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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关于吐谷浑“二马相斗”的历史记载与2件铜马的实物对应得是如此的吻合，细想，这真的是属于偶然或惯见的巧合那么简单吗？翻遍二十四史，还能不能再找出这样合钉合铆的巧合？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千万莫忘了2马1牛是同坑出土，尽管2马实物已经不存在了。千万莫忘了慕容智墓的出土地不仅与2马1牛出土地相距不远，而且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千万莫忘了清朝以来在武威青嘴喇嘛湾陆续出土的吐谷浑王室9方墓志，不仅也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而且同在“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的“凉州之南山”。 更要特别强调的是，千万莫搞错了无论是慕容智墓还是青嘴喇嘛湾9方墓志可都是王室之葬。 什么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其规模是什么、其配置又是什么？ 除非末代，没有地表配置的王室之葬自周公定礼制以来在中国就不曾存在过。 请问，“凉州之南山”出土了这么多的吐谷浑墓葬，地表配置出土过吗？ 翻遍了那么多的墓葬，地表配置研究过吗？ 须知，“凉州之南山”陆续出土的10位墓主代表的可是大唐皇家的赐葬！
出土器件相互佐证，这是文物考证的起码常识。我们在对铜牦牛研究的时候，眼睛却只盯着“假牦牛”，似乎把同坑出土的2件铜马给忘记了，这是对常识的不自觉违反。违反了常识，结论鲜少不荒谬。 虽然2件铜马因为过分锈蚀被丢弃了，但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是引导我们进入“假牦牛”历史隧道的重要旁证，更是我们校准“假牦牛”铸造时代的重要时间标尺。 前面已经说过，2件铜马、1件铜牦牛属于大型祭祀礼器，宫廷制造，非一般性首领不能当此配享，这是汉文化辐射圈特有的礼制规矩，没有例外。这一条，就足以支持我们“抓大放小”，避开许多不必要的琐碎纠缠。2件铜马、1件铜牦牛的同祀，又足以支持我们将可能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至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如果再反究个大型礼器，那可能的范围就只剩得在青藏高原称王称霸过的游牧民族了。青藏高原很大，但历史上在青藏高原称王称霸过的游牧民族却寥寥可数。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吐蕃王国之外，也就是吐谷浑王国了。 前文我们已经排除了吐蕃王国的可能性，那我们就看看吐谷浑王国。
资料1：《列传第五十六•鲜卑吐谷浑传》：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父弈洛韩，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别为慕容氏，浑庶长，廆正嫡。父在时，分七百户与浑。浑与廆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廆怒，遣信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牧马何不相远，而致斗争相伤？」浑曰：「马是畜生，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致斗。斗在于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于是拥马西行，日移一顿，顿八十里。经数顿，廆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史乙那楼追浑，令还。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胙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别，殆天所启。