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对山/文

六

“宁锦大捷”阻止了后金大军的继续西进，京师短期内转危为安。但是，在战后为创建关宁铁骑及构筑宁锦防务问题，袁崇焕和主要战将满桂等人发生意见分歧。朝廷闻报，将袁崇焕从辽东战线撤了下来，新任兵部尚书王之臣为蓟辽督师出镇宁远。是年七月，王之臣奉旨上任，临行前给天启皇帝呈上一道奏章：

皇上眷焉东顾，命臣出镇宁远，任大责重，不得不举贤以自助。本部标下中军杨嘉谟久在关门，熟知戎务，臣欲与偕行，令其召募西兵充臣标下亲兵。又宁夏游击江鲲，甘肃副总兵官惟贤，守备郑一亨、夏登士皆一时将才，应令各带亲丁，作速赴辽，以备缓急。

蓟辽督师王之臣驻守宁远，向朝廷提出“举贤以自助”，请求带一个人前往宁远助守前线，这个人就是杨嘉谟。可以想见， “宁锦大捷”后杨嘉谟在大明皇廷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当时宁锦战线兵力匮乏， 王之臣让杨嘉谟“召募西兵充臣标下亲兵”，杨嘉谟官职虽为山海关“标下中军”，实则仍是统领督师麾下的前敌先锋标兵营。王之臣同时要求宁夏游击将军江鲲，甘肃副总兵官惟贤等各带亲兵赴辽东防卫助战。朝廷准奏，即颁令“杨嘉谟既习西兵，即著招抚精锐，勒限前来以壮军声。”于是，杨嘉谟又从山海关移驻宁远城。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当政第一年，即重用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查诛“阉党”，整肃朝纲，明朝重要职官的人事安排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年四月，崇祯帝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并加封太子太保，赐上方宝剑，命之重新镇守宁远。辽东巡抚、镇守总兵及一应参将武职人员皆发生变化。王之臣、杨嘉谟从锦宁战线撤了出来。在这次官员调整安排中，参与 “宁锦大捷”的武将俱各得到升迁。《崇祯长编》载：

崇祯元年六月，升刘重庆为大理寺左少卿。以麻登云为镇守山海总兵官挂平辽将军印，经理关门军务；杨嘉谟为甘肃总兵官，挂平羌将军印；尤世禄为宁夏总兵官，挂征西将军印；祖大寿为前锋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

这一年，杨嘉谟五十二岁。明初至明中叶，文武并重，诸镇总兵官颇有权势，为正一品官佚。但从崇祯皇帝开始启用“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明朝开启了“以文制武”的官宦权辖政策。自此，武官地位显著下降，诸镇总兵官职佚由正一品降为正二品。

七

张掖古称甘州，是甘肃镇总兵府驻地。杨嘉谟先从宁远城返回凉州，在家休息一月后，才到张掖总理甘肃镇兵务。

甘肃镇所辖长城北线起自景泰县黄河沿岸，南线起自兰州黄河北岸，双线延伸至景泰县西北境汇合，再向西北方向蜿蜒伸展而去，经民勤、永昌、山丹、张掖、高台、酒泉诸县境，绕过嘉峪关向南抵达祁连山北麓，边墙总达一千六百余里。在明朝的九边重镇中，甘肃镇有着较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明史·西域传》载，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法汉武创河西四郡隔绝羌胡之间，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甘肃便成为明代九镇之一。甘肃镇位于明朝版图最西端，因其独特的地形条件及内外复杂的民族关系而屡屡发生重大边患问题。明成化年间进士杨一清说：“甘肃一镇，自兰州渡河，所辖诸卫绵亘两千里，番虏夹于南北一线之路。其中肃州嘉峪关外，夷羌杂处，寇盗无时，自昔号为难治。”明孝宗曾对经略甘肃守臣说：“盖以本朝边境惟甘肃为最远，亦惟甘肃为最重。祖宗于此屯兵建阃，非但制驭境外之生夷，亦以抚绥境内之熟羌也。”所以，杨嘉谟能够升任总兵官驻守“孤悬塞外”的甘肃镇，说明朝廷对杨嘉谟非常重视且特别信任。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大军避开宁锦防线，分三路突袭蓟镇喜峰口，既而突破大安口、龙井关、红山口，包围了北京城最后的门户遵化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入援，竟全军覆没，殉难于遵化。巡抚王元雅、保定推官李献明、遵化知县徐泽等据城固守，城破皆死。袁崇焕得报，赶紧弃了宁远，统兵星夜疾行入关，在北京城外广渠川一带与后金军展开血战。城外王公贵戚封地上的田庄苑囿尽悉被毁，朝中大臣诬袁崇焕放清兵入关，崇祯帝仓皇之中竟将袁崇焕下狱。后金军大举入侵，京城戒严，各地总督及巡抚皆奏请率师入卫。甘肃巡抚梅之焕、总兵官杨嘉谟也领兵三千余名，疾行入援。未料，甘肃军在行军途中发生士兵哗变事件，耽搁了入卫行程，引起兵部尚书梁廷栋等人的强烈不满，遂上表朝廷、奏请将二人治罪。关于甘肃军士哗变事件，《崇祯长编》载：

