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明一句：没有任何跌宕波折，一切都很平顺。之所以写下来，纯粹是做个记录，毕竟是疫后第一次返乡。

我差不多每年过年都要回去，一到下半年，母亲就会念叨起过年回家的事，今年更是如此，说“你都三年没回来了”。前年春节，在1月22号夜晚武汉封城的前一刻退掉了第二天的高铁票，去年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也没有回去。今年寻思要回去一下，但一直观望，主要是看广州和仙桃有没有疫情，还要祈祷回去的那几天仙桃不要发生疫情。

广州的两会开到了1月28号，29号休整一天，30号出发。南站人不多，我从西出发平台进去，照例要看健康码。信号弱，健康码还没有完全打开，工作人员就摆摆手让我进去了。我完全不会责备他们工作敷衍马虎不认真啥的，反而比较欣赏这样的宽松心态和做法——我们的弦绷得太紧、持续时间太长了！

到汉口不出站转动车。这是疫后我第一次到武汉，从外面看武汉似乎早已恢复如常，完全看不出任何巨创的痕迹。肯定会有人散落在城市的某个角度独自舔舐伤口，但无一例外淹没在众声欢腾之中，不会发出半点声响，完全不影响大局。

仙桃新建了火车站，而且似乎是武汉仙桃的城际专线，从汉口站出发不到四十分钟就到了，这比当年刚到武汉上学要花半天时间坐“长途”真不可同日而语。出站分“省内”“省外”两个通道，我走“省外”通道，先看行程卡，再看健康码，主要是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我29号特地去附近的齐富社区卫生院做了个核酸，一切都没问题，很快出站。旁边设置了核酸检测点，还有医护站，以备不时之需。

回去之前一直在留意仙桃的防疫政策，除了48小时核酸，还有一条是回去后要向街道社区报备，这也是我特别不愿意的。我不想跟老家官方打交道，主要是骨子里的“怕官”，尤其是“父母官”。我其实有很多同学在仙桃，大多在体制内，回去跟他们聚会玩乐毫无问题，而且往往是以前返乡过年重要的开心乐事之一。但那是私人性质，跟向街道社区报备这种官方行为完全不同。好在也没有街道社区的人给我打电话，这应该得益于广州不是疫区吧。这次也没有跟同学约聚，他们也没像以往那样问我回来没，都是疫情闹的，搞得大家没了兴致。

但疫情在仙桃似乎已经过去、成了回忆，之所以这么说，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疫情不再成为聊天的话题，我每每想聊一下，大家都要先回忆一下才搭得上话，而且疫情的话题也显得很突兀，以致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咽下话头。甚至有些话根本就问不出口，比如如何看待这样的疫情，父亲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样的天灾谁也没办法。

原计划2月6号返穗，高铁票不好买，提前一天回来了。这样也好，让我可以享受一下“过年后上班前”的这段快乐时光，虽然只有短短一天——以前一般都有一个星期，天天呼朋引类觥筹交错，现在此情只待成追忆了。在仙桃也天天留意广州的防疫政策，每天都有更新，通报国内的疫情以及相应的措施，主要是从新发的中高风险地区的人返穗后要这样那样。南站设了核酸检测点，似乎专门针对中高风险地区返穗的旅客，大排长龙，我赶紧坐地铁逃离。对仙桃这种低风险地区的返穗人员似乎没有特别要求，但收到单位通知要求上班前做个核酸，否则“继续办理请假手续”，我也只好再到齐富社区卫生院做了个核酸——一个假期，以核酸开头，以核酸收尾。

现在去哪里都要看健康码，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战斗电影中的“良民证”，背景和形式当然完全不同，性质却相当一致，都是要你证明自己是个“好人”。根据现代的人权观念，人本来应该是独立自足的、无须任何这样的额外证明的。但新冠病毒偏偏就不让你自足，它将每个人都定义为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和传播者，而不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权利主体。要说疫情改变了什么，我想最大、最深刻的改变应该就是这吧：它重新或企图重新定义“人”，并根据这样的定义采取相应的社会管制。道理很简单：自足的权利主体，其本质是自由；而如果被定义为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和传播者，那么在我们的语境下，一切管制就既正当，也必须了。

是为记。

                             2022年2月11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