的生产力水平一直停留在原始阶段，使得诸多原始形态的手工技艺得以活态传承至今，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分工则是始于原始社会的基于男女生理差异的性别分工方式。通过分析黎族古代长期实行性别分工的时代背景以及性别分工在传统手工艺生产中的具体表现，进而指出受性别分工方式的影响，黎族传统社会对个体的生存能力评价以及黎族人的生产活动礼俗等风俗习惯都与传统手工技艺产生了重要的关联。

（一）黎锦织造和黎族原始制陶手工艺

1、黎锦织造工艺

黎族织锦，一般包括挑花、刺绣、絣染（古称扎染、绞缬染）和蜡染等民族工艺。在海南黎族地区，无论走到哪一个村寨，都可以见到一件件出自黎族妇女之手的筒裙、上衣、头帽、花帽、花带、胸挂、围腰、挂包、龙被和壁挂等精美的织绣艺术品，丰富多彩的图案，美不胜收。这些工艺精巧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南国乡土的独特风韵，因而驰名古今中外。

据《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记载：“武帝末（前87年），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在当时，黎族人民穿的贯头上衣，就是用“广幅布”做成。这种布料是黎族妇女利用多年野生木棉制作而成的。关于木棉，《尚书•禹贡》就有这样的记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三国吴国人万震也在他的《南州异物志》中写道：“五色斑布似丝布，吉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有核，如珠绚，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轴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一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唐代中叶，黎族妇女用同样原料织成被子、食单（桌布）和盘斑布，被列为上贡封建朝廷的珍品。宋代志书更多地记录了黎族妇女在棉纺工艺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宋人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黎族妇女纺织出的“黎锦”“黎幕”“黎单”“黎幔”等品种繁多、工精艺巧的作品，证明黎族纺织工艺在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最早的棉纺织改革家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聚居的崖州（今三亚市）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等技术，然后传入中原地区，为推动江南一带棉纺织业的大发展，作了技术上的铺垫。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都完全出自黎族妇女之匠心。黎族姑娘从六七岁起便开始学习纺织、刺绣，从小就受到传统纺织技术熏陶。她们使用原始的踞腰织机，就席织布，平纹挖花，飞针走线，正刺反插，精挑巧绣，把心血凝聚在一件件的织绣艺术品上。她们织出来的花布、腰带、被子、筒裙以及壁挂，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就用“粲然若写”四个字来概括形容。

在历史的长河中，黎族织锦艺术充分显现了黎族妇女的创造才能和艺术造诣。一件艺术珍品的完成，可以说是黎族妇女心血的结晶，也是黎族妇女智慧的集中表现。据了解，她们每织绣制作一套盛装，往往需要花费三四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每当民俗节日，或是参加婚礼盛会，姑娘们总是三五成群，汇集在一起，身穿着美丽的服饰，出现在人群之中，以获得人们审美的心理满足，这意味着向别人显示自己的织绣才华。其织绣技艺超群出众者，被人们称为“织绣能手”，从而赢得崇高的赞美和尊敬，还能得到青年男子向她投来的钦佩的目光和送来赞扬及求爱的歌声。清朝人张庆长在他的《黎岐纪闻》中就有这样的叙述：青年“男女未婚者，每于春夏之交齐集旷野间，男弹嘴琴，女弄鼻箫，交唱黎歌，有情意投合者，男女各渐进凑一处，即订偶配。其不合者，不敢强也。”每当一对相恋的情侣定情之时，姑娘总是把自己织出的一件认为最满意的花带或者手巾亲手送给“帕曼”（黎语：男青年），表示对爱情忠贞不渝。这珍贵的礼物，便是幸福美好的象征。黎族织锦艺术，它不仅反映了制作者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水平，更难得的是，它作为爱情的纽带，精神的寄托，反映了黎族姑娘对幸福有着无限向往和追求。

2、黎族原始制陶手工艺

制陶工艺是黎族的文化特征。自古以来，制陶是妇女的工种，有“女制陶男莫近”的习俗。根据黎族地区出土粗陶器文物特征，印证黎族制陶工艺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开始的，并在漫长的制陶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制陶技艺。

