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跟几个同事一起送别了我们的领导、同事、朋友蔡国萱院长，心情沉重。

我最后一次见她应该是去年的四五月份，那时疫情已经好转解封，一些会议活动也陆续恢复。那天在广州市人大门口忽然有人叫我，原来是她，但已瘦得完全脱形，彻底失去了往日的丰神俊朗，简直成了一个干枯的小老太，如果不是熟悉的声音和胸牌，我会完全认不出她，何况还戴着口罩。我惊问她怎么瘦成这样了，她说她前阵子住过一段时间的医院，我暗自庆幸还好出院了，而且还能来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各种活动，叫她多吃点赶紧长胖。

后来就没听到她的消息了，今年六月初再次听到她的消息，却是不幸去世的噩耗，让人感觉十分突然。她最后一次朋友圈是今年2月12日大年初一，给亲朋好友拜年，用了两张她摄于非洲的水牛照片以应时景。再上一个朋友圈是去年的8月13日凌晨6点，拍了很多广州的晨曦，说“原来这个城市的晨曦是如此的”，同一个角度拍摄，画面逐渐清晰明朗。再上一个朋友圈是去年6月5日，拍的是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里面的夜景，都是一些我从没见过的光影朦胧之美。因为疫情的原因去年的广州市两会推迟到五月底六月初才开，因为跟她不在一个团不住同一个楼层，又限制串门扎堆，所以也没在会场碰见她。朋友圈发布的时间是晚上10点33分，估计是两会最后一晚她一个人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辗转流连拍下的。

多年前一个朋友（印象中是北风）说我们的生命记忆其实是由无数个熟识的人组成的，如果其中一个人走了，那么我们的生命记忆就永远缺失了一块。送别蔡院长那天老在想这句话，衷心许之，何况还是非常美好的记忆。她对我总是友善、关照，一些事换作别人可能会反目成仇，而她尽管也有嗔怪，却丝毫不以为忤，过从如常。她分管科研，有一次我兴致勃勃地去她办公室谈我的一些科研方面的“创见”，她颇为嘉许，却说太理想化，难以实施，我们相视一笑，彼此会心。好几次中午在饭堂吃过饭她拉着我站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聊天，谈很多工作上的设想，一直聊到近两点钟都还口若悬河。我跟同事开玩笑“蔡院长让我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大家欢笑不已，更加赞佩她的敬业执著。

2011年7月底正准备放暑假，领导交办一个课题，叫我们研究一下广州的宗教。我对自己的研究能力心中没底，邀请蔡院长参加。那时她还是社会所的所长，满口答应，还带了他们所两位得力的同事一起过来。大家行走在广州街巷里弄，基本上将广州各大教派都走了一遍，最终课题圆满完成，我们也增长了不少广州宗教方面的见识。正是在这个课题进行当中，她升为副院长，我跟她开玩笑这是这个课题最大的收获。但这纯属玩笑，她升副院长完全是她的学识能力人品所臻，实至名归。现在回过头来细细一想，也不过十年而已，当时谈笑风生笑语嫣然，任谁也不会想到短短十年竟然有如此生死变故，思之怵然。

夏可君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现代性同时也肯定了个体的必死性”，这个概念长久萦绕在我心中。“肯定个体的必死性”是不是现代性“祛魅”的一部分？这样的“祛魅”让我们真正意识到“死去元知万事空”，再没有永恒、无限之所寄，更不存在什么天堂、西天之类的彼岸世界。这导致了很多心理后果，其中一个是每个人——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国人——面对轰隆而至的死亡列车只能生生地硬扛，而不再有任何缓冲余地。当蔡院长暗夜中伫立窗前看天色渐明楼宇生辉，当她一个人深夜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那些高大空阔的建筑廊道辗转流连，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又是如何消解这个终极心结的。

当今我们中国人普遍身陷“有限性焦虑”，首当其中的就是“生命的有限性”。秦皇汉武也有这样的焦虑，拼命追求长生不老，但他们那个年代尚有“事死如事生”的说法，所以生死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截然两判。我们今天就完全不同了，没有多少人还会相信那“属灵”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是当下发生，最后结束、消失，理想主义越来越失去形而上的根基，每个个体都如浮萍一般随波逐流、与世浮沉。

但蔡院长始终是理想主义的，前几年去到一个新单位，很快就有各种宏伟设想，惜乎天不假年，壮志未酬，令人扼腕叹息！

蔡院长一路走好。

                               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