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对山（甘肃省武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

九

明朝九边重镇中，蓟州镇和甘肃镇皆具举足轻重的战略防戍意义。崇祯年间举人查继佐曾上书朝廷：“以守之难易论，诸边皆难，而辽东甘肃尤难。何则？辽东僻远海滨，三面皆敌；甘肃孤悬天末，四面受警也。”（《四部丛刊三编· 罪惟录》）同为重要的边关重镇，朝廷为何要将凉州将士杨嘉谟从甘肃镇调至蓟州镇？原来，一年前蓟辽军事集团中的首领相互攻讦，影响边境安宁，朝廷遂有“议叙补蓟门总兵”之举。

当时河南唐县人曹文衡任蓟辽总督，山西偏头关人王维城任蓟镇总兵，大太监邓希诏任监视中官。但是，邓希诏与蓟辽总督曹文衡争抢一把手，相互揭短，难与协作。朝廷劾问，王维城替曹文衡辩解，又开罪了邓希诏。当时兵部给事黄绍杰巡视蓟辽边关，返京后向皇帝进言，请求重用曹文衡而罢免邓希诏。崇祯皇帝不仅没有采纳黄绍杰的意见，反而将曹文衡、王维城调往他处置闲，将杨嘉谟调任蓟镇总兵，总领蓟辽边防军务。邓希诏仍留蓟镇军中任监视中官一职。他原本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经曹文衡去职一事，更在军中建立了位尊权重的威严。邓希诏在军中指手划脚，颐指气使，根本也不会将来自“孤悬天末”的甘肃杨嘉谟放在眼里。诸将忿恨不已，却也无计可施。

在明朝，太监监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总兵官的行动。如果总兵官不和监军太监搞好关系，就会事事被掣肘，甚至被罗织罪名密奏至皇帝那里，轻者罢官，重者杀头。反之，如果和监军太监相处得好，沆瀣一气，打胜仗固可升官加爵，打败仗也可谎报战绩而得到封赏。太监监军实为明代弊政，严重制约打击了边关武将征战杀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崇祯即位初年，鉴于魏忠贤祸败之事尽撤诸镇监军太监。后来以“东林党”为主的文官廷臣陷于门户之争，朝廷兵败饷绌之时却智穷策乏，难堪大用，崇祯乃思复用太监。诸太监在军中多侵克军饷，临战先逃，戎务很坏。吏部主事周镳曾极力陈述太监监军对边疆战事的祸害，崇祯皇帝不仅不听，反而将周镳贬为庶民。

杨嘉谟第二次戍守蓟辽边关时，蓟辽前线的战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年前孙承宗、袁崇焕构建的宁锦防线已被后金军队攻陷，大凌城、锦州城相继失守，明朝重要将领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麻登云等先后降金，“宁锦大捷”时的豪壮气象似已荡然无存。和甘肃镇相比，其时蓟州镇已危如累卵。只是崇祯六年（1633年）后，后金对明朝用兵战线逐渐偏移至旅顺、宣府和大同一带，蓟辽边关战事稍息。奇怪的是，杨嘉谟在蓟镇总兵任上的事迹在史料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让那些力图为杨嘉谟作传的人十分头疼。倒是蓟辽边关的雾灵山的一块石头上铭刻了杨嘉谟任蓟镇总兵的稀罕文字。

雾灵山为燕山主峰，坐落于北京密云和河北兴隆交界之处，山上有一天然花岗岩巨石，长31米，宽30米，高29米。因为巨石正面平滑处有明代石刻文字，当地邑民称之为“大字石”。从这些石刻文字的内容及年代痕迹可以看出，碑刻共分三次完成。明洪武四年（1371年），刘伯温首次在石头上题刻了“雾灵山清凉界碑”7个大字。万历三年（1575年），蓟辽总督杨兆命李逢时在大字左侧镌刻了93个中号字。崇祯八年（1635年）蓟镇总兵杨嘉谟又命状元协守在大字右侧镌刻了90个中号字，文曰：

崇祯乙亥岁，季春吉旦，镇守蓟镇总兵杨嘉谟、整饬密云兵备高斗光、密云户部郎中王徵俊、监视西协军务张升、巡抚顺天都院张鹏云、监视西协军门邓希诏、总督蓟辽军门丁魁楚。吉家庄守备、黑谷关都司、曹家路游击、状元协守。

这些文字记载的是崇祯八年（1635年）农历三月初一，杨嘉谟、王徵俊、张升、邓希诏、丁魁楚等众多官员在视察燕山一带长城边防时，攀登了久负盛名的雾灵山，看到开国军师刘伯温赐名的巨石，感其风光无限，气势恢宏，遂刻字留念。一块大字石，跨越了洪武帝至崇祯帝之间数百年的峥嵘岁月，反映了蓟辽边关数百年来战火纷飞的史实，当地遂有“一块大字石，半部明朝史”的说法。