（1）黎陶泥条盘筑法

黎族露天烧陶具有独特技术，如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保突村，三亚市天涯区黑土村，泥条盘筑露天烧陶技术：首先选择粘性泥料，晒干泥块后舂碎成泥粉，把泥粉拌成泥浆，反复揉搓成泥团，捏制成泥条，先把搓好的泥条盘在左手掌心，然后用右手沿着陶坯底部一圈圈地盘绕，自下而上，在连接的过程中用无名指在泥条上方点出小孔，方便与下一圈泥条相互衔接，使得泥条一层咬一层，以泥条盘筑成泥坯。当陶器初具形态后，制陶者反复用水喷洒陶胚，并用贝壳等工具抹平陶胚的内外壁，让陶胚成型且里外平滑。

对初具形态陶器，多采用曲藤果（光滑圆扁状的果壳，约6厘米大）、椰子壳和小木拍等工具，制成碗、杯、盆、缸、罐、甑、锅、盖等器物毛坯。把毛坯晾干后，选择风和日丽之日，在露天地上堆放干木柴，置器物于柴堆上，用火烘烧陶坯后涂抹漆树黏汁，即制成陶器。

宋•赵汝适《诸蕃志•海南条》云：“按《隋志》谓：‘（黎族）人性轻悍，椎髻卉裳，刻木为符，力穑朴野，父子别业。……着缏以土为釜，瓠匏为器……。’”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里的记载：“妇女绣面，服缌缏，织木皮为布，陶土为釜。”自古以来，黎族日常所用的器皿是“以土为釜”、“陶土为釜”，这种用原始工艺制作陶器，是黎族的家庭副业。这些陶器现在看来是既原始又落后，但是，我们从她们的制作过程中，看到古老的泥土条筑法、泥片筑法的制作方法，十分难得，这种工艺在黎族族群中代代承传，相传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目睹黎族制陶工艺的制作，其重要的文化价值，是研究史前黎族生活习俗及史前制陶史的重要依据。

黎族原始制陶手工艺，至今仍沿袭着祖先传承的制陶技艺，保留着个性鲜明的泥片贴筑法、泥条盘筑法与露天烧制法，古老的技艺在苍茫的大山下得以坚守。

（2）黎陶泥片贴筑法

黎族泥片贴筑法制陶是海南黎族人民使用泥片贴筑制成陶器的一种传统制陶方法，是最古老的制陶方法之一。主要流传于海南岛中南部黎族聚居的地区，现只有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尚存泥片贴筑法制陶技艺。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泥片贴筑法：把已研磨成粉的黏土反复揉成泥团，再铺成薄饼状制成器底，接着放在平滑的木板上拍打成片状，然后从器底四周一片片地往上贴片，直至贴筑成各种造型不一的陶坯。前后至少历经10多道手工工序，陶坯还要等上数天风干成型，再倒扣摆放在露天柴堆上点火烧陶，最终才能制成各种形状的黎族泥陶成品。

黎族原始制陶的种类有陶罐、陶盆、挑水钵、陶缸、陶碗、蒸饭（酒）器、陶壶、陶管、陶纺轮、陶锅、陶网坠、陶饼、陶珠等等。陶坯的工具由原先传统的木拍、竹片、竹根等，增加了螺壳、割刀、画笔、转盘等辅助工具，也让黎族泥片贴筑法制陶成品变得更为美观，更具有观赏性。

黎族泥片贴筑法制陶是手捏法之后，泥条盘筑法之前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制陶技术，距今已有八千年以上的历史，是史前文化的孑遗。陶器应民众的需要而产生，几千年来为民众所用，在交通闭塞的白沙地区，黎民自制自用。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

（二）树皮布、独木器等传统手工艺

黎族原始先民在人类发展阶梯向上攀越的过程中，创造了钻木取火、制陶术、树皮布、独木舟、腰舟等多项生存技术，其中的树皮布与人类的衣饰文化相关联，对黎族后世纺织技艺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古代文献，对黎族树皮布曾有多处记载。宋乐史编著的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曰：黎人有“绩木皮为衣”；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1《黎峒》云：黎人“绩木皮为布”，清代张庆长《黎歧纪闻》书中也有黎族“绩木皮为布”的记载，文中进一步阐明：“生黎隆冬时取树皮，捶软，用以蔽体，夜间即以代被，其树名加布皮，黎产也。”黎族“树皮布”文化为古人之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1、树皮布制作技艺