甘镇悍卒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王进礼畏入卫之劳，在途鼓众倡乱。格杀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并劫随营军饷。正月十一日，奔至兰州。巡抚梅之焕亦以是日驰到，令陶万垒、张奇文入营传示，但诛首恶，余俱归营，且悬赏以待。十三日午时，彝丁拜户哈杰等遂杀王进才于城下，是夜，复擒殷登科、吴天印、王进礼斩之，共搜出饷银四百余两。次日，之焕同总兵杨嘉谟等复整营伍入卫。

其实，史料中的“悍卒”王进才等区区四人竟然成功发动了“鼓众倡乱”、格杀军官“并劫随营军饷”的哗变事件，原因正是“缺饷”。杨嘉谟没有料到，巡抚梅之焕“但诛首恶，余俱归营”时，独独跑了一个叛卒。这个叛卒是来自陕北米脂县，名叫李鸿基，后改名李自成。三年后，李自成加入高迎祥农民起义军，号为“闯将”，后成为推翻明帝国的著名“闯王”。那次“率师入卫”事件中，各路军队皆猝然出兵，粮饷皆不足，士兵行军途中又饥又累，遂发生多起哗变事件。《明史》载，“时四方援兵先后集，以缺饷故，多肆剽掠。”山西总兵张鸿功率五千人赴援，三日未给军饷，军队乃发生哗变，张鸿功被捕入狱。延绥巡抚张梦鲸率兵五千入卫途中，士兵沿途征马抢掠，张梦鲸禁之不从，竟“一夕愤死”。《明史》中“率师入卫”事件的记载中就有诸多这样的细节，不独甘肃一军如此。

但是，“悍卒”哗变中杀军官、劫军饷、奔兰州、辗转数日，巡抚梅之焕诛恶平乱，最后“杨嘉谟等复整营伍入卫”，毕竟耽搁了好些时日，贻误军情，明朝兵法难以容忍。兵部尚书梁廷栋等核议援兵功罪时，愤怒指出：“其到京最后而最哗者无如甘肃巡抚梅之焕、总兵杨嘉谟，据法应当究问。但以其兵精悍可用，而三屯新着大捷，或姑革职戴罪，俟防秋事竣，有功另议。”

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崇祯皇帝颁旨：“（梅）之焕本当治罪，念在镇着有捷功，准革职回籍听勘，（杨）嘉谟准戴罪立功。”皇帝的处理结果中，梅之焕负有主要责任，对于一个正一品官员来说，“革职回籍”的处罚算是很严重的。崇祯皇帝对杨嘉谟却给足了面子，仅是“准戴罪立功”，仍以甘肃镇总兵官的职务统领三千援兵参与京都保卫战。甘肃镇军果然“精悍可用”，在京都保卫战及收复蓟镇的战斗中奋勇克敌，屡立战功。朝廷颁奖杨嘉谟“免戴罪”，并加升一级，升为正一品总兵官员。《崇祯长编》载：“叙蓟镇出塞功：枢辅孙承宗赉银四十两、大红蟒衣一袭；张凤翼、刘可训各赉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蒋范化、左应选各赉银十两；王威兼叙训练前劳，加二级，荫一子锦衣卫正千户，世袭；杨嘉谟免戴罪，仍加升一级。”