诸君试拥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即使所从二千骑共遮马令回，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鸣突走，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向一远。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 遭晋乱，遂得上陇。后廆追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廆子孙窃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 资料2：浑既上陇，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桴罕县。自桴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居，以肉酪为粮。西北诸杂种谓之为阿柴虏。 结合相关史料，以上文字的大意是说，阿柴虏吐谷浑，其祖源自辽东鲜卑族。奕洛韩是辽东鲜卑的部族首领，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吐谷浑，弟弟叫若洛蝅。弟弟若洛蝅是父亲奕洛韩的正妻嫡生，父亲奕洛韩就把部族首领位子传给了弟弟若洛蝅，弟弟若洛蝅就是后来慕容氏的祖先。哥哥吐谷浑是父亲奕洛韩的其他老婆生的，其父在世的时候虽然分了七百户牧民给哥哥吐谷浑，但这兄弟两个放牧从来都是混在一起的。有一天两匹马打架了，弟弟若洛蝅就派人对哥哥吐谷浑说：“父亲早就给我们分了家，你为什么不滚远点？”吐谷浑说：“发情的马相互打斗是自然现象，你冲我发什么脾气？要一辈子不见面很容易，我现在就远离你一万里。”于是率领自己的部落向西而去。 弟弟若洛蝅后悔了，就派同族前辈们和长史乙那楼去追劝哥哥吐谷浑。吐谷浑说：“我们远祖流传下来这么个说法，说有算命人预言，到我们父亲这一辈会生出两个了不起的儿子，这两个儿子能各自开创出一番流传子孙的基业。我不是正妻嫡生的儿子，更没有兄弟两个挤在一处同时兴盛的道理。今天的两马相斗，大概就是老天爷启示我们兄弟从此相别吧。如果不信，那你们就把我的马群向东赶，马群如果东走，那我就回去。”乙那楼高兴地说：“我们遵从主公。”于是以二千骑士去圈转吐谷浑的马群。向东走了不到三百步，马群突然齐声大啸，如摧山崩岳之势向西奔去。每圈转一次马群就向西移动一次，反复圈转十多次马群反而西移得更远了。乙那楼跪着说：“可汗，看来真是天意，确实非人力所能改变。”吐谷浑面对他的部落起誓：“我们兄弟两个的子孙理应一并昌盛。我弟弟若洛蝅继承我祖上辽东的家业，若从他这一辈算起，传到他儿子辈，传到他孙子辈，传到他曾孙子辈，再传到他玄孙子这一辈，大约需要一百来年时间。我今天就远走他乡，等到我的玄孙那一辈，差不多也应该有辽东这么一番基业了。” 于是率领他的部落启程向西，依靠阴山发展。后来正赶上晋朝“八王之乱”，就顺势占据了上陇一带。 弟弟若洛蝅后来想念哥哥吐谷浑，就经常唱一首歌曲，这就是《阿干之歌》。“阿干”，鲜卑语的意思就是“哥哥”。弟弟若洛蝅的子孙后来当了皇帝，就把这首歌改名为《辇后大曲》。 吐谷浑占据上陇一带后，又向罕开、西零一带发展。西零就是唐朝的西平郡，罕开就是唐朝的桴罕县。从桴罕向东一千多里，包括甘松，西抵黄河之南，南达昴城、龙涸，这都是吐谷浑创下的基业。他的子孙后来又从洮水向西南发展，一直扩张到白兰。在这几千里的范围内，他的子孙过着“逐水草，庐帐居，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生活。因为西北少数民族把吐谷浑部落称为“阿柴虏”，所以史书也称这支游牧民族为“阿柴虏吐谷浑”。
