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关于吐谷浑“二马相斗”的历史记载与2件铜马的实物对应得是如此的吻合，细想，这真的是属于偶然或惯见的巧合那么简单吗？翻遍二十四史，还能不能再找出这样合钉合铆的巧合？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千万莫忘了2马1牛是同坑出土，尽管2马实物已经不存在了。千万莫忘了慕容智墓的出土地不仅与2马1牛出土地相距不远，而且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千万莫忘了清朝以来在武威青嘴喇嘛湾陆续出土的吐谷浑王室9方墓志，不仅也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而且同在“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的“凉州之南山”。

更要特别强调的是，千万莫搞错了无论是慕容智墓还是青嘴喇嘛湾9方墓志可都是王室之葬。

什么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其规模是什么、其配置又是什么？

除非末代，没有地表配置的王室之葬自周公定礼制以来在中国就不曾存在过。

请问，“凉州之南山”出土了这么多的吐谷浑墓葬，地表配置出土过吗？

翻遍了那么多的墓葬，地表配置研究过吗？

须知，“凉州之南山”陆续出土的10位墓主代表的可是大唐皇家的赐葬！

汉化的深透，是不是就一定关联着吐谷浑王室之葬必有地表配置？

一方面，北魏拓跋氏与吐谷浑同属于鲜卑族。由于历史上世受汉封的渊源，北魏拓跋氏的汉化在中国历史上是著了名的，北魏时代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酒泉榆林石窟、敦煌莫高窟等等，可也是著了名的。仅从区区武威一地的罗什寺、白塔寺、弘化寺、莲花寺、金塔寺等等地表建筑的集中度，可以想见北魏先后各游牧民族对地表建筑的热衷。从西夏王陵、青海血墓、楼兰遗址等等来考察，通过突出地表建筑以尊显身份等级，在汉文化圈特别是汉化程度较高的游牧民族中是多么的普遍。以保存至今的石窟、庙宇为证，尤其是北魏拓跋氏的造像魏碑，把葬制特别是突出地表建筑泛延到了极致。作为同源于鲜卑族的吐谷浑民族，以其官爵完全汉化的逻辑，必然是官爵配享制度的汉化和陵葬配享制度的汉化。可以说，从辽东鲜卑祖先世受汉封以来，吐谷浑民族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的礼制规范，其葬制更是不可能少了享殿及石马、石羊、石人等地表配置。

至于武威境内发源于“凉州之南山”的石羊河，是不是与吐谷浑王室陵葬有关？其名起源于何时？学者们很好地研究去吧。

另一方面，自禹铸九鼎以来，大型青铜器从来就是与爵位配享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分开过，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可以随便铸造、随便拥有、随便配享的。非爵不得配享，其等级观念的森严在汉文化圈是再明确不过的。非爵配享甚至配享错了等级就是犯了所谓天下之大不韪，这是历代国法的头一条，不存在例外。“楚子问鼎”、“问鼎中原”的典故，在事事处处昭告着大型礼器配享制度的严肃性和违制、僭越的严重性。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汉文化圈再普遍不过的礼制。与封授制度相配套的是配享制度，在汉文化圈就没有超出配享等级这种强制性的可能。吐谷浑（一世）生前就封河南王，且吐谷浑王国继嗣王爵的历代首领皆得自汉封，《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得清清楚楚。官爵的高度汉化说明，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王国脱离王爵配享制度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更不可能没有宗庙社稷。注意，汉文字记载的吐谷浑历代首领的封授称呼都是中原王朝的汉封，而不是自封或其他政权的封赠。许多人把这个搞错了，故此特别提醒。

“无主不祭，祭必有主”，“器不乱祀，祀必有源”，这是祭祀的基本讲究。无论是宗庙还是享殿，在建筑格局上分主殿、配殿。主殿祀主，配殿陪祀重大礼器，主陪分明，一点都错乱不得。陪祀礼器必有渊源，非最具代表性的重大关联不可能进入陪祀之列。无论是基督教的羊、道教的青牛、佛教的白象，还是成吉思汗陵、明陵、清陵乃至将军祠庙、姓氏宗祠，其陪祀无不是与本主密切相关的圣物且是最能代表法力权威的物事，没有例外。

吐谷浑王国的历史表明，2马1牛均是与吐谷浑民族有着重大恩情的东西，属于吐谷浑民族心目中高于性命的尊崇，才能有资格成为吐谷浑王国宗庙社稷相始终的礼器。2马1牛的摆放，一般是置于陪殿，或陪祀于主殿的主位下首，分祀左右。若以尊卑先后论，一般是2马居左殿、1牛居右殿。但由于1牛是大唐皇帝御赐，其摆放必是1牛居左殿、2马居右殿，以突出皇帝之尊与从属主次。这也与2马1牛埋藏时1牛居中、2马分左右的意味是暗合的。

