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门店位于朝鲜半岛中西部、北纬38°线以南5公里处，曾经是朝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因为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的停战协定在这里签字，板门店因此而扬名于世。

但是时至今日，许多人都不太清楚，并不是说签字停战了就万事大吉了，在整个签字仪式前后，中美朝韩几方都处在激烈的斗争之中，各个细节都要双方讨价还价很多次才能达成勉强的一致。

板门店停战谈判中的角力

1950年6月25日，在朝鲜半岛爆发的那场造成了“一个半岛、两个国家”尖锐对峙局面的战争，打了三年，其中两年又17天，一共开了1076次大小会议的马拉松式停战谈判，也是互相敌视、互相攻击、各不相让。板门店停战谈判创造的一项历史纪录：持续时间最久的武装休战。

从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掌控的开城西北约两公里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开始的谈判，就充满了原则上的分歧和敌意，并屡屡陷入僵局，10月25日，在中断63天后，谈判地址迁移至三八线上的板门店。747天后，《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才在板门店签订。

一

在美国新闻界，一张名为《撤退》的照片久负盛名。照片反映的是1950年冬天，美海军陆战1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少将）从长津湖撤退的情景，照片中的陆战队员满脸血污、双眼望天，眼神中充满了茫然和绝望。

这张照片传回美国，美军家属们愤怒了，他们走上街头，要求杜鲁门总统立即结束这场“愚蠢的战争”，并将他们的儿子接回家。美国媒体也从毫不关注这场战争，变为连篇累牍地报道陆战1师被围的消息，并呼吁当局“得做点什么”。

杜鲁门并非什么都没做，从11月30日开始，他和高层不停地开会，会议的议题从是否授权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可以自行决定使用原子弹，到是否现在就承认战败并将美军全部撤出半岛。

用美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话说，“解救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我们的民族荣誉”，这让人进退两难。12月3日，华盛顿的沮丧情绪达到顶峰，那天的战报显示：“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过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

解密档案显示，这天会议的结论是，美军彻底放弃取胜的想法，但必须体面地撤出。可是，在节节败退的战局中，怎么才能不丢面子地坐到谈判桌前呢？

为此，杜鲁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语没有吓退志愿军，却“震惊”了美国的西欧盟友——1949年8月29日，苏联也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当时，缺乏远距离运载工具，投送到美国有困难，投送到西欧却容易。

英国首相艾德礼匆匆飞到美国，5天之内，与杜鲁门会谈了5次。艾德礼开门见山地说，“联合国军”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择，为了停战，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杜鲁门则表示，可以接受停火谈判，但不放弃南韩、台湾和联合国的席位。两人在分歧中不欢而散。

同样“震惊”的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防止朝鲜战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印度等“亚非十三国”向联合国提案：朝鲜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现存问题”。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十三国提案。

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一书中所披露的，为了把谈判要求“体面”地传达给中朝方面，美国政府“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线索”。

最后，美国政府找到了乔治·凯南。此人是美国国务院的顾问，著名的“遏制战略规划师”，此时凯南已经脱掉了职业外交官身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由这样一位教授出面，无论成败，都不会损害美国政府“颜面”。凯南受命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要求以私人身份去拜访他。

回信很快收到，1951年5月31日，凯南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驱车到达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的一幢幽雅的别墅，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接待。凯南从美苏关系说起逐渐引向本题。希望苏联给中朝方面带话：停火谈判。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契机，6月3日，他接见了专门从朝鲜赶来的金日成，同他具体商谈停战谈判的方案。随后，金日成和高岗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苏联出面，对美方的试探做出反应。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中发表了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演说：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最重大的价值。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同日，杜鲁门在田纳西州的土拉霍马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宣布：“美国愿意参加和平解决的谈判。”

一番隔空喊话，拉开了停战谈判的序幕。毛泽东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即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谈要耐心，打要坚决，据理力争，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

此时，第五次战役已经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计歼敌8.2万余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此役,也至少减员8.5万余人（其中志愿军伤亡7.5万余人）。

二

在挑选“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时，总司令李奇微上将表示，要找一位有自制力的高级军官，正如他对一位副手所说：“那人能够一连坐上6个小时，既不眨眼，也不想抽空解小便。”就这样，选上了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1952年5月，由美国陆军中将海立胜即哈里逊接替）海军中将。

虽然，朝鲜人民军的南日大将是朝中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但按照中、朝两党中央协议，中方代表、志愿军参谋长（1951年8月，军委装甲兵参谋长张文舟代理）解方（解沛然）才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解方说话从不与同事们商量，开门见山，不拘于宣传性的言辞，而且他身材瘦削、棱角分明，头发又密又短，这使乔伊印象极深，甚至望而生畏。

其实，乔埃真正的对手并不在房间里。中朝参加停战谈判的，一线由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李相朝、人民军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1950年10月25日，由郑斗焕接替）少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10月25日，原驻苏联首任武官边章五接替）和解方（1953年4月26日，调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由驻朝武官柴成文接替）等直接出面谈判；二线则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与毛泽东、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并直接与朝鲜最高层协商，掌握谈判的方针大计及全部过程。

