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 藏 的 记 忆 

1978年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是与这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分不开的。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 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生存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从来没有如此庄严地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有一位来自广东省海口市---中国外轮代理公司海南分公司的年轻翻译陈有锐， 他是广东省唯一一位破格出席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 。

这是陈有锐不灭的记忆。

当然，也是国家的记忆。

我们的国家，在1966年5月16日开始，进行了一场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又称“十年动乱” “十年浩劫” “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它的负面影响巨大。它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遗产（大部分）毁于一旦，造成了宝贵遗产的遗失，并且无法挽回。此难直至1976年10月。

对“文革”十年，有人这样形容过它---狂流汹涌的年月。

“文革”期间，国家政权遭到削弱，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严重摧残了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文革”期间，“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代名词， 同时也成了被专政、改造的对象。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八种人外，把知识分子列入第九类。

应该说 “文革”延误了、耽误了我国的科技发展与进步。

怎么办？  

国家要进步，科技教育就是必须突破的突破口。

1977年，邓小平重新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复职的邓小平，就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7月19日，邓小平与方毅商定，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首抓科教做的第一件事。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

9月21日，中科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了这份《通知》和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的精神；

9月23日，这份《通知》在电台、报纸全文播出、刊登，让这份《通知》直接与全国人民见面。

1978年2月7日，农历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头版中心位置刊出“中国科学院破格选人才”的消息，称中国科学院通过研究生报考、人民来信来访、群众推荐和外出调查等方式，精心发现人才。一旦发现人才，就打破常规，在各地招生办公室和教育、科技部门的支持下，及时选拔出来，加以培养。

   1978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头条新闻是“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全国科学大会三月十八日召开”；相邻位置的另一条新闻是“四川切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3月17日的头版头条是“科技战线进军号角嘹亮”，主要内容是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群众运动迅猛兴起，科研成果捷报频传，先进人物成批涌现......

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注定要被历史铭记。

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场内红旗飘扬，主席台上悬挂着郭沫若为大会题写的“全国科学大会” 的横幅。 

近六千名代表相继来到会场。

在主席台就坐的有各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国防科委的负责人、大会领导小组成员、各代表团团长；有老中青科学家：马大猷、王大珩、王淦昌、叶笃正、朱光亚、华罗庚、严济慈、苏步青、吴征镒、汪德昭、张光斗、陈景润、茅以升、林巧稚、侯祥麟、钱三强、钱学森、高士其、黄昆、童第周……此刻，人民大会堂的春光，让中国千千万万个科研工作者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

这些已入古稀或耄耋之年的老朋友，相隔多年之后，劫后余生，会上重逢，恍如隔世，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们有诉不完的苦，说不完的话。他们时而声泪俱下，时而又开怀大笑。

吴征镒、吴征铠、吴征鑑一家出了三个院士，“文革”期间分散各地，这次会上，度尽劫波，得以相见，重见天日。

许多科学家们彼此握着手，顿生大难不死喜相逢的感慨，“哽咽不能语，唯有泪千行”。

出席大会的有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直和国家机关，以及解放军和国防工业部门，共32个代表团。参加这次空前盛会的代表中，有820个先进集体代表和1189个先进个人。

他们当中有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978人，包括中科院学部委员117人，各学会理事长54人。35岁以下的青年有159人；36岁至55岁的中年3732人；56岁以上的老年1695人。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80岁以上的有31人，年纪最大的90岁。

科学大会的召开，如春风送暖，激发了中青年科学家的报国情怀，也搏动了暮年科学家老骥伏枥的不已壮心，“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作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的讲话；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作词《祝科学大会(调寄忆秦娥)》。

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操着那口老道的四川口音，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再次作出了充分肯定。

邓小平以历史巨人的目光把握了时代潮流：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这席讲话，在人民大会堂，在神州大地引发了深远而持久的历史回响......

大会期间，方毅副总理作了《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

《人民日报》在开幕和闭幕当天分别发表了《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热烈祝贺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和《神州九亿争飞跃》的社论。

在大会前后20天时间内，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贺信、贺电1.5万余封；接受包括成果实物、学术论文、设计图纸、创新产品、改革建议、书画锦旗在内的各项献礼达4000多件。

  3月27日，代表发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发言。 

     让陈景润家喻户晓的是一篇《歌德巴赫猜想》。  早两个月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人民日报》转载徐迟的这篇《哥德巴赫猜想》，在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可谓是爆炸式的：陈景润成了家喻户晓的社会热点人物，一个走路撞树的“痴迷型”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无数青少年的精神偶像；.知识分子从社会边缘的“臭老九”位置走出，走到社会前台的聚光灯下，整个国家开始还原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徐迟在文学界一炮走红；除了徐迟，在文学界一炮走红的还有“报告文学”，似乎也是一夜之间，人们一下就接受了介于新闻于文学之间的这种新文体。

   1978年2月17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第三版刊发了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的那篇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并配发了一张陈景润的木刻像。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写道：“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读者推荐徐迟同志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作品原载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它以生动的文笔，如实地反映我国著名数学系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动人事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期《人民文学》很快销售一空。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它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祖国科学研究事业的进步…….也说明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凡是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都会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陈景润用七年的时间简化完善了他原来的论证，使厚厚的几堆演算纸变成了薄薄的十几页。1973年，他的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国内外数学界为之震动； 他的（1+2），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最接近猜想的第一人。

几乎在陈景润获取成果的同时，1977年2月25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数值分布理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推动了函数理论的发展，轰动了国际数学界，被称之为“杨张定理”。

正是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唤醒了一代人 ！

......

