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外聚集了大批占中三子和另外同样因为占中被控的六人的支持者。

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者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占领中环”）的运动，“占中三子”希望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占领中环要道来争取普选，结果造就了2014年一场大规模占领行动（又称“雨伞运动”）。催泪弹与79日的占领成为这一代香港人的印记。

他们和另外六人（合称“占中九子”）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周二（4月9日）被法院裁定多项罪名成立，占中三子均被判串谋犯公罪妨扰罪子成立，另外戴耀廷和陈健民再多一项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

法官颁下长达268页的判词，指出三子推动占中并透过堵路造成公众妨扰，他们不能以“公民抗命”为犯下刑事罪行作辩护。判词又认为，“串媒公众妨扰”这项罪名不会造成寒蝉效应或打压人权。

戴耀廷在进入法庭前呼吁外界要坚持下去，“争取香港民主”，陈健民表示他对发起占中运动无怨无悔，而朱耀明就认为无论裁决结果如何都不应灰心，继续努力为香港争取应有权益。

人权组织形容政府“秋后算账”，占中三子与其他被捕人士是“政治犯”。反对他们的人就认为是罪有应得，应该予以“重判”。

两个学者、一个牧师

54岁的戴耀廷名校出身，大学选修法律，是因为他觉得世上许多大人物都是法律出身，这位学生会活跃分子常常思考中国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关系。他自言对中国抱有浓厚情感，心底渴望中国走向富强，然后走向民主。中英谈判香港主权移交时，尽管他不认为“一国两制”会是完美的选择，但已是香港最好的出路，可确保香港的价值不变。

他曾以学生身份参加基本法起草咨询工作，毕业后一直在大学读书和教书，后来以法律学者身份向政府、政党给予意见；2001年，一度获香港政府颁授荣誉勋章，表扬他推动《基本法》作出的贡献。

但他提出“占中”时，一呼百应的程度远超想象。2013年，泛民主派内温和和激进势力誓不两立，在鹰派作风的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管治下，各界对香港有“真普选”不抱希望。戴耀廷突然以温和学者身份，在《信报》撰写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争取真正的普选。

“学者是否很愤怒？”这篇文章犹如一枚震撼弹，牵动整个民主阵营和公民社会。

文章出现后，多个团体邀请他会面讨论公民抗命的可行性。他认为当时的民主运动，需要不隶属任何政党的人，又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才会有号召力。

在香港，朱耀明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立场鲜明，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其电影般的成长经历，打动几代香港人。

朱耀明童年时期被父母遗弃，在中国大陆由祖母抚养，祖母过世后，他单独到香港，过着流浪街头的孤儿生活，曾在楼梯底下当擦鞋童求生，也曾露宿街头被人驱赶，辗转到一间学校当校工，才有机会读书，后来修读神学，把自己托付基督教。这段经历和信仰成为他日后关注基层的动力。

他在1978年成为牧师，为社区争取兴建东区走廊和东区医院，开始在公众领域亮相。在中国“八九民运”，他是协助民运人士流亡海外的“黄雀行动”核心人物，亦因为加入支联会而为人熟悉。

陈健民说，被邀请参与“占中”那刻，与戴耀廷完全不相熟，只是在学术界要发声明，两人才会通一下电话和电邮。起初，他觉得戴耀廷是“傻人”，“占中”成功率只有5%，但当年别无其他办法，“哪怕只有5%，正确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去做”。

陈健民是喜欢走入群众的社会学者，主力推动公民社会发展。过去十几年，他踏遍中国大陆多个角落，传播公民社会的理念，支援和培训众多非政府组织及建立基金会。四川地震的公民社会元年，他功不可没。他亦打入商界和政府，成为中国大陆政府的智囊，非一般香港学者所能成就。

发起“占中”意味陈健民要放弃在中国大陆的一切，为了保护在大陆与他有关连的人，他辞去所有非政府组织的理事和顾问工作。他当时切割大陆工作，并没有很大挣扎，因为香港是他长大、有感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