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砥砺奋进，四十年众志成城。3月1日晚上8点，CCTV《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播出。“十九大”代表、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全国台联第十届常务理事会副会长的卢丽安荣膺“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

从台湾高屏溪到上海黄浦江有多远？这个问题放在卢丽安身上，其中深义不仅在于空间上的距离，更是指人生追求的广度。

“台湾的女儿，有大气概，祖国为大，乡愁不改，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分离再久，改不了我们的血脉；海峡再深，挡不住人民追求福祉的路。”

卢丽安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如此接近祖国。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开幕，她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来自不同省份、不同领域的党代表聚在一起，大家口音各异，却又彼此友善，好像一个大家庭。但她又感到些许焦灼。会场内部，有两块巨大的屏幕，里面播放着祖国大好河山的航拍画面，每一帧都很美。卢丽安盯着看了好久，希望看到台湾的风光。

台湾，也是卢丽安和丈夫沈一帆的家乡。他们在那里出生、长大，远渡重洋留学，之后又回到祖国大陆。

在大陆定居的20余年，卢丽安从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成长为一名“十九大”代表。与台湾省代表团成员大多为定居在大陆的台湾籍第二代不同，她是唯一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籍党代表。

她像爱爸爸妈妈一样，深爱着台湾和大陆。她也在身体力行，希望有更多岛内乡亲放下成见，来认识大陆的制度与前景，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一

卢丽安和丈夫沈一帆抵达上海是在1997年2月18日。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去世，举国悲恸，也让隔天一早准备去复旦大学报到的夫妻俩多了份忐忑。

他们生怕时局有变，到学校一看，才发现担忧太过多余——办公教学井然有序，肃穆中人们继续忙碌。两人先去人事处填表、办工作证、再被带到各自所在的院系。主管教学的系领导把教科书和课程安排交给卢丽安，又特意领她认了一遍去教学楼的路。

同事们都很客气，点点头，“喔，你就是那个台湾人。”

没错，台湾，海峡对岸那座宝岛，那里也是卢丽安的家乡。

1968年12月，卢丽安出生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旗山镇。她是在小镇长大的孩子，家乡处在一片山谷地带，小镇隔壁，是以客家文化浓厚著称的美浓镇，再往南，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占多数的屏东县。

童年的卢丽安，喜欢玩远远胜过学习。天气好时，她就带着弟弟妹妹在外面“疯”，煨鸡蛋、烤地瓜、捉鱼虾，再沿着一望无际的长堤不停向前走。

一直向前会抵达哪里？小小的卢丽安从未想过。她只知道，自己野归野，但不能太“造次”。因为父亲是医生，母亲辞掉教职专管家事，周围的人几乎都认识卢家，这也是小镇生活的奇妙所在。

小学五年级开始，父母开始重视卢丽安的教育。他们请来家教，为女儿补课，卢丽安也好像开窍一般，甚至在初中升高中时考上了大名鼎鼎的高雄女中。

“全家都为此跌破眼镜。”卢丽安说，高雄女中是整个高雄、甚至南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子学校。她报考那年，全镇只有3人考进。所谓人生四大喜事，金榜题名算其一，连镇长都带着人敲锣打鼓、登门道贺。

十几岁的卢丽安，对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

父亲曾希望女儿继承父业、报考医学，可卢丽安觉得自己是文科生，数学不够好，不如学考古、戏剧表演，再或者珠宝设计。

等到高考报志愿，她又坚定地告诉自己，不学商科、不学法律。教英语的高中班主任极力建议，学英语好啊，学好了可以去外面看一看，什么都不用怕。

就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卢丽安离开家乡高雄，考入位于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二段64号的“国立政治大学”英语系。几年之后，她再度启程前往英国，先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二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一流综合研究型院校，建校历史超过400年。

1991年，当卢丽安来到这里，学校的台湾留学生还不是很多，西方人对亚洲的了解也远不如现在。总有人分不清英语中的“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她也因此常被误解是泰国来的学生。

远在异国他乡，留学生们主要通过同乡联谊互通有无、彼此照顾。

这时，卢丽安才发现，小小一个爱丁堡，中国留学生之间竟然“壁垒分明”，不仅大陆留学生和台湾留学生鲜有往来，连台湾留学生内部也要区分“本省人”和“外省人”。

这里的台湾“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随当时的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大陆人。

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介绍，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主要有四个族群，即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少数民族。

1949年前后，约有200万人随国民党迁台，他们被安迁在台湾各地，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地点——也就是后来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廖信忠还称，“本省人”和“外省人”也有各自有趣的昵称，比如“番薯”是说“本省人”，“芋仔”则是指“外省人”。

卢丽安坦言，针对“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在台湾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只不过，她是闽南人，属于“大多数”那一类，很长时间都未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后来有所觉察，卢丽安也无法理解。