是年五月，甘肃总兵杨嘉谟协同三营屯总兵杨肇基、宣府总兵董继舒发动了收复遵化、永平二城的战斗，与清兵血战于浓济岭、邮马山一带，大获全胜，收复遵化、永平。孙承宗、马世龙也趋势从蓟镇出师，成功收复滦州、迁安。崇祯大喜，颁令嘉奖：

叙浓济岭、邮马山战功：董继舒、杨嘉谟各加左都督，荫一子外卫副千户，世袭；孙显祖加右都督，荫一子外卫正千户，世袭。四案有功祖大乐等、三案有功刘源清等、二案有功孟道等、一案有功黄惟正等加级实授、加服俸及免戴罪各有差。杨肇基赠少傅，仍于原荫外卫指挥佥事加指挥同知。（《崇祯长编·卷八》）

八

辽东战事未息，域内农民起义军又横行陕甘一带，杨嘉谟旋即卷入到平定农民起义的战争中。

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二十八日，陕西起义军在首领王嘉胤的带领下由神木渡河，从此起义烽火燃遍山西、甘肃一带。一年后，或陷破城镇，或盘据乡野，域内遍传烽火。农民军进攻的区域西起延安及庆阳（今甘肃东部），东至山西晋南阳城一带。崇祯四年（1631年）春夏雨季，陕西民变盛极一时。神一魁部众数万败官兵于宁夏，后率四千人受到总督杨鹤的“招抚”。不久，延绥巡抚洪承畴大肆屠杀降兵。神一魁死里逃生，在宁塞堡重新举起义旗，旋即遭到官兵的四面围攻。而后，神一魁余党庆阳郝临庵、刘道江等率众数万攻掠环县、真宁之间。是年十月初七日，起义军数千兵马从保安镇急行军至和尚原，与田近庵领导另一支义军汇合，以图支援关中农民义军。《明史·李自成传》载：

四年，孤山副将曹文诏破贼河曲，王嘉胤遁去。已，复自岳阳突犯泽潞，为左右所杀，其党共推王自用号紫金梁者为魁……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聚山西。自成乃与兄子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未有名。杨鹤抚贼不效被逮，洪承畴代鹤，张福臻代承畴，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已经达到“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朝廷震惊，以“杨鹤抚贼不效被逮”。但是，洪承畴代杨鹤指挥“剿贼”又“不效”，朝廷又遣张福臻代洪承畴指挥“剿贼”，于是临洮总兵曹文诏和甘肃总兵杨嘉谟就成了平定农民起义军的主力战将。《崇祯长编》载：

崇祯四年十一月，陕西总兵杨嘉谟、王承恩、榆林道分兵三路围困中部，于昨初十日自旦至晚三面合围，攻之甚急，且运土填其东北一角，达旦登城，贼大乱，从西北出门，官兵追杀四十里，斩级千余，遂复其城。

起义军兵势大炽，朝廷任命张福臻榆林参政、随军太监王承恩为提督京营、杨嘉谟为陕西总兵，协同平定农民起义。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张福臻、杨嘉谟、曹文诏各领一支部队从三面将起义军包围在“中部”。明代的“中部”即今“关中”，地域范围包括宝鸡、咸阳一带。这一战，“官兵追杀四十里，斩级千余”，杀死了神一元及其同党一条龙，余众逃往摩云谷。数月后，数万农民军又盘踞于关中，官军围攻两月不能下。延安及宜君、绥德、米脂、安定、葭州诸州县再遭攻掠。农民军中势力最强大的就是以神一魁为首领的一支军队。神一魁以钻天哨、开山斧、满天飞、独行狼为其骨干成员，又兼并了李都司、杜三、李老柴、白广恩、郝临庵诸“悍匪”所统兵员，兵力达六七万之众。神一魁运用流动作战战术对付官兵，胜则长驱直入，败则疾速退走，“每战斩级累累”。三边总督洪承畴曾悲叹“剿法穷矣”。在张福臻、杨嘉谟、曹文诏发动的中部合围之战中，神一魁被部下叛徒杀害，献头于官军。余党在独行狼、郝临庵的领导下继续攻城掠地，战斗力极为强悍。

