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题为《要允许改革者大胆探索，也要允许失败》，呼吁各级领导应支持改革精神，“改革无禁区，改革者要敢于打破禁区”。

他为推进改革提出三点建议：1. 营造一种改革创新的文化，具有新思想的人才是推动改革的力量。2. 廓清改革与发展的区别，二者相辅相成，但不能互相代替。3. 有对待改革者的宽容政策，允许改革者大胆地探索，也要允许失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解放思想的号召的推动下，中国出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刘道玉惋惜地写道，可惜持续不到10年，就以“发展”代替“改革”

“改革是创建千秋伟业，如果有了对改革者的宽容态度，他们就不会心有余悸，改革就会后继有人。”

他引述胡耀邦总书记的名言“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这也成为他本人锐意改革的精神力量。

刘道玉直言，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六君子遭到慈禧太后的迫害。就如鲁迅所说，“反对改革者对改革者的伤害，向来并没有放松过，手段的利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是改革者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

刘道玉担任校长期间的武大培养出陈东升、邓晓芒、易中天等各界精英，他本人更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八十年代，武大培养出很多人在官产学三界做出贡献，向企业家引入西方市场机制，把大锅饭的国家变得朝气蓬勃；学界引入各种观点、专业规范、新的技术思想和组织方式。刘道玉是他们人生和事业的导师。他是一个旗帜和标兵，在改革开放期间始终走在最前列。胡德平是中央整党小组在武汉的负责人，湖北省的改革都走在前头。实际上文革时刘道玉是武汉的造反派，但他后来在实践中觉得，改革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事业融入人类的文明主流中去。他退下来之后，也常参加老干部的聚会，对时局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

1981至1988年，刘道玉担任校长期间，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他主张的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等制度创新，开国内高校改革之先。1988年春，刘道玉因改革步伐超前被免去校长职务。

1984年，由武大校友创刊的《青年论坛》以其大胆敢言而一鸣惊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发表在创刊号上，主流媒体纷纷转载。胡平的《论言论自由》也被理论界誉为“现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刘道玉如今失望地评价道，“中国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只有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而完全没有概念、制度、体制等的改变，因此，以发展代替改革是不可取的，相对于80年代是倒退。”

去年新冠疫情肆虐之际，《方方日记》被污蔑为向境外势力递刀子，刘道玉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表示，种种荒诞源于中国思想文化先天缺失，没有经历类似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因此被左派媒体围攻，“跪拜在西方文明面前的小学生”。

刘道玉当时强调，被国际社会孤立后，由于缺乏原创性，中国制造也将难以维系；中国要警惕民粹主义膨胀，切忌盲目自大，自我标榜。

这位年近九十的老人仍然在为坚持真理而承受风雨。

文/刘道玉（作者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

　　发于2021.10.4总第1015期《中国新闻周刊》

　　当今，没有任何词汇比改革谈论得更多，但却理解得更少了，更鲜有敢于率先吃螃蟹者。什么叫改革？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改革是汉语词汇，现在常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作部分或根本性的调整。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其实，“改革”或“变革”在中国古代就有。汉代《礼记·大传》中记载了古代改革的事例，如“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兵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春秋战国以来，前后经历了管仲改革、李悝变法、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申不害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等。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变法应当是戊戌变法，通常称为“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这次变法的宗旨是，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的改良运动。但是，这次改良运动遭到慈禧太后顽固势力的抵制与镇压，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到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也遭到杀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改革自然免不了流血，但流血而非等于改革。我敢断言，反对改革者对改革者的伤害，向来并没有放松过，手段的利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是改革者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

　　中国当代提出改革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国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和解放思想的推动下，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可惜的是，这个形势仅仅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很快就以发展代替改革。

　　改革虽然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口号，也常常被人们当作口头禅，但纵观历史，改革或变法有成功的也有失败或夭折的，失败的比成功的要多。这是为什么呢？英国17世纪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对此作了精辟分析：“既成的习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习惯而使人适应。而新事物即使更优良，也会因不习惯而遭到非议。”这就是改革遇到阻力的根本思想原因。因此，创新总是难于守成，人们宁愿抱残守缺而不敢冒改革的风险。

　　美国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斯诺，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试图从改革的本质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作出全面分析和解释，由于其分析是基于古典的，所以“改革”这一人类社会重大课题，压根儿就没有进入他的研究视野。这说明，改革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现实中也困难重重。

　　但是，改革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时代需要一批推动改革的志士仁人站在潮流前列，知难而进。怎样才能将改革推向前进呢？据我的体会，最重要的是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是要营造一种改革创新的文化，文化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事，但文化能够改变人，而具有新思想的人才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正如康有为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教训时指出的：“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美国硅谷是迄今世界创新的温床，那里每天都有创新的奇迹发生，虽然世界各国都想复制硅谷的模式，但由于没有营造创新的文化，所以机械的模仿都不成功。改革创新的文化有以下特点：人人谈论改革、人人拥护改革；任何反对改革的声音都没有市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实验组织遍布，改革之花结出丰硕的改革之果。

　　其次是廓清改革与发展的区别，二者相辅相成，但不能互相代替。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教育改革回潮，就是因为以发展代替了改革，GPD至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其实，二者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发展只是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条件的改善，品质的提高等。而改革则是本质的改变，如制度的改变，模式的更新，规则的创新等。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中国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只有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而完全没有概念、制度、体制等的改变，因此，以发展代替改革是不可取的，相对于80年代是倒退。

　　再次是要有对待改革者的宽容政策，改革是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因此要允许改革者大胆地探索，也要允许失败。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这个道理。在80年代初，胡耀邦总书记曾说过：“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这句话就是我在80年代锐意改革的精神力量。实际上，对待改革者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后来人是否敢于追随改革者足迹的问题。改革是创建千秋伟业，如果有了对改革者的宽容态度，他们就不会心有余悸，改革就会后继有人。

　　改革无禁区，改革者要敢于打破禁区。这才是我们需要倡导的改革精神，也是各级领导应当褒扬和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