是年，多尔衮领兵万人渡河，招降林丹汗部众于额哲，整个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蒙古帝国的汗位至此断绝，历史上曾经纵横华夷的蒙古帝国自此永远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一年后的农历四月十一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盛京（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既而满清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统领十万八旗军队攻打明朝。七月，清兵攻陷昌平，后相继攻下良乡、顺义、宝坻、定兴、安肃、大城、雄县、安州等近畿州县。燕山一带烽烟迷津，战乱频仍，生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遗憾的是，这些震古烁今的史料典籍中，没有看到蓟镇兵马及杨嘉谟参与作战的文字记录。《杨氏家谱》也没有杨嘉谟蓟镇总兵任上的事迹描述，《杨嘉谟墓志铭》论及传主在蓟镇总兵任上时，仅有“身亲矢石，躯躯戎马，庶几四十年”的文字，似乎是对杨公一生戎马生涯的概述。《杨嘉谟墓志铭》倒是清晰地记述了他从蓟镇离任的时间及原因，称“丁丑岁，公忽遭疾，乞骸得允，归里调养。”丁丑岁即明崇祯十年（1637年），“公忽遭疾，乞骸得允”，意为杨嘉谟因病请求解甲归养。朝廷准奏，遂离了蓟镇，回到凉州老家。

杨嘉谟离任后，朝廷迅速任命陕北榆林人吴国俊接替了蓟镇总兵一职。结合蓟辽边关的戍防局势和杨嘉谟的性格推测，杨嘉谟在蓟镇任上根本不惧惨烈的战事，倒是监视中官邓希诏处处对其军事活动的掣肘令他烦恼不已。杨嘉谟的“遭疾”离任估计也是“遭嫉”后愤而去职的行为。但是，六十一岁的杨嘉谟抱病离任也罢，愤而去职也罢，放弃蓟镇总兵返回凉州竟是其一生中较为重要而明智的一次选择。一年后，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的一个夜晚，多尔衮率八旗兵偷袭密云，径破边墙而入。此时，蓟镇总兵吴国俊正给监军太监邓希诏过生日，兵将们正排队叩首祝寿之际，清兵猝然攻来，连失七十余城。京师震惊，崇祯震怒，将吴国俊、邓希诏下狱，后与文武官员三十多人同被斩首。

清代诗人赵翼在《论诗五首》中写道：“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纵观杨嘉谟一生，其两岁时父亲亡故，十五岁祖父下狱，二十岁袭职无望，五十三岁戴罪立功，后在“平叛”和蓟辽边关身经数十战，几死于枪林箭雨之中。一生转战凉州、西海、通州、关中、平虏城、山海关、宁远堡、甘州卫、三营屯、蓟州镇，嶒嶝坎坷的人生磨难并没有使之湮灭于乱世烟尘之中，反以“浩气枕戈、克敌尽忠”的功勋而彪炳史册。即使晚年“遭疾”弃职的果断选择，虽为怀恨抱屈之举，却也免了牢狱之灾和诛族之祸，这又何尝不是另一重意义上的人生幸事？

十

杨嘉谟晚年寓居凉州，值得记述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主持修撰了凉州《杨氏家谱》。《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收录了杨嘉谟为《杨氏家谱》撰写的序。序文考证了杨氏先祖世居凉州的历史渊薮，探究了凉州杨氏出自大宋“金刀令公”杨业之后的根系源流。杨嘉谟在序文中考证了宋亡后杨氏后裔辗转流徙至重庆府长寿县，后因子孙世袭凉州卫指挥而长久移居凉州的复杂史实。序文以议论为主，阐述了杨氏子孙辈代传承的道德操守：

常闻大道生育天地，乃生人物。其生生不已之理，万劫无断。但脱尘凡之人少，贪名利之情多。皆愿子孙绵延，世世相传，有能喜施舍善根深厚者，必生贤能子孙，修身正心，位及公卿。孝亲忠君超越等夷者，世承宗祧，光前裕后耳。如有奸巧作伪造业甚者，定生愚痴子孙，狂诈恣肆，流为凶徒。毁尊逆亲败家废产者，人人耻詈，玷辱门风。嘉谟愿生子孙良善智慧，善继先人之志，克尽人道，勤读诗书，博览群籍能上进者。又愿子孙寻访名师，亲近贤士，有品有德，通国之人莫不倾服。反是，则祖宗含泪于地下矣。子孙必当惺剔，勿忽慢以为具文。

此段文字可视为《凉州杨氏家训》，起笔阐述“大道、天地、人物”之间的“生生不已之理”，而后以对比的手法叙述了“喜施舍善根深厚者”和“奸巧作伪造业甚者”的迥异结局，盛赞“孝亲忠君超越等夷者”，指斥“毁尊逆亲败家废产者”。结尾对子孙后代提出“善继先人之志，克尽人道，勤读诗书”的要求，表达了对子孙后代“亲近贤士，有品有德”的殷殷厚望。序文遣词用语对仗关联，形象生动，文笔质朴通俗却又说理警策，读之令人深思，具有无限深远的启迪意义。这是杨嘉谟留存于世的唯一文字，从中也可窥见一代英豪竟有着如此卓高的文学修养。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二十四日寅时，浩气枕戈的明末边关勇将杨嘉谟因病逝于凉州，享年六十六岁。