进入崇祯五年（1632年），朝廷任命练国事为陕西巡抚，全力指挥“剿贼”兵事。曹文诏、杨嘉谟先后组织了“西濠之战”“张麻村之战”“关山岭之战”“陇安之战”，《崇祯长编》载：

崇祯五年，先是庆阳西壕杀败余孽，勾引铁角城一带之贼侵掠武安，遂克华亭，势甚危迫。总兵曹文诏、杨嘉谟统兵追剿，以三月下旬自宁州赴平凉。四月庚午，抵隆德。适固原道王振奇、关西道徐如翰至县督备刍粮，侦知贼方攻庄浪，闻大兵至，收聚张麻村诸处。文诏、嘉谟乃于次日黎明直掩张麻，贼分队迎战，胜之，追杀二十余里，斩首二百三十一颗，贼遁入高山。官兵四面进攻，时固原坐营靳桂香领亲丁亦至，协力并攻，贼凭险大战，伤官兵甚多。游击曹变蛟、冯举、刘成功、平安等率都守各官奋身直冲而上，贼始溃散。续有甘肃副将李鸿嗣、参将莫与京、固原参将王性善亦至，策应二次，共斩贼首五百二十九颗。丙子，官兵抵麻庵，侦知贼掠张家川，讫，径奔长宁驿，遂于次日前行至咸宜关。贼三四千迎战，两镇督率官兵直前扑之，贼退至关山岭，凭险相持。官兵奋击，败之，斩获强壮首级一百九十二颗。是日，两镇侦知贼二千余人从香泉奔陇安抢掠，令变蛟及游击杨光烈等领精兵邀后山，击其尾，两镇亲领精骑从前击其首。黎明齐至，陇安贼分两股来迎，官兵奋力而前，斩获首级三百五十余颗，贼奔江北，走水落城等处，两镇仍率兵追之。

关中农民起义军谋攻平凉，走凤翔汉中，练国事传檄固原兵备王镇奇守各隘口，平凉兵备徐如翰守泾州各要害，总兵杨嘉谟等司侦缉。洪承畴从鄜州间道疾驰至庆阳，曹文诏、贺虎臣亦各率兵至。是年三月，会于镇原附近的西濠，诸将督众夹击，大小数十战，追奔数十里，杀乱民千余人，“匪首”杜三、李老柴被诛，史称为“西濠之捷”。四月，平凉张麻村之战“共斩贼首五百二十九颗”，击斩满天飞、李都司，招降白广恩，两股农民军力量全被消灭。

“关山岭之战”中，民变首领独行狼、郝临庵围攻合水。曹文诏前去援救，伏兵四起，明军大败。曹文诏单枪匹马被包围在万余名农民军中间，杨嘉谟带领“游击曹变蛟、冯举、刘成功、平安等率都守各官奋身直冲而上”，夹击援助，农民军大败，逃往桐川桥一带。曹文诏、杨嘉谟及其参将方茂功等奋力追杀，农民军又大败。不久曹文诏、杨嘉谟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固原总兵杨麒在甘泉虎兕凹打败农民军，皆获全胜。“陇安之战”中，曹文诏、杨嘉谟三次战斗三败农民军。接着逼攻耀州锥子山农民军，其党羽杀死独行狼、郝临庵后投降，关中、陇东的农民军起义悉被剿平。

“关山岭之战”中的曹变蛟是曹文诏之侄，杨光烈为杨嘉谟之子。从明朝开始，凉州流传着“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民谚，那时候父子同战同功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明初的徐达和徐辉祖父子、常遇春和常茂父子、明末的李成梁和李如松父子等。“宁锦大捷”后朝廷颁令杨嘉谟“荫一子外卫副千户”，杨光烈恩荫应袭指挥使管道标中军守备，两年后因功升为固原镇游击将军。此为后话。