如果不信，可以以现存的寺庙为对照。福州有个白马庙，供奉的就是多次对该姓祖先有救命之恩的一匹白马，陪祀于左侧配殿，右侧配殿陪祀的是该姓祖先所用的一杆长兵器。如果再留心一点就会发现，遍天下凡祀马的祠庙都是只陪祀1匹，罕少陪祀2匹的。即使2匹马为祀，也是祀主不同时期不同事件的重大关联。即便是唐太宗昭陵的六骏、周穆王的八骏，也都是与本人有着重大渊源的。没有直接重大关联的，就不可能进入祀享之列。除了“凉州之南山”出土的这2件铜马，谁能找出没有重大渊源不在同一事件而同祀2匹马的实物或记载的反证？作为与吐谷浑王国有着特定历史渊源的“凉州之南山”同时供奉2件铜马，不是源自“二马相斗”这个重大渊源而何？2马1牛的同坑出土，就已经说明了这2件铜马一定是同祀，也一定是“祀必有源”。2件铜马的源，就是这个“二马相斗”。正因为这个源，2件铜马在摆放时不可能分开，而必是同位同祀。如果不是对应“二马相斗”，又何以解释得通为什么同祀2件铜马？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72年天祝县哈溪镇友爱村峡门台生产队同坑出土的是1件铜牦牛、2件铜马。这是本人于2019年8月18日亲赴出土地调查来的结果，详细情况见本系列文章“之一”《吐谷浑铜牦牛出土记》。近来有的研究成果中把2件铜马表述为“1匹铜马、1匹铜骡”。俗话说，狗肉不上席，骡子不上供，缎子不入坟。意思就是待客的宴席上不上狗肉，祭祀的事情上忌讳骡子，丧葬之事忌讳与断子绝孙谐音的缎子。因为，在以多子多福为吉祥的汉文化圈，失去了生育功能的骡子是不吉祥的。“非吉不祀”这一条，凡汉文化圈都一样。须知，这2马1牛可是祭祀礼器，而不可能是别的。

有人疑问2件铜马的朽烂是不是挖掘时损毁的？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不存在。这是同坑出土，即使有着挖掘损毁的可能，要知道是同一批人同一时间段的挖掘，为什么1件铜牦牛完好无损？有能将2件铜马挖掘损毁到都不可拼对的吗？即使挖坏局部或1件完全损毁，难道连另1件铜马的大体骨架也不能保持？对照1件铜牦牛，一戳即破又作何解释？

有人为了将2马1牛附会成吐蕃铸造，举当地发现古代铜矿遗址为证。明确回答，连一丝可能性都不存在。且不论这个所谓的铜矿是何时代，就一个“假牦牛”就足以否定，更莫论懂不懂从铜矿到铜牦牛的各种技术环节了。不同于其他工艺技术，就一个铸造环节，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是古代工艺技术中难度最大的，具有技术私密型、工艺集成型、团队协作型、把控临机型和皇家专断型等特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精尖不亚于今天打造一艘航空母舰，并不是有个铜矿就可以有权利铸造和能够达得到一流精品的。像2马1牛这样的特大号，且是精品中的精品之特大号，是高精尖技术团队密切合作的集成，并不是随便一两个大师大匠就能把各环节完成得如此尽善尽美的。不同于小件，不管是什么材料，凡大型的铸造器件都无法做到一模成型，无不是分模拼铸。离不开分模拼铸就无法避免拼接处的溶液外溢，有外溢必然凝固成线形溜痕，要消除溜痕就回避不去打磨这一道工艺环节。要知道，青铜是古代最坚硬的金属，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条件下，一道溜痕的取平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难事。除了溜痕，凡铸造的器物都无法做到器表光滑，要消除凹凸就必须经过打磨，此即所谓“器不磨不成器”也。注意，这件“假牦牛”可不是小件，也千万别拿小件来说事。要将这样特大号的一件青铜铸打磨到无微不及的水平，这样的耗时耗力功夫不是随便哪个权威都能够做到的，这样的高精尖技术也不是普天下工匠和哪个地方工匠团队所能拥有的。如果不信，可去各寺庙考察古代铸造的香炉钟鼎，那可都是地方所铸。比照这些，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仅打磨这一小小的环节，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就赶不上这件“假牦牛”。试问，能不能再找出打磨到如此全面精细的第二件这样特大号的青铜铸？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等次的大师大匠团队才能协作成的稀世精品，更突显出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才够得上配享资格。再进一步想，一头“假牦牛”居然被接受了，是来自什么样的权威？如果还想不明白，可以再深入地去想。