树皮布是一种无纺织布，是以植物的树皮或纤维为原料，经过砍剥树皮、浸泡、捶打、漂洗、修整、压平等技术加工制成的布料。它不是纺织品，而是在纺织技术发明前传递出的人类远古时代的服饰倍息。

黎族生活在热带地区，属于热带海洋季风气候，是我国热带植被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也是热带植被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全岛共有维管束植物4600多种，其中属于纤维类资源的植物有百余种，比如葛麻、海岛棉、草棉、木棉、蕉麻、竹、藤等。丰富的植物资源，为黎族妇女利用植物纤维提供了先决条件。在远古时期，黎族的先民已掌握制作树皮布技艺，这种技艺与树皮布在黎族地区代代相传，从远古一直传承到今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如今在海南省的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及五指山市等黎族地区，还有掌握制作树皮布技艺的民间艺人，在这些地区的博物馆都收藏有树皮布。笔者对树皮布制作进行了实地调查，其原料、制作工具、工艺流程如下：

（1）制作工具。主要有斧头、破刀、木槌或木棒等。如砍树、剥皮整理、压平。这一系列的工艺流程，都要用这些工具来完成。

（2）原材料。树皮，因居住地区不同而，主要有就构树（黎语叫“赛枝构”）、黄久树、厚皮树、见血封喉树。

（3）制作工艺流程。树皮布的制作工艺流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剥树皮。根据所要制作的衣物长短大小，即衣物尺寸大小来选择树木大小，选中树木后，一般是选取树皮光滑，且树干直的木段，然后用砍刀在树干上下横切一圈，必须切断树皮，接着在上圈边取一点，用刀从上向下圈切划一条深深的线，最后用刀从缝口撬皮（撬开树皮），边撬边用木棒敲打，使树皮和树干因敲打而松开分离，直至把整块树皮全部剥落下来为止，扛回家，进行加工整理。

第二步：修整与捶打。主要是将树皮展开、修整疤节、压平，并用木棒或刀背捶打整块树皮，这样不断地用木棒均匀地拍打，使树皮纤维结构变松、变软、容易发酵，好去掉表皮。

第三步：浸泡脱皮、脱胶。整块树皮被均匀地锤打后，就放进水中浸泡使其发酵、表皮腐烂，浸泡的时间因树种不同而不同，一般要浸泡二周左右，这样就使树皮的胶质和纤维在水中自然松开。

第四步：漂洗。漂洗是将被浸泡发酵过后的树皮拿到溪边的水中反复漂洗，被浸过后的树皮是发酵膨胀的，树皮的胶质和纤维虽然已经松开和分离，但是还需要在水中不断地搓揉和摆动，让其树皮的胶质在水中逐渐地松开至完全脱落，留下的是纤维。

第五步：拍打与修补。拍打主要是使纤维均匀，厚度一样，将晒干的纤维铺放在木板或石头上，制作者用木棒反复地拍打反复地摆动，如有不平的地方要边打边用手拉动，目的是去厚处补薄面，使其整块树皮纤维能均匀起来，修补时再拍打，直到树皮纤维变得轻软为止。

第六步：晒干。漂洗后的纤维，还含有很多的杂质和水分，必须晒干才能使用，最好是在太阳底下曝晒，使其水分蒸发，杂质分离。晒干后的纤维，变得柔软，富有弹性，这样便形成了树皮布料。

2、独木器具制作技艺

海南黎族的独木器制作在原始社会已存在。民国《海南岛志》记载：“黎人木工未离太古之状态，不知榫合缝方法。通常用具除粗劣之台凳外，皆以木刻成。如渡水之舟，藏尸之棺，舂米之臼，饲猪之兜，洗面之盆。”黎族广泛使用的独木皮鼓，据考证就源于原始社会。我国民族研究专家曾昭璇在《谈侾黎“独木皮鼓”兼论铜鼓起源》一文中写道：“独木皮鼓起源早于铜鼓，即在原始社会已存在，而铜鼓则在百越族群进入奴隶社会时期才会铸造。