崇祯六年（1633年），延绥巡抚陈奇瑜分遣诸将，搜剿余众，擒斩首领数十人。既而复发兵七千击杀钻天哨、开山斧于延川，斩一千六百余级，陕西民变至此平定。厂

陕西巡按御史范复粹曾向朝廷幕府呈报此次平定民变军功，指出：“斩级三万六千六百有竒，曹文诏功第一，杨嘉谟次之。王承恩、杨骐又次之。诸将亦多可纪云。”清初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引用了范复粹的呈功奏章后，又插入了一段补注：

（杨）嘉谟，西凉世职。初以随阁部孙承宗当关，已推副将，积功升甘肃总兵。继因援蓟驻防，于甘肃讨贼。贼平，及归秦仅用虚衔，议叙补蓟门总兵。

关中农民军起义平定后，杨嘉谟的职务有过两次变化，先是“及归秦仅用虚衔”，即先任陕西总兵虚衔，后“议叙补蓟门总兵”。 蓟门总兵即蓟镇总兵，蓟门原指古蓟门关，唐以关名置蓟州后泛以蓟门代蓟州。由此可以推定，崇祯六年（1633年），五十六岁的杨嘉谟被调任为蓟镇总兵。

九

明朝九边重镇中，蓟州镇和甘肃镇皆具举足轻重的战略防戍意义。崇祯年间举人查继佐曾上书朝廷：“以守之难易论，诸边皆难，而辽东甘肃尤难。何则？辽东僻远海滨，三面皆敌；甘肃孤悬天末，四面受警也。”（《四部丛刊三编· 罪惟录》）同为重要的边关重镇，朝廷为何要将凉州将士杨嘉谟从甘肃镇调至蓟州镇？原来，一年前蓟辽军事集团中的首领相互攻讦，影响边境安宁，朝廷遂有“议叙补蓟门总兵”之举。

当时河南唐县人曹文衡任蓟辽总督，山西偏头关人王维城任蓟镇总兵，大太监邓希诏任监视中官。但是，邓希诏与蓟辽总督曹文衡争抢一把手，相互揭短，难与协作。朝廷劾问，王维城替曹文衡辩解，又开罪了邓希诏。当时兵部给事黄绍杰巡视蓟辽边关，返京后向皇帝进言，请求重用曹文衡而罢免邓希诏。崇祯皇帝不仅没有采纳黄绍杰的意见，反而将曹文衡、王维城调往他处置闲，将杨嘉谟调任蓟镇总兵，总领蓟辽边防军务。邓希诏仍留蓟镇军中任监视中官一职。他原本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经曹文衡去职一事，更在军中建立了位尊权重的威严。邓希诏在军中指手划脚，颐指气使，根本也不会将来自“孤悬天末”的甘肃杨嘉谟放在眼里。诸将忿恨不已，却也无计可施。

在明朝，太监监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总兵官的行动。如果总兵官不和监军太监搞好关系，就会事事被掣肘，甚至被罗织罪名密奏至皇帝那里，轻者罢官，重者杀头。反之，如果和监军太监相处得好，沆瀣一气，打胜仗固可升官加爵，打败仗也可谎报战绩而得到封赏。太监监军实为明代弊政，严重制约打击了边关武将征战杀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崇祯即位初年，鉴于魏忠贤祸败之事尽撤诸镇监军太监。后来以“东林党”为主的文官廷臣陷于门户之争，朝廷兵败饷绌之时却智穷策乏，难堪大用，崇祯乃思复用太监。诸太监在军中多侵克军饷，临战先逃，戎务很坏。吏部主事周镳曾极力陈述太监监军对边疆战事的祸害，崇祯皇帝不仅不听，反而将周镳贬为庶民。