朝廷闻报，准予杨嘉谟之子、固原镇游击将军杨光烈回乡奔丧。处在内忧外患中的崇祯皇帝仍不忘边臣之功，颁旨敕封杨嘉谟为“上柱国”“光禄大夫”。崇祯皇帝特遣进士、翰林院侍读王锡衮从京师来到凉州，宣读敕封谥爵，协理丧事。次年三月十八日，杨光烈修筑杨氏祖墓，将王锡衮为杨嘉谟撰写的墓志铭勘石为碑，置于墓室之内。1958年10月，平田整地的农民掘开杨家谟墓，从墓门之侧的泥土里挖出了墓志铭碑，墓志铭全称“明故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永宁兰州等处地方总兵陕西行都督府左都督杨公墓志”。“杨嘉谟墓志铭”连同“天启皇帝圣旨”现存武威文庙，是研究杨嘉谟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实物史料。

两年后，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五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祟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明朝遂亡。

又过了一月，山海关战役爆发，多尔衮率十四万八旗铁骑入主中原。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史称清世祖，改年号为顺治元年。

十一

乾隆四年（1739年），杨嘉谟逝世已逾九十五年。

是年秋，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向乾隆皇帝上书，奏报280万言（共332卷）的《明史》终于编纂定稿，请求朝廷准予拨款刊刻。《明史》从第一次开馆修撰至最后定稿，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典籍。后世学人评说，《明史》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但是，清修《明史》最大的缺陷便是极力隐瞒明朝与清朝在辽东的战争史事，诸多真相，隐晦无言。对于明朝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修史时皆削其在辽东驻守之事，对于一些实在难于避开的人物，编纂者干脆从《明史》中抹去了他们的事迹。如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蓟镇总兵杨嘉谟等，所涉明金辽海战事诸人，《明史》均不予单独立传。

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了全国性大规模方志修纂工作。在武威地区首轮志书编修工作中，因为杨嘉谟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战争，在《武威地区志》《武威通志》的“古代人物”中皆未予收录杨嘉谟。上世纪90年代开启了二轮志书的编纂工作，改革开放进程促进修志工作思想大解放，国家志书编纂规则明确指出，地方志书“人物志”不应排斥有争议的人物。但是，由于史料奇缺，二轮志书中竟仍未收录杨嘉谟。一些有影响的“反面人物”如元朝镇压农民起义的余阙、清朝鸦片战争中临敌逃脱的牛鉴、民国时期杀害红西路军将士的马步青等，在新修的《武威市志》《凉州区志》中皆有传，唯独缺少明末边关勇将、凉州杨家将的代表人物杨嘉谟的传记。个中原因，实令一些文史工作者和杨氏后裔唏嘘不平，却也无可奈何。

凉州城东面曾有一条宽阔的大河绕城流过，名曰杨家坝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杨家坝河断流干涸了。近年来，政府疏浚清理河道并拓宽河床，引水建成一个人工湖，名为“天马湖”。盛夏时节，天马湖畔绿树成荫，芳草如茵。湖面上清风徐来，碧波荡漾。入夜时分，华灯初上，游人如织，一派热烈繁华景象。天马湖已然成为人们消暑游玩必去的一道人文景观。但是，凉州人还是习惯地将“天马湖”称为杨家坝河。

凉州城南有一座林木环绕的小山，名曰杨家山。凉州城北红柳湾河畔有一个村落，名曰杨家寨子。寨中族人皆为凉州杨家将后裔，逢年过节时他们喜欢击打一种圆筒状的腰鼓，表演时排列成将士出征的阵形，变幻着雄浑威严的八卦图式。新中国成立后，这出风格独特的民间鼓舞频频外出参加展演，外地誉为“凉州攻鼓子”，近年已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遣产。至清代中叶，杨氏将军府邸衰落了。渐至近世，知道凉州杨家将的人越来越少，杨府旧址上挤满了鳞次栉比的民居，空闲处又辟为熙攘喧闹的大市场，杨家将遗迹似已荡然无存。但是，四百多年前的杨府门楼前的那道笔直的官巷至今犹在，仍名杨府巷。古老的杨府巷连同杨家坝河、杨家山、杨家寨子、杨家坟庄子等这些古老的地名，依然在四季里顽强地传递着凉州杨家将的英雄气息。

【作者简介】程对山，甘肃凉州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员。曾用笔名北野，在《中国文学》《飞天》《杂文报》《甘肃日报》《党建文汇》等报刊发表作品近100多万字。参编《武威地区志》《武威通志》《武威史话》《武威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览》等地方史志类书籍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