在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中，就有一位来自广东省海口市科技新秀---中国外轮代理公司海南分公司的年轻翻译陈有锐， 他是广东省唯一一位破格出席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

在“全国科学大会” 召开的前夕，陈有锐的一项科研成果-----一部58万多字的《英汉海事常用词汇》初稿完成，这是一部用心血铸成的工具书，它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里的一块空白...... 

在这次大会的闭幕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

《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郭沫若）

亲爱的同志们！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方毅同志的报告，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的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里有科学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所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辱。封建王朝摧残它，北洋军阀摧残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它。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少人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生。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为我国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国的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回忆起这些情景，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涌上心头，好象就在眼前一样。饮水思源，我们怎能不万分感激和无限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呢！万恶的“四人帮”对科学工作百般摧残，对科学工作者横加迫害，妄图重新把我们的祖国拉回到愚昧、落后、黑暗的旧社会去。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看到今天这种喜人的情景，真是无比感慨和兴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敬爱的叶副主席的光辉诗篇，完全表达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
   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杰出的贡献。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恩格斯在谈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更加需要大批社会主义时代的巨人。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我们相信一定会涌现出大批这样的巨人。
    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我祝愿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跟随英明领袖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为我国科学事业建立新功，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革命加拚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你们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更加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我祝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无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沫若， 他用诗人的语言宣布：“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郭沫若的这篇讲话稿，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声音抑扬顿挫，饱含深情，掷地有声。

  《科学的春天》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

   《科学的春天》激荡人心！ 

    1978年的春风，改变了九亿人民的人生格局。

也是1978年的这股春风，使千百位科技工作者，被刻录在了国家的功劳簿上。

陈有锐,这位昔日的苦孩子，也是其中优秀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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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推出《珍藏的记忆》这一篇章？  

答：这完全是写稿的需要。

     在我准备写《走向春天》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在引用“文革刚刚结束的”这部分历史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但又避不开它。我要写的主人公陈有锐，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历史的“聚光灯”照射；假如我避开“文革刚刚结束的”这部分历史去写，那么，我要写的“陈有锐”如何冒出来？

于是，我只有以再现“历史镜头”的形式；以“国家记忆”----推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盛况”等作开篇，就把“陈有锐”自然出现。这是真实的需要，这样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如果我在这里对“国家大事记”进行抽筋扒皮般的评判、叙述一通，那是不妥的，也是不应该的，更没有这个能力的；与《走向春天》的主题也是不相吻合的。

在这里，我选择有针对性的再现1977年和1978年的“片段速写”，纯粹是为《走向春天》的“一路畅通”做铺垫。即交代“历史背景”，交代出我要所写的“陈有锐”。

我在写“珍藏的记忆”的时候，也参阅了我国现有的一些传记和文摘资料（我无法准确的附注主要参考书目，谨请读者理解）。

在这里，我再引用商务印书馆原外语编辑主任、编审朱原老先生，在2012年2月撰写的一篇文稿(亲历)----《30多年前我馆出版的<英汉海事常用词汇>·从文革到拨乱正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摘)，作为“我推出《珍藏的记忆》”的另一个充足的理由。

    “1979年我馆正在排印，即将出版陈有锐编著的《英汉海事常用词汇》。新华社发表详细报导，缕述该书编写出版过程；国内媒体纷纷采用，广东《南方日报》特别在头版位置显著刊登。

30余年前，我馆接受出版该书，陈有锐因而被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受到大会表扬，成为新闻人物，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我馆出版业务基本停止，全力搞“斗、批、改”。1975年，海南岛中国外轮代理公司海口分公司的一位青年翻译陈有锐来到我馆工具书编辑室，带来他已编写好几年的《英汉海事常用词汇》部分初稿，要求出版。我们感到兹事体大，碍难接受。因为“斗、批、改”，“斗批”的就是个人成名成家，“改”的就是要集体编写，要工农兵参加并领导。但是当听到他这近十年的艰苦编写历程，我们不禁油然而生同情之心。原来他大学外文系毕业，来到工作岗位，与外轮上的外国人一同工作，行业用语不通，困难重重。他下决心要编一本英汉海事词汇，不但自己用，而且出版后惠及广大海事员工。那时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要编一本有使用价值的书谈何容易，当时专业人员的研究大都已偃旗息鼓，他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只能避人耳目，悄悄地暗地进行。他经常出差，就在住处昏黄的灯光下，查阅翻译资料到深夜。在外国轮船上与外籍船员的交谈和办理诸多业务过程中，获取第一手的信息资料。他参考的英、日、俄文词典有数十种。我们翻阅了他带来的部分初稿，为他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所感动，同时也是为培养青年作者，初步同意列入选题。初稿在词书编排以及体例格式上还存在问题，在尔后与他不断通信联系中，逐步走向完善。

1976年文革结束，国家进入拨乱反正新时期。党中央高瞻远瞩，作为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向全国发出通知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要求知识界积极准备，汇报成果。陈有锐同志响应中央号召于1977年10月将写给我馆的“关于编写《英汉海事常用词汇》初稿的总结汇报”，抄报海南科教办。科教办回信表示“坚决支持和亲切慰问”，并将材料转交给了“全国科学大会海南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

1978年1月，陈有锐向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办公室写了“向祖国汇报”的报告，并决定将该书献给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办公室经审读，多方（包括本馆）了解、核实，邀请陈有锐作为有显著成绩的科研人员代表出席大会并予表彰。《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全国众多媒体突出报导了他的事迹。陈有锐同志的事迹经媒体报导，在青年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人给他来信，向他学习，请求指导，陈有锐都热情地和他们保持联系，有的人后来也学有所成。”

另注：海南岛，在1950年4月30日全岛解放，5月1日设海南行政公署，隶属广东省；1984年5月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政府，一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1988年4月成立海南省人民政府，同期建立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就是说，1988年4月，海南岛才不属广东省管辖。  ----作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