这段史料的重要性在于，第一，白纸黑字证明了吐谷浑民族自初至终就是以牧马为生的。“凡杀人若盗马者死，它罪赎以物”，其他犯罪都可以宽赎，唯独盗马就必须得死，足见这个民族对马的爱重。在律法规定中把盗马等同于杀人的，这在汉文字记载中是唯独的一个，找不出第二个。第二，白纸黑字证实了“二马相斗”事件的真实存在。两匹马打斗这样的事情从地球上有马以来就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在发生，但不惜笔墨如此大篇幅地郑重录于史的“二马相斗”，在汉文字记载中这是唯独的一个，找不出第二个。第三，可以说，没有“二马相斗”就没有后来的吐谷浑民族，更不会有后来的吐谷浑王国。“二马相斗”之于吐谷浑民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与汉高祖“斩蛇起义”、宋太祖“牛角挂书”、明太祖“炙牛投军”等等具有同等的圣神性。对于吐谷浑民族来说，“二马相斗”在纪念始祖吐谷浑开创伟业的参天之功、标识民族归属认同、说清本民族源流、激励子孙万代奋发开创、传承历史文化基因等方面，具有非比一般的崇高价值。这个“二马相斗”之“特”的标定，就排除了与其他民族混同的可能性。第四，“二马相斗”不仅是吐谷浑民族始祖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相信“殆天所启”的吐谷浑民族眼中简直就是老天爷的代表，对“二马相斗”的敬畏又远在其对始祖尊崇的敬畏之上。这个“殆天所启”，就标定了“二马相斗”在吐谷浑民族心目中无可替代的无尚地位。
从古至今，祭祀是游牧民族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其圣神性无逾其上。祭祀的实质是答谢恩情，祈求天意。祭祀必有主。所谓主，就是受享对象的象征物，诸如祖先神主、宗庙挂像、人物塑像、英雄功勋碑，等等。没有主的祭祀，在任何民族任何信仰中都不存在。 祭祀的核心意义是归属认同。祭祀活动的实质是族群内部的一种联络识别符号，所以游牧民族的祭祀往往是部族首领大聚会。吐谷浑王国的社会活动范式不可能例外于游牧民族，没有了祭祀活动王国各部落的归属认同就没有了载体，民族的向心力就无以体现，是从是弃、是敌是友就无以识别，部落纠纷就无法裁定。 宗庙社稷的春秋四祭是所有祭祀活动中最圣神的国家大典。“祭必隆礼，祀必隆器”，“祀分主陪，礼别贵贱”，这是宗庙社稷的基本讲究。无论是汉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陪祀礼器往往是最能证明本民族源流和天意的圣物，没有例外。 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王国不可能没有祭祀，更不可能没有宗庙社稷。吐谷浑王国要选择宗庙社稷的主，最好的选项是什么？当然是始祖吐谷浑。与吐谷浑民族有着重大渊源的吐蕃是最好的实证，不妨可去拉萨布达拉宫验看。 祀分主祀、陪祀，有主有陪。有主无陪就称不上宗庙社稷。吐谷浑王国的宗庙社稷，主祀之外，如果要选择陪祀礼器的话，尊崇性上难道还能有超过“二马相斗”的选择吗？从各少数民族无不对信仰物戒杀这一条对照，为什么“凡杀人若盗马者死”，是不是强调了这种选择？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鲜卑吐谷浑传》就会发现，除了“二马相斗”这个故事外，通篇就再没有哪件事情达到如此详细的记述。之所以在惜字如金的史笔下如此地不惜笔墨，是否可以反证出吐谷浑民族因为“二马相斗”对马的崇祀？ 眼见为实，2019年在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浩门组发现的吐谷浑王室慕容智墓，其中出土了不少彩雕马，这些彩雕马可不可以作为吐谷浑民族对马崇祀的实证？ 与慕容智墓相距不远处的天祝县哈溪镇友爱村峡门台生产队，1972年与1件铜牦牛同坑出土的2件铜马，这2件铜马可不可以作为吐谷浑王国宗庙社稷因为感念“二马相斗”的“殆天所启”以2马为陪祀的实证？ 可以说，翻遍二十四史，在汉文字记载中对马的爱重到了“凡杀人若盗马者死”这种程度的，吐谷浑民族是唯独的一个，其他游牧民族中就再找不出第二个。翻遍二十四史，在汉文字记载中除了对吐谷浑民族“二马相斗”的记载，在其他民族中还能再找得出相类似的第二个大篇幅的“二马相斗”吗？ 史证与实物是如此的吻合，细究过没有，为什么对应得如此的巧合？能不能再找出这样合钉合帽的巧合？进一步追问，难道这真的是偶然或惯见的巧合吗？史证与实物对应，包括汉文化圈所有民族，能不能再找出第二个2件铜马这样的巧合？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千万莫忘了2马1牛是同坑出土，尽管2马实物已经不存在了。千万莫忘了慕容智墓的出土地不仅与2马1牛出土地相距不远，而且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千万莫忘了清朝以来在武威青嘴喇嘛湾陆续出土的吐谷浑王室的9方墓志，不仅也同在一个区域、同属一个山系，而且同在“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的“凉州之南山”。 