杨嘉谟第二次戍守蓟辽边关时，蓟辽前线的战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年前孙承宗、袁崇焕构建的宁锦防线已被后金军队攻陷，大凌城、锦州城相继失守，明朝重要将领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麻登云等先后降金，“宁锦大捷”时的豪壮气象似已荡然无存。和甘肃镇相比，其时蓟州镇已危如累卵。只是崇祯六年（1633年）后，后金对明朝用兵战线逐渐偏移至旅顺、宣府和大同一带，蓟辽边关战事稍息。奇怪的是，杨嘉谟在蓟镇总兵任上的事迹在史料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让那些力图为杨嘉谟作传的人十分头疼。倒是蓟辽边关的雾灵山的一块石头上铭刻了杨嘉谟任蓟镇总兵的稀罕文字。

雾灵山为燕山主峰，坐落于北京密云和河北兴隆交界之处，山上有一天然花岗岩巨石，长31米，宽30米，高29米。因为巨石正面平滑处有明代石刻文字，当地邑民称之为“大字石”。从这些石刻文字的内容及年代痕迹可以看出，碑刻共分三次完成。明洪武四年（1371年），刘伯温首次在石头上题刻了“雾灵山清凉界碑”7个大字。万历三年（1575年），蓟辽总督杨兆命李逢时在大字左侧镌刻了93个中号字。崇祯八年（1635年）蓟镇总兵杨嘉谟又命状元协守在大字右侧镌刻了90个中号字，文曰：

崇祯乙亥岁，季春吉旦，镇守蓟镇总兵杨嘉谟、整饬密云兵备高斗光、密云户部郎中王徵俊、监视西协军务张升、巡抚顺天都院张鹏云、监视西协军门邓希诏、总督蓟辽军门丁魁楚。吉家庄守备、黑谷关都司、曹家路游击、状元协守。

这些文字记载的是崇祯八年（1635年）农历三月初一，杨嘉谟、王徵俊、张升、邓希诏、丁魁楚等众多官员在视察燕山一带长城边防时，攀登了久负盛名的雾灵山，看到开国军师刘伯温赐名的巨石，感其风光无限，气势恢宏，遂刻字留念。一块大字石，跨越了洪武帝至崇祯帝之间数百年的峥嵘岁月，反映了蓟辽边关数百年来战火纷飞的史实，当地遂有“一块大字石，半部明朝史”的说法。

是年，多尔衮领兵万人渡河，招降林丹汗部众于额哲，整个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蒙古帝国的汗位至此断绝，历史上曾经纵横华夷的蒙古帝国自此永远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一年后的农历四月十一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盛京（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既而满清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统领十万八旗军队攻打明朝。七月，清兵攻陷昌平，后相继攻下良乡、顺义、宝坻、定兴、安肃、大城、雄县、安州等近畿州县。燕山一带烽烟迷津，战乱频仍，生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遗憾的是，这些震古烁今的史料典籍中，没有看到蓟镇兵马及杨嘉谟参与作战的文字记录。《杨氏家谱》也没有杨嘉谟蓟镇总兵任上的事迹描述，《杨嘉谟墓志铭》论及传主在蓟镇总兵任上时，仅有“身亲矢石，躯躯戎马，庶几四十年”的文字，似乎是对杨公一生戎马生涯的概述。《杨嘉谟墓志铭》倒是清晰地记述了他从蓟镇离任的时间及原因，称“丁丑岁，公忽遭疾，乞骸得允，归里调养。”丁丑岁即明崇祯十年（1637年），“公忽遭疾，乞骸得允”，意为杨嘉谟因病请求解甲归养。朝廷准奏，遂离了蓟镇，回到凉州老家。