独木器具的制作经历从少到多、从粗到细、从陋到美的过程。石器时代，黎族先民用简单的石斧、石锛工具制作点种山栏（一种早稻）的木刺、狩猎的木弓、舂米的木臼、纺织工具、树根多脚凳等粗劣用具。发明钻木取火和铁器之后，才有可能用火烧，刀挖的方法制造较大型的独木舟、独木桶、独木鼓等。随着生产的扩展和生活的提高，多种多样的独木制品应运而生。人的审美观念的不断提高，对独木器具既实用又美观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独木制作技艺和制品艺术水平的提高。现存的独木根雕、木雕、神像生灵活现，已有相当高的技艺水平。

（1）黎族独木器具制作流程：

①选木料

独木器具选用各种格木为原料，以黄花梨木最为珍贵。多用枯死的干木料，变废为宝，以免破坏森林，有利于环保。

②木料的防腐防虫处理

将选用的木料放在水田中浸泡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或用见血封喉树皮泡水浸浴一二天之后制作，以防虫蛀防腐朽。

③制作技艺

早期主要利用石斧、石锛、石刀等简易石器，根据需要对木料进行砍、削、挖处理；制作小器具。发明铁器之后，则用铁斧、铁凿、铁刨等工具，根据不同的需要制作大型的器具，如制作独木舟、独木棺、独木桶、独木鼓等，综合运用火烧、挖凿等方法，火烧一层，凿挖一层，直至制成。为了美观，还进行雕刻。雕刻有立体雕和阴雕两种，雕刻的花纹图案有人纹、蛙纹、花草纹、几何纹等。

④磨光防裂

独木器具或型后用滑石将它磨光，为了防止裂变，一般要涂上一层植物油脂如海棠油、山柚油等，然后冻干，避免曝晒。

黎族独木器具多种多样，有一百多种，主要有：（1）生活用具：常用的有树根椅、多脚凳、木树、木桶、木槽、舂米臼、木盆、梁柱、木棺等；（2）生产用具：主要有独木舟、木耙、刺穴木、制陶用具、钻木取火用具、纺织用具、弓箭用具、扁担、木锤等；（3）文化宗教用具：主要有独木鼓、叮咚木（打击乐器）、木唢呐、神像、神牌、木法印、木刀剑等。

（2）基本特征与重要价值：

黎族独木器具就地取材制作。黎族人民长期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枯死的树木随处可捡。制作独木器具的材料来源丰富易得，如不将它利用则成废物，用它制作器具，化朽木为神奇，变废为宝，有利民生，又有利环保，因为朽木腐烂会污染空气和河流。独木器具有原生态的特征和品质，有些木材天生成型，如树根椅、多脚凳，多为树根生成，稍加手工修理就是造型奇特的艺术品。有些木材，虽经较大加工，但制作各种器具之后，万变不离其宗，仍体现原生态的品质，无毒无害，古色古香。独木器具多用结格的古木制作，坚固耐用。有些古木，如千年铁树、子京树、青梅树、陆国树、黄花梨树等木格比铜铁还硬，铜铁用久会生锈，而格木越用越滑亮，历数百年而不朽。

黎族独木制作技艺有几方面的重要价值：

①学术研究价值

独木器具与石器一样，渊源久远。它是一个时代的活化石，承载着人类历史、古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许多信息，对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②文化艺术价值

独木器具的制作，体现了黎族先民的智慧，它的造型、雕刻技艺和图案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件制品，不管它是粗劣的还是精美的，都有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是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相适应的。来自外国的艺术雕刻家，专跑黎村购置原始的粗劣独木制品，他们认为它是人类早期的劳动创造，反映了自然生态之美，能唤起人们与大自然的深厚情感。特别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器品，已被视为文物，受收藏家青睐，愿花重金收购。

③社会实用价值

独木器具自古至今数千年来为黎族人民所使用，是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它功不可没，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特别是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它是无价之宝。