更要特别强调的是，千万莫搞错了无论是慕容智墓还是吐谷浑王室9方墓志所代表的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可不是小民百姓的一埋了之。 什么是王室之葬？王室之葬，其规模是什么、其配置又是什么？ 清朝以来在武威青嘴喇嘛湾吐谷浑王室9方墓志的陆续出土，就已经实证了“凉州之南山”是吐谷浑王室的聚葬地，就已经昭示了其陵区的规模不可能如小民之葬仅是尺方之地。1972年相距不远处出土的2马1牛，就已经明示了9方墓志绝不仅仅是有个墓穴那么简单，就意味着这2马1牛决不是外于9方墓志的独立存在。2019年发现的吐谷浑王室慕容智墓，更是挑明了这一点。
有葬就有祭，有祭就有祀。王室之葬，不仅意味着占地规模的浩大，更加意味着符合礼制配享等级的地表配置。没有享殿之类的地表配置，就称不上帝王之葬。 凡汉文化所及，除非末代，没有地表配置的王侯之葬自周公定礼制以来就不曾存在过。 请问，“凉州之南山”出土了这么多的吐谷浑王室墓葬，地表配置出土过吗？ 研究了那么多的墓葬，地表配置曾想到过吗？ 须知，“凉州之南山”陆续出土的10位墓主背后可都是大唐皇家的赐葬。 那么，这2马1牛到底是个什么？ 明确告诉你们，这是吐谷浑王国宗庙社稷的陪祀礼器。 特别提醒，这2马1牛可不仅仅是享殿陪祀那么简单，也千万别自以为是地认定为享殿礼器。二者是有差别的，搞混了是又会闹笑话的。欲知其中道道，请认真看后续。
吐谷浑民族是否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一点，关联着“凉州之南山”吐谷浑王室墓葬有没有象汉民族王侯之葬那样的地表配置。 确凿地说，除北魏拓跋氏外，在主动融入汉文化方面，再没有哪个游牧民族能赶得上吐谷浑民族对汉文化融入度的之广之深。 资料1：吐谷浑最高首领往往自号某某将军、某州刺史或某王,史书称之为大人或将，各种佐官之职掌大体仿效当时的中原王朝政权。《旧唐书.吐谷浑传》载，在夸吕时代以前“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其下有“将军、长史”、“司马、博士、侍郎、别驾”等佐官。约自夸吕以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到唐代又出现国相、丞相等官职。 资料2：《旧唐书.鲜卑吐谷浑传》“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已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其俗颇识文字。” 资料3：《宋书.鲜卑吐谷浑》“廆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史乙那楼追浑，令还。”史臣曰：“徒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 如果再细心一点，加上慕容智墓志，“凉州之南山”出土的10方墓志都是采用汉文书写，没有像满清、西夏等游牧民族那样采用双文和多种文字书写。这与《鲜卑吐谷浑传》“其俗颇识文字”的记载是一致的。10方墓志的汉文书写，证实了吐谷浑民族采用的是汉字，就如高度汉化的北魏拓跋氏的造像魏碑仅用汉文一种文字书写是一个道理。注意，这个“颇识文字”的“文字”包括汉字，也包括其他各种文字。“徒以商译往来”，“商译”就是不同语言之间交流的翻译。意思就是吐谷浑人与各民族打交道兼通各种语言。这个“商译往来”，就证明这个“颇识文字”是包括其他各种文字。“颇识文字”却只用汉字书写碑文，足见吐谷浑民族汉化的程度之深。 “遣旧父老及长史乙那楼追浑”，这个“长史”是官职名称，这个“乙那楼”是人名。注意“长史”一词，注意诸如“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等官衔。《鲜卑吐谷浑传》明确记载，吐谷浑王国的汉化，不仅在官爵礼仪上，而且是在方方面面，其汉化程度是除北魏拓跋氏外最深透的一个。有官就有爵，有爵就有配享等级，有配享等级就有葬制的配享标准，这是汉文化圈的一条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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