杨嘉谟离任后，朝廷迅速任命陕北榆林人吴国俊接替了蓟镇总兵一职。结合蓟辽边关的戍防局势和杨嘉谟的性格推测，杨嘉谟在蓟镇任上根本不惧惨烈的战事，倒是监视中官邓希诏处处对其军事活动的掣肘令他烦恼不已。杨嘉谟的“遭疾”离任估计也是“遭嫉”后愤而去职的行为。但是，六十一岁的杨嘉谟抱病离任也罢，愤而去职也罢，放弃蓟镇总兵返回凉州竟是其一生中较为重要而明智的一次选择。一年后，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的一个夜晚，多尔衮率八旗兵偷袭密云，径破边墙而入。此时，蓟镇总兵吴国俊正给监军太监邓希诏过生日，兵将们正排队叩首祝寿之际，清兵猝然攻来，连失七十余城。京师震惊，崇祯震怒，将吴国俊、邓希诏下狱，后与文武官员三十多人同被斩首。

清代诗人赵翼在《论诗五首》中写道：“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纵观杨嘉谟一生，其两岁时父亲亡故，十五岁祖父下狱，二十岁袭职无望，五十三岁戴罪立功，后在“平叛”和蓟辽边关身经数十战，几死于枪林箭雨之中。一生转战凉州、西海、通州、关中、平虏城、山海关、宁远堡、甘州卫、三营屯、蓟州镇，嶒嶝坎坷的人生磨难并没有使之湮灭于乱世烟尘之中，反以“浩气枕戈、克敌尽忠”的功勋而彪炳史册。即使晚年“遭疾”弃职的果断选择，虽为怀恨抱屈之举，却也免了牢狱之灾和诛族之祸，这又何尝不是另一重意义上的人生幸事？

十

杨嘉谟晚年寓居凉州，值得记述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主持修撰了凉州《杨氏家谱》。《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收录了杨嘉谟为《杨氏家谱》撰写的序。序文考证了杨氏先祖世居凉州的历史渊薮，探究了凉州杨氏出自大宋“金刀令公”杨业之后的根系源流。杨嘉谟在序文中考证了宋亡后杨氏后裔辗转流徙至重庆府长寿县，后因子孙世袭凉州卫指挥而长久移居凉州的复杂史实。序文以议论为主，阐述了杨氏子孙辈代传承的道德操守：

常闻大道生育天地，乃生人物。其生生不已之理，万劫无断。但脱尘凡之人少，贪名利之情多。皆愿子孙绵延，世世相传，有能喜施舍善根深厚者，必生贤能子孙，修身正心，位及公卿。孝亲忠君超越等夷者，世承宗祧，光前裕后耳。如有奸巧作伪造业甚者，定生愚痴子孙，狂诈恣肆，流为凶徒。毁尊逆亲败家废产者，人人耻詈，玷辱门风。嘉谟愿生子孙良善智慧，善继先人之志，克尽人道，勤读诗书，博览群籍能上进者。又愿子孙寻访名师，亲近贤士，有品有德，通国之人莫不倾服。反是，则祖宗含泪于地下矣。子孙必当惺剔，勿忽慢以为具文。

此段文字可视为《凉州杨氏家训》，起笔阐述“大道、天地、人物”之间的“生生不已之理”，而后以对比的手法叙述了“喜施舍善根深厚者”和“奸巧作伪造业甚者”的迥异结局，盛赞“孝亲忠君超越等夷者”，指斥“毁尊逆亲败家废产者”。结尾对子孙后代提出“善继先人之志，克尽人道，勤读诗书”的要求，表达了对子孙后代“亲近贤士，有品有德”的殷殷厚望。序文遣词用语对仗关联，形象生动，文笔质朴通俗却又说理警策，读之令人深思，具有无限深远的启迪意义。这是杨嘉谟留存于世的唯一文字，从中也可窥见一代英豪竟有着如此卓高的文学修养。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二十四日寅时，浩气枕戈的明末边关勇将杨嘉谟因病逝于凉州，享年六十六岁。

朝廷闻报，准予杨嘉谟之子、固原镇游击将军杨光烈回乡奔丧。处在内忧外患中的崇祯皇帝仍不忘边臣之功，颁旨敕封杨嘉谟为“上柱国”“光禄大夫”。崇祯皇帝特遣进士、翰林院侍读王锡衮从京师来到凉州，宣读敕封谥爵，协理丧事。次年三月十八日，杨光烈修筑杨氏祖墓，将王锡衮为杨嘉谟撰写的墓志铭勘石为碑，置于墓室之内。1958年10月，平田整地的农民掘开杨家谟墓，从墓门之侧的泥土里挖出了墓志铭碑，墓志铭全称“明故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永宁兰州等处地方总兵陕西行都督府左都督杨公墓志”。“杨嘉谟墓志铭”连同“天启皇帝圣旨”现存武威文庙，是研究杨嘉谟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实物史料。