由于现代工业和化学制品的迅速发展，独木器具逐渐被淘汰，其制作技艺也面临失传之危，急需保护。

四、黎族传统生产习俗以自然环境关系的启示

黎族受独特的生存环境、传统的生产方式、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多元的外部文化等因素影响，其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以及传统织锦、禁忌、民居建筑和文学作品、生产方式中蕴含着“天人合一”“万物共生”“可持续发展”“生态调试”等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启示我们要充分认识、挖掘和利用黎族生态意识蕴含的智慧，从构建生态价值观，强化生态保护思想；弘扬生态道德观，加强生态意识教育；树立生态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黎族地区乃至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历史性的看待黎族社会

黎族社会经历了从原始氏族演变为母系氏族再发展为父系氏族的过程。早期时代，黎族先民的生活需要主要通过采集活动来满足。后来，渔猎和农业逐渐兴起。母系氏族统治时期，农业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纺织业、制陶业等原始工艺产业也相应发展，黎族妇女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刀耕火种”的农耕文化取代采集和渔猎等生产方式，此时，男子占主导地位，对偶制的婚姻形式也逐渐转变为一夫一妻制，这一婚姻与家庭形态在黎族的婚姻民俗中有所体现。

（二）从黎族社会形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可

海南黎族的社会形态规范着部落成员的社会角色和权利义务，确定部落在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空间，使部落组织的运行权力合法化，社会秩序得到巩固和稳定，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民族凝聚力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黎族的传统社会形式已有大部分悄然淡出历史舞台。但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传统社会形式对这一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依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生产生活和宗教方面，这种影响都一直存在着。这就是黎族与其他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存在形式的活态传承。

（三）剖析和认识黎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加快推进海南黎族地区乡村振兴，意味着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大振兴缺一不可。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有效衔接的重点工作，统筹推动五大振兴。

1.产业振兴是黎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实现产业振兴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要加快产业转型和发展，由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转换。要创新完善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种地难问题，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要充分发挥资源与区位优势，完善产业支撑体系，重点发展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特色产业和产品，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

2.人才振兴是黎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没有乡村人才的振兴，乡村振兴就缺乏支撑。一方面，要继续实施黎族地区人才支持计划，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各方面人才下乡服务；另一方面，要着眼提高黎族地区农民素质和技能，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整体素质，积极培养乡土人才。同时，还要落实吸引人才返乡留乡政策支持体系，引进一批懂市场、懂技术、懂法律的现代化人才，吸纳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参与乡村振兴，带动家乡群众脱贫致富。

3.文化振兴是黎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黎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交相辉映，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迷人魅力和璀璨光芒。深入发掘黎族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是激发黎族地区乡村振兴内在动力的重要抓手。要维护各民族团结，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繁荣多元民族文化，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基础上，深入发掘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内涵，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做到有序开发、适度利用。要充分保护和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做好传统民族村寨的规划与保护，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交融。

4.生态振兴是黎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

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生态振兴是实现黎族地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加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健全乡村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加大对水源和饮用水保护力度，创新生态补偿机制。要充分尊重和利用好少数民族朴素的自然生态文化，引导其与现代生态文化相融合。要处理好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结合地方自然禀赋和产业现状，着力构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绿色旅游业等特色优势产业。

5.组织振兴是黎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

在这一过程中，要强化黎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通过基层党组织把广大农民凝聚起来；要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完善治理结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多元治理格局，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要培育乡村良好风尚，规范行为、凝聚人心；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

在调查实践过程中，经过系统地搜集和研究了原先散乱不系统的黎族民俗，继承并进一步挖掘海南黎族民俗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思想，这些研究对现代黎族百姓不乏启示，可以唤起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让今天的黎族人民能够理解自身民俗文化。研究黎族民俗，让社会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为黎族民俗传统文化在多元化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海南黎族有着丰富的民俗风情和独特的黎族传统文化资源。但不容忽视的是，众多珍贵的传统文化，已经逐渐被边缘化，本土文化已被全球大众文化所取代。在当今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从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角度看，保护和传承黎族民俗文化不在于阻挡或排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效应，而是要反思黎族的文化特征精神传统在这两个方面里应如何体现和保持，必须处理好传承基本内核与发展优化方向的关系，进一步建设发展新时代的黎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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