在代表团里，李克农代号101首长，或称“李队长”，乔冠华代号103，干部称他“乔指导员”，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每天，从板门店发去的电报再从北京批复回来，往往已是次日清晨。

周恩来在李克农和乔冠华赴朝前叮嘱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也就是说，该争的据理力争，该让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

双方要争的头等大事，就是划定军事分界线。中朝方面提出，以开战前的三八线为界；美方断然拒绝，理由是美方有“海空优势”，军事分界线应划在中朝阵地后方。

8月10日下午1点30分开始的会议中，当朝方代表批驳对方后，美方代表乔埃中将就拒不发言，弄得会场一片寂静，白白地让时光一秒一秒的流逝。南日将军年轻气盛，嘴里叼着那支别致的象牙烟嘴，眼睛盯着乔埃，把烟圈喷向对方。

沉闷的气氛中，连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坐在首谈代表身后参谋席上的柴成文悄悄走入旁边的小帐篷，请示李克农，李克农只递给他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就三个字“坐下去”。高度紧绷的谈判人员传看了这张纸条，顿时又来了精神。

“静默”持续僵持了整整132分钟。最后，乔埃打破沉默：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

    在多次交锋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后，美国人叫嚣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不过，当“联合国军”在1951年8月18日——10月22日的夏秋季攻势中付出了伤亡15.7万余人的代价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谈判席上。

11月27日，联军方面同意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放弃了所谓“海空优势补偿”的要求。不过，在特定地段的控制权问题上，仍争执不断。

一次，双方都声称控制了朝鲜中部的一个高地，美方还当着中方打电话到战地确认。这时，一位美方翻译无意中听到一位中国谈判代表低声说：“不要紧，今晚就会成为我们的。”美军吓得立马备战，尽管如此，志愿军还是夺取了高地。彭德怀管这叫“零敲牛皮糖”。

“我们的对手是谈起来想打，打起来又想谈。”诚如李克农所总结的，在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在朝鲜战场投入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1/2。

1951年11月，朝中双方主张的军事分界线确定，当天晚上休会吃夜宵时，李克农拿出一瓶茅台酒，与大家干杯。谈判人员都喜洋洋地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年内即可达成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也确定在一年半内将全军部队从626万人压缩至350万人，并减少在朝部队26万人。1952年内，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到33%，经济建设费用则上升到45%。

三

但是，连有丰富谈判经验的李克农都没料到，谈判明明到了尾声，却又进行了一年半。什么原因使得停战谈判拖了这么久？

若干年前，有记者曾采访当时的中方首席代表丁国钰老人，对于那场谈判的细节，记忆犹新。

虽然，从事外交工作多年，但他仍常被称为丁国钰将军。丁老说，这是因为抗美援朝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我是志愿军的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和美国人谈判时，《人民日报》天天都是丁国钰将军怎样了。其实，部队那时还没授衔，是为了谈判工作的需要，才说我是将军的。”

   “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1952年，李克农认为丁国钰适合外交工作，便让他去谈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任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还担任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志愿军首席委员，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委员、工委书记。

参加谈判前，他是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辖第124师、第125师、第126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10月19日夜，随部队在辑安（今集安）过江，已经入朝作战两年，在战斗中四过汉江，正在三八线上和美军僵持着打夜战。

“战场上刚刚还杀红了眼，谈判桌上怎么可能谈笑风生。”丁国钰说，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军事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围：进帐篷时双方各走各的门；代表见面时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时，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各的帐篷；连厕所都是各去各的，以免混杂。

丁国钰和其他代表一样，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并没有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会议上，李克农总要忠告他们，“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四

尽管，知道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判，但是谈了747天，还是超乎丁国钰的预期。从1952年开始，最主要的分歧是战俘问题。

翻开1929年缔结、1949年8月12日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条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第7条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根据这些规定，中朝方坚持的原则是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所有的战俘应全部迅速释放与遣返。

由于中朝方拥有对方战俘共计只有11551人，而对方拥有中朝方战俘达13万多人。美国在其它方面未得到好处，便想在战俘身上大做文章，坚持“一对一”交换。后在中朝方的斗争下，美方又紧紧捏着“自愿遣返”这张“牌”不放，以便扣押中朝方战俘。

1952年10月8日，继任的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先用老套路发问，问中朝方对其提出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南日大将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哈里逊接着宣布“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

中朝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蔑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丁国钰说：这是事先针对“逃会”安排好的应对。为此，他们还专门演练过京剧老生的腔调，以便发出中气十足的笑声，让帐篷外的西方记者知道。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这位二战中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很快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战争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这和美国“欧洲第一位”的全球战略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必须设法尽快脱身。

丁国钰记得，转折点是在2月22日。在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4个月零两周后，那天，秘书处收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信函，提议双方先行交换病伤战俘。