在她的成长经历中，接触过不少“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其中包括父辈的友人、自己的同学，还有小镇上时常碰到的“荣民伯伯”。

和本地人相比，“外省人”没有土地可依附，要在一个没有根基的地方安家落户，奋斗过程也更加艰辛不易。

“那时，我还小，谈不上悲悯，就是觉得他们克服颠沛流离、重新开始，很勇敢。”卢丽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过去没当回事的问题，到了大洋彼岸反而“被放大”。

况且，那一时期，她正在和一位同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学位的学长沈一帆谈恋爱，对方恰好就是一名台湾“外省第二代”。当两人的恋情遭遇一些杂音，卢丽安的内心也更加坚定。

她自认无法接受狭隘的乡土地域主义，“大家都是中国人，到了英国，在别人的屋檐下，同胞之间还不团结，分这个那个。”

那位学长，后来成为卢丽安的丈夫。对方是台湾台中人，也是江苏海门人、上海人。沈一帆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他的父亲出身江苏海门乡绅大家，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受时局影响，无奈只身东渡台湾，与远在大陆的亲人分隔长达半个世纪。

三

1995年初至1997年2月，沈一帆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学业，进入台湾成功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当时的台湾，“绿化”迹象严重，岛内形势愈发复杂，反观大陆，改革开放初见成果，香港回归在即，整个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面貌。

既然对现状不是很满意，是不是可以考虑“转换跑道”？

卢丽安透露，去大陆发展的想法，最早是丈夫先提出的。他作为“外省第二代”，能够更为明确地感受到，台湾在走一条他不喜欢的道路。

再加上公公是上海人。老人亦有所鼓励，“你们在英国，不是也认识大陆的留学生，觉得他们怎么样？”

“好像也不是什么‘猛虎野兽’。”卢丽安想了想，决定迈出第一步。他们与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取得联系，毛遂自荐，表明希望回国服务、进入高校任教的意愿。

经过漫长的前期沟通，祖国大陆传来消息，卢丽安和丈夫可以选择在北京、上海或青岛的知名高校工作。综合衡量之后，复旦大学成为首选。

1995年初，卢丽安夫妇来到“东海之滨”实地考察，第一次踏上这片曾在教科书中出现无数次的土地。

当飞机舱门打开，他们首先领教的，就是上海冬天的寒冷。这种冷，比接近北极圈的苏格兰还要厉害，也让两个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措手不及。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彼时耳边距邓小平在上海提出的最熟悉最响亮的口号已经整整3年。但是，从虹桥机场到上海东北角五角场区域的复旦大学，接机的车子开了将近3个小时。学校环境也没好到哪里去，无论教学楼还是实验室，条件都比预期差一点。走在街上，人流熙熙攘攘，一些看似“协管”的人员，穿着军大衣、带着红袖章，让卢丽安心生紧张。

“其实，是有一点被吓到。”卢丽安说，出发前，他们原本有心理准备，料到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转念一想，毕竟是去上海，就算不是来享福的，又能苦到哪里？

短短四天的考察，让卢丽安和丈夫对大陆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直到飞机起飞离开，两人紧绷的心情才稍稍放松。他们同时也陷入思考，申请是否还要继续？

经过一番考虑，两人决定计划照常。

然而，求职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7月13日，卢丽安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悼念陆谷孙先生的文章中，就曾描述过当年的情形。文中提到，当时外子（指沈一帆）已经学成并已在台有教学与科研成绩了，可以直接对接大陆的教育工作；我却还挣扎于学位论文，毕业之期尚不在谱，只能算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品。而当时的外文系（后改为外文学院）领导对我不放心，所以我们求职一事就一直因为我没有着落而卡着，一直到1996年下半年，复旦人事处传真来信息说，外文系的新领导想和我电子邮件“访谈”，因此事情才开始有些转机。与我笔谈不下六七个回合，往返长达两三周的，正是陆谷孙先生。

……

初来乍到，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学校分给夫妻俩一套纯毛坯的公租房，靠一只借来的煤油炉，再加一口新买的锅，两人白天上课、晚上收拾屋子，撑了两个星期，生活才算步入正轨。

在复旦大学前几年，卢丽安对自己的定位是“救火队员”。除了英语精读课教学，其他课程，派不出人手的、开不出来的，都安排她去上。

收入也一度难以启齿。刚开始，卢丽安每月工资只有600元，打个电话回台湾都要心疼钱，和同期在岛内高校任教的老师相比，收入更是相差十倍有余。

不过，卢丽安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

他们遇到的难题，是很多年轻人刚起步时都会遇到的。好在留学经历教会了她怎样吃苦、怎样勤俭持家，问题也在慢慢迎刃而解。

如果，一定要说“困难”，卢丽安认为，应该是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