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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经济学者，这几天我在想，经济学的确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命何价？这可见那些所谓福利经济学全是废物。
我有一个外甥，是我的三家姐的儿子，名赵承恩，当年在香港中学成绩其实不错，但香港大学不收他。他申请当时算是次级（今天不是）的香港中文大学，因为中学会考的中文考得不够好，也遭拒于门外，害得当时中大的容启东校长亲自来信向我解释。今天看，中大是走了宝，因为S. Y. Chiu今天在生物细胞的研究上成了名。
我读到容校长的信，一声长叹，就把这外甥带到美国求学。那大概是一九七一年。由我亲自教。教法简单：周末不准读书，要陪我去钓鱼。就这样，从本科一年级起只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生物物理学博士。有点疯疯癫癫的，在华大时，因为他的英语名字是Bill Chiu，同学们给他的别号是“傻Bill”。
一老一少，我们什么都斗，好玩的。两年前他来邮说：“常舅父，我的名字打进了教科书，哈、哈、哈！”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我回邮说：“我的名字不仅在教科书出现，而且经济学出现了CheungianEconomics（张氏经济学）这一词。”是“沉底穴，打死车”，这一着他无法回应，也是永远地输了。道理简单，因为英文Cheung字后面可以容易地加上-ian，但Chiu字后面则怎样也加不上去！过瘾不过瘾？
我这个当年进不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外甥，奇怪地爱中国。正如我太太说他，凡是中国的他一律说好，任何批评中国的话他一律不同意。这乃“傻Bill”是也。
昨天这个外甥传来一个数字表，是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十个严重病毒的扩散与杀伤力的比较，兹附录在这里给同学们参考：我的推断，这图表内的数字是在今年一月三十与三十一日之间统计的。从这些数据可见，武汉新冠病毒的杀伤力是十项病毒中最弱的——跟二〇〇二年的沙士病毒相比，其杀伤力只约五分之一。新冠的杀伤力只占染者的百分之二，跟一些比较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差不多。但新冠的传染力强，到二月十八日受感染者升到七万二千多例。杀伤力基本上不变。
同学要注意的是图表下面有提供者的评语，显然是站在中国那方说话。意译为中文，大概如下：“就算最近的病例升至七万宗，跟二〇〇九年在美国出现的H1N1相比，微不足道。但美国当局可没有推出隔离设施，让病毒扩散到全世界。然而，美国今天却以这武汉病毒为借口，重击中国。美国是一个有病的宣传国家。
这里又是一个让人睁大眼睛的记录，说明美国怎样创造错误的形象，重击中国，从而获取政治与经济利益。”
我们当然希望这位评论家的判断不对，而我自己不相信美国人会变得那样没出息，幸灾乐祸。我在北美生活了二十五年，没有认识过一个美国人是这样的。难道世界真的是改变了？
依照上述，武汉肺炎不是那么严重。然而，从经济的影响看，我不敢苟同上海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与香港科技大学的雷鼎鸣教授。都是朋友。我不同意他们认为今天武汉肺炎对经济的杀伤力跟二〇〇二到〇三年的沙士相若，是因为今天的隔离与管制远比沙士时严厉。我欣赏这隔离的操控与全面，也欣赏市民的奉公守法。但当今天本来是闹市的变得寂寂无人，娱乐、饮食、旅游等行业一律下降至近于零，我就不由得问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人命何价？
最为严重的是工业运作那方面。我知道北京的朋友已经尽可能地帮忙，但因病毒爆发于春节期间，流动人口多，无数在工厂操作的回乡，肺炎事发后他们不愿意早回来。据说封路政府已经逐步放开，但回厂后需要填表，也要被隔离七天这些规限，吓怕了不少人。我在两个工业区查询的结果，是二月十六日的动工率不到往年同期的一半。
二月十三日我在这里发表《从非典肺炎看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了好些建议，今天再说，是要强调价格管制——无论是消费物品之价还是生产要素之价——要立刻撤销。很多做厂的朋友向我投诉，口罩不够，员工回厂后也不能开工。听说口罩有价格管制。这不对，让其价上升其产量必增，工厂买不起政府补贴就是。撤销价管会让制造口罩的发国难财吗？当然不会，因为口罩不是什么专利或机密物品——我自己的妹妹也正在自己家中造（不要忘记她是个天才，一笑）。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经济学者，这几天我在想，经济学的确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命何价？这可见那些所谓福利经济学全是废物。
昨天翻查数据，知道目前中国的通胀率达百分之五点四，轻微地超越了弗里德曼认为是对经济有利的通胀率百分之二至五之间。我见这几年央行运作得不错，知道他们对物价的调控很有两手，于是在这里建议，增加货币量，让有关的部门多花点钱救灾，有需要时让通胀率上升一点，但不要超过百分之七。灾后再调减货币量，慢慢地把此率调回百分之四与五之间。
在今天的文明时代，人命无价。这是处理目前不幸遇上的病毒的一个主要困难。
（来源：张五常的新浪博客）
【作者简介】张五常，1935年出生于香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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