最后郑重提醒，（1）实物与史证对证，这是对历史文物断代和作出结论的起码准则。因此，在对2马1牛作出结论时，必须坚持实物与史证相同一的原则，而不是缺证或以附会乃至编造的证据为断。（2）同坑出土器物，对其断代和结论时，必须对每一件器物的功能、用途、来由、损毁等，特别是时间线，必须给出符合逻辑的解释，而不能单独对其中一件器物断代和结论。如果对其他器物漠视不顾，这样的断代和结论是难以做到符合逻辑的解释的，必然是难以符合历史真实的。（3）考古断代是一个系统性学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地下不见地上，只见实物不见文化，只见一隅不见天外，是难以看见问题之外的问题的，也是易于自设陷阱的。所谓系统性，就是放眼地下地上而不是偏执于一隅，放眼所有问题而不是偏执于一点，放眼逻辑而不是偏执于经验局限。所谓放眼所有问题，就是必须回答所有问题，特别是要害性问题必须严谨地作出符合逻辑的回答，且对于所有的回答必须经得住追问，而不是选择性回答或逃避问题的追问。（4）考古断代中的时代特征固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依据。因为，工艺技术的私密性、封闭性、垄断性和传承性、沿革性、渐进性决定了，有些时代特征的形成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截然分明地呈现出来，也不是一时间能够普遍化，必然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积累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时代特征有时未必可靠，如果固执于经验有时不排除会被自信所打脸。

关于这些专业性问题，容后详论。

再说一遍，在中国古代，型号规制和工艺档次决定了，大型青铜器并不是谁都可以铸造、配享、拥有的，更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首领就能有资格铸造、配享、拥有的，这是礼制的强制性。只要是汉文化圈，没有例外。在我们对大型青铜器断代的时候，首先要认准这一条，且把这一条作为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千万别蹈入常识性错误。

对于这件“假牦牛”的所谓元代铸，所谓藏铸藏有藏祀说，很显然是忽视了大型礼器之于礼制配享级别的强制性，在史证上对“白牦牛”传说的时代性及其中的内涵没有做认真的考究，眼睛只盯着器物却完全忘记了帝王之葬之于地下地上应有的规制。更重要的，是只盯着1件铜牦牛却忽视了同坑出土的2件铜马，在时间线上没有认真地重视“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据当事人回忆，2马1牛都是青铜铸造，而青铜的朽烂是有时间临界线的。如果时间不到，2件铜马不可能锈蚀到一戳就烂的程度。须知，与这1件铜牦牛同为青铜铸造的2件铜马，从元代到1972年，在时间线上要达到一戳就烂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就因为2马的朽烂，为铜牦牛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时间标尺，等于暗示我们，在铜牦牛断代上回答清楚“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这一强制性问题是必须的。从事考古的专家们和自信满满的学者们，这里需要追问，你们遇到过一戳就烂的青铜器吗？若是一戳就烂的青铜器，是什么朝代的？发现过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一戳就烂的青铜器没有？注意，是青铜，别拿其他质料来混搅。

即使退一步问个常识性问题，作为游牧民族的吐蕃王国、蒙元王朝会铸造、认同、崇祀一个黄牛身子、牦牛尾巴的“假牦牛”吗？谁有本事翻遍地球找出吐蕃铸、蒙元铸第二件青铜或其他质料的“假牦牛”，这要比千万篇附会、编造乃至权威认定有力得多。

总结一下，在对这件铜牦牛断代的问题上，必须清楚地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1、为什么铸造成了一头“假牦牛”？

2、2马1牛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

3、2马1牛是不是同坑出土？

4、2马1牛是不是大型礼器？

5、这件铜牦牛是什么样档次的工艺水准？

6、什么是王室之葬？

7、“二马相斗”、弘化公主下嫁能不能构成史证？

这几个问题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要命的，要断代这件铜牦牛就必须一个不少地作出不带任何含糊的回答。其重要性在于：

为什么铸造成了一头“假牦牛”？这一问题足以否定所谓藏铸说、蒙元铸说，足以否定所谓藏有藏祀说。

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青铜衰变周期的这一强制性，如尺寸丈量一样地标定了2马1牛铸造的时间轴，这一问题足以否定所谓元代铸造说、明代铸造说。

2马1牛是不是同坑出土？这一时间强制性的标定，足以裁度所谓这代那代说的在时间线上的是否可靠，足以指引我们圈定2马1牛铸造的真实年代，足以引导我们在茫茫史海中寻找与实物相对应的白纸黑字证据。

2马1牛是不是大型礼器？这一问题足以否定私铸说、民铸说、地铸说，足以否定非等级铸造、拥有、配享等一切琐碎纠缠。

这件铜牦牛是什么样档次的工艺水准？这一问题足以界定这件“假牦牛”是属于国宝中的哪个档次，足以圈定配享者的身份级别，足以拷问所谓这铸那铸说的真伪，足以拷问特征说、技术说、权威说是否就绝对，从而在这说那说中去伪存真确定2马1牛的真实身份。

什么是王室之葬？这一问题足以敲定2马1牛主人的真实身份，进而追问2马1牛为什么出土于“凉州之南山”，“凉州之南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二马相斗”、弘化公主下嫁能不能构成史证？这一问题足以比照出围绕这件“假牦牛”断代问题上的一切所谓证据的是否确切、是否真实、是否系统、是否成立。

以上几个问题，只要其中一个是否定的，那么所持结论就毫无余地是否定的。各位专家学者不妨自答自大一下。

以上每一道问题等于是一条直线，一个不少地延伸出去，其交汇点就是这件铜牦牛的真实面貌。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