两年后，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五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祟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明朝遂亡。

又过了一月，山海关战役爆发，多尔衮率十四万八旗铁骑入主中原。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史称清世祖，改年号为顺治元年。

十一

乾隆四年（1739年），杨嘉谟逝世已逾九十五年。

是年秋，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向乾隆皇帝上书，奏报280万言（共332卷）的《明史》终于编纂定稿，请求朝廷准予拨款刊刻。《明史》从第一次开馆修撰至最后定稿，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典籍。后世学人评说，《明史》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但是，清修《明史》最大的缺陷便是极力隐瞒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诸多真相，隐晦无言。对于明朝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修史时皆削其在辽东驻守之事，对于一些实在难于避开的人物，编纂者干脆从《明史》中抹去了他们的事迹。如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蓟镇总兵杨嘉谟等，所涉明金辽海战事诸人，《明史》均不予单独立传。

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了全国性大规模方志修纂工作。在武威地区首轮志书编修工作中，因为杨嘉谟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战争，在《武威地区志》《武威通志》的“古代人物”中皆未予收录杨嘉谟。上世纪90年代开启了二轮志书的编纂工作，改革开放进程促进修志工作思想大解放，国家志书编纂规则明确指出，地方志书“人物志”不应排斥有争议的人物。但是，由于史料奇缺，二轮志书中竟仍未收录杨嘉谟。一些有影响的“反面人物”如元朝镇压农民起义的余阙、清朝鸦片战争中临敌逃脱的牛鉴、民国时期杀害红西路军将士的马步青等，在新修的《武威市志》《凉州区志》中皆有传，唯独缺少明末边关勇将、凉州杨家将的代表人物杨嘉谟的传记。个中原因，实令一些文史工作者和杨氏后裔唏嘘不平，却也无可奈何。

凉州城东面曾有一条宽阔的大河绕城流过，名曰杨家坝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杨家坝河断流干涸了。近年来，政府疏浚清理河道并拓宽河床，引水建成一个人工湖，名为“天马湖”。盛夏时节，天马湖畔绿树成荫，芳草如茵。湖面上清风徐来，碧波荡漾。入夜时分，华灯初上，游人如织，一派热烈繁华景象。天马湖已然成为人们消暑游玩必去的一道人文景观。但是，凉州人还是习惯地将“天马湖”称为杨家坝河。

凉州城南有一座林木环绕的小山，名曰杨家山。凉州城北红柳湾河畔有一个村落，名曰杨家寨子。寨中族人皆为凉州杨家将后裔，逢年过节时他们喜欢击打一种圆筒状的腰鼓，表演时排列成将士出征的阵形，变幻着雄浑威严的八卦图式。新中国成立后，这出风格独特的民间鼓舞频频外出参加展演，外地誉为“凉州攻鼓子”，近年已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遣产。至清代中叶，杨氏将军府邸衰落了。渐至近世，知道凉州杨家将的人越来越少，杨府旧址上挤满了鳞次栉比的民居，空闲处又辟为熙攘喧闹的大市场，杨家将遗迹似已荡然无存。但是，四百多年前的杨府门楼前的那道笔直的官巷至今犹在，仍名杨府巷。古老的杨府巷连同杨家坝河、杨家山、杨家寨子、杨家坟庄子等这些古老的地名，依然在四季里顽强地传递着凉州杨家将的英雄气息。

【作者简介】程对山，甘肃凉州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员。曾用笔名北野，在《中国文学》《飞天》《杂文报》《甘肃日报》《党建文汇》等报刊发表作品近100多万字。参编《武威地区志》《武威通志》《武威史话》《武威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览》等地方史志类书籍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