他请示毛泽东是否对此给予答复，主席在回电中提到，“不分轻重一事一抗，已显被动。”

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3月5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去世。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苏共领导人对朝鲜战争谈判的立场开始松动，不再一味追求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对抗。金日成也对纠缠不休的战俘问题有了新盘算，朝鲜每天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一段时间叠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原先在谈判中坚持的全部遣返的战俘所获得的的利益。所以，朝鲜也开始有让步的打算。中国方面由于发起的“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工作迟迟不能完全达到理想要求和交战双方战线的基本稳固，如若冒险发动攻势，也将面临巨大损失的考虑，也倾向于谈判解决朝鲜战争。毛泽东同意了这个主张。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表明中朝方面已不再坚持“全部遣返”，而改为“解释遣返”，相当于一种“动员遣返”。

4月6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李相朝将军和丹尼尔海军少将为组长的停战谈判联络组会议在板门店举行。

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第一批我国的被俘将士。“他们受太多委屈了。”丁国钰摇着头，不忍回忆。他说，他到帐篷里探视他们时，见他们哭成一团，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志愿军被俘人员不敢回国，被挟持到了台湾，原来他们比朝鲜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随后，被美方单方面中断了6个月18天的朝鲜停战谈判重新复会。

五

距离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一天，终于近了……越来越近了……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官兵们在赶修开城到板门店的公路和桥梁，他们把刚修好的沙川江的桥取名为“和平桥”。

从志愿军各兵团各军调来的停战监督小组的军官们到达了。

从沈阳调来的由匈牙利进口的两辆大巴车到了。

准备参加签字仪式的各国新闻记者来了。

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到了。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此时正在北京。他预定6月19日离京前往开城……

7月26日晚，夜风席席，明月当空，寂静的板门店，一时成了施工现场，在人民军代表团秘书长朱然的现场指挥下，由朝鲜调拨木料，大量从东北运来的苇席、油毡，经100多名中朝建筑工人通宵达旦地安装完毕，一座具有朝鲜民族风格的飞檐斗拱、宽敞明亮，将要担负历史使命的签字大厅终于矗立在板门店的大地上了。

7月27日上午9时，板门店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9点30分，朝中方面和美军方面各有8名佩戴袖章的安全军官分别步入大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守卫着。随后，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两门入厅就座。

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长桌上，摆放着18本朝文、中文和英文的朝鲜停战协定及附件的文本。其中朝中双方准备的9本用深棕色皮面装帧，对方准备的9本封面上印着联合国的蓝色徽记。待完成正式签字后，双方各保存一份（中、朝、英文三本），另一份（中、朝、英文三本）由军事停战委员会保存。

十时整，双方代表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各自在本方助签人员协助下，在18个本子上签字，虽说紧张但有条不紊。

在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互相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看对方一眼，各自签完便扬长而去。甚至，连那面淡蓝色的联合国旗帜都没取走。

在谈判代表签完后，这些文件先后送到了汶山帐蓬（克拉克陆军上将签字）、平壤首相府当晚10时（金日成签字）。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同时公布了内容包括5条63款的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和有关附件的全文。

当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分别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953年7月27日下午，彭德怀在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官崔庸健（抗联第五军妇女团第一妇女大队队长王玉环的丈夫）次帅陪同下到达开城，下榻在来凤庄。并于次日上午9：30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城新修建的会议室里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正如南日将军所说的：“停战只是战斗的终止，并不意味朝鲜半岛和平的到来。”在停战协议签订后，虽然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少了，但是武装冲突仍然持续不断。时至今日，仍有一条从东到西全长241公里，共有1291个黄色界标（向着韩国方向的上面用英文和韩文书写；而向朝鲜一面的则用朝文和中文书写）、224条道路和桥梁、4条铁路、35个郡、636个村庄的军事分界线腰斩了朝鲜半岛。

……

板门店停战谈判不仅是“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也锻炼与考验了新中国外交官。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脱掉军装专搞外交，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除了他以外，经历过这次谈判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成了外交部第一批领导干部。据统计，外交部成立时，干部总共只有248人，科以上干部47人，一般干部201人。但是，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外交部官员，竟然有70余人。主要有：李克农、乔冠华、边章五、丁国钰、柴成文、黄华、毕季龙、凌青、浦寿昌浦山兄弟、冀朝铸、过家鼎、符浩、韩念龙、周南、温业湛、伍修权、柯柏年、杨冠群等。

如果说当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是新中国诞生前夜年轻外交官的一次“热身”。那么，风雪交加、硝烟弥漫的板门店，就是“襁褓”之中的新中国外交官培训的最佳基地。教室就在板门店停战谈判的会场，“教官”便是“山姆大叔”。一大批英气逼人的中国军人、刚刚跨入外交部的年轻官员、匆匆走出校园的风华正茂的学生，纷纷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视死如归地走上战场，在朝鲜战争中经受考验，锻炼成长。

（肖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