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谁都不否认，被人称为“老虎”、“大炮”的傅斯年是一位众议猬集、褒贬不一的人物，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他与胡适和叶公超，被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德“三驾马车”。“无双博士”胡适称之为“人间最稀有天才”，是其最为器重的学生。他学贯中西，在学术上建树丰硕；一生以学者身份参政议政而不从政，倍受学界推崇。晚年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为实现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不遗余力，终至以身殉职。

综观傅斯年的一生，虽跌宕起伏，充满了矛盾，却也充满传奇色彩。

傅斯年：跨越海峡两岸的“民国第一牛人”

傅任台大校长的办公室（复制）

山东省聊城市是历史文化名城，为鲁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临河南、河北，位于华东、华北、华中三大行政区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聊城的一些古建筑保存较好，得益于1947年1月5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时报》、重庆《新华日报》的《八路军解放聊城入城三项命令》：“（一）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二）保护中国四大书库之一的海源阁藏书楼；（三）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是什么让攻城的八路军对他这样敬重？然而，他的名字在历史上却鲜有记载。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

傅斯年——由于两岸的阻隔，我知之甚晚，我是从季羡林先生《谈师友》一书中了解傅斯年的，当中有一篇文章“在孟真先生墓前”。同为聊城人的季先生留德十年归来，南北“两陈”之一的一代学人陈寅恪向时为北大代校长的傅斯年推荐其入北大任教，那时傅斯年并没留意这个小老乡，他们的年龄和声望都有一些差距。性格耿直且做事正直的傅斯年甚至对季羡林有些误解，认为季想走后门到北大来。

陈寅恪对傅斯年服膺感佩，写了《寄傅斯年》诗两首，第一首为：“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第二首为：“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而开始了解傅先生的。

傅那年逝世，陈寅恪当即亦有诗为之追念，只不过写得很曲折，通过说傅青主(傅山)之诗句从而悼念之。陈诗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为：“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作者在傅斯年陈列馆

在聊城市光明商务宾馆安顿后，到火车站公交枢纽，搭乘K1路公交直接到东关大街的傅斯年陈列馆，很不起眼的一个小门楼。其实，陈列馆处并非傅氏故居，而是傅家祠堂。真正的傅氏故居还要向北，在北门里路东的相府大院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天，傅斯年（字孟真）出生在那里。傅家世居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仅七品以上官员就出过100多人。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古通今、工诗书棋画、为人淡泊，对傅斯年的影响最大。

斯人已逝，老房子也变了。陈列馆规模很小，陈列内容也很少。傅斯年先生，中国大学的校长，社会道德的楷模，大学精神的代表！生动卓然地实践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列馆内最吸引我的是那张合影，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赌咒发誓坚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人员。考古学家容庚给他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不受到谴责，他就对不起跋山涉水远去西南边陲的那些教授和学生。对那些下水当汉奸的，哪怕像周作人那样有学问的，他也绝不宽恕，在他看来“正是非，辩忠奸”是“‘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二

傅斯年对台大学生教诲

1901年春，还不满5周岁的傅斯年就被送入聊城名师孙达宸的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905年，又被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直到1908年他离开聊城前往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求学。傅斯年在聊城的这段时期正是他品德和学业的初步养成期，他深厚的国学功底无不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寒窗苦读。1913年，傅斯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

由于他的学识和为人，成为“五四”新思潮的学生领袖，他当时办的刊物就叫《新潮》。与《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几乎同时。陈独秀、胡适之都很赏识他的才干，李大钊的思想对他也很有影响。或许，毛泽东当时就种下了对傅斯年极深印象的种子。

《新潮》问世四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他自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学生领袖。5月3日晚上七点，傅斯年与“新潮社”社员参加北大千人集会，次日，他主持被推举的二十名学生代表会议，商讨策划游行路线，下午二时半，示威开始，他扛着大旗走在前面……

傅斯年陈列馆

遗憾的是傅斯年与“五四”，最后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半途而废。在那个党派纷争的年代，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抉择的。更别说传统的学而优则士，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很多以前被称为骨气的知识分子，可能不与旧政权同流合污，但是，对于新政权的邀请，往往迫不及待。

傅斯年和毛泽东是在北大红楼认识的。那时，毛泽东是一个每月只有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而傅斯年则是知名教授，“五四”北大学生游行的总指挥。关于毛泽东与傅斯年的隔阂，斯诺《西行漫记》里有段毛泽东谈及的细节：“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土话。”当时，傅斯年为名噪一时的“五四”健将，而毛泽东则是一个相当于师范毕业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两者相形之下地位悬殊甚大。

三

傅斯年在北大学生期间

2005年4月29日上午，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发表题为《坚持和平，走向双赢》演讲中说：“1949年之后，北大好多好多的老师跟同学们好象种子一样，跨洋过海到了台湾，尤其到了台湾大学，把自由的种子带到那里去，在那里开花结果。包括傅斯年、毛子水等等师生后来都是在台大当教授，受到大家非常欢迎的教导。尤其胡适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五四’运动的健将。”

在1949年易帜之前，北大出了一个又一个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北大精神，却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大学苦苦支撑着。这个支撑延续北大精神的人就是掌管台湾大学的傅斯年。

傅斯年座像

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30年代以后，傅斯年的一生都在不懈追求教育独立，反对政治干预。在其任台湾大学校长后，正是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的初期，这个时期政治斗争激烈，他对台湾的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发现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员亦不宽容，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口号。但其同时，也对政府为了稳固一隅统治，实行“白色恐怖”，极为不满，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内逮捕师生，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即使有确凿的证据，逮捕人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并且定为一项制度，形成这样一个传统。这一传统至今仍继续保留。

傅斯年等访延安

正是站在自由思想的缘故，1945年7月1日，作为国民参政员的傅斯年，应中共邀请，与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冷遹一行6人，乘专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在延安访问期间，与毛交谈并在城内参观，近距离观察了不正常的极权体制的实际操作。他发现此地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

在访问延安的6名代表中，傅斯年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傅斯年陈列馆

他的估计相当准确，1949年后，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作为“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自然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的风暴中首当其冲。燕京名教授如吴兴华、陆志韦、张东荪等备受凌辱，不得善终。50年代以后，像沈从文那样就搁笔不再创作的诗人、翻译家；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的吴兴华，即使一再力争上游，追求上进（包括在坦白运动中检举揭发对其赏识重用的校长陆志韦），虽然，偶尔风光，也难逃厄运。1966年8月4日凌晨，这位学贯中西、壮志未酬的学者惨死于“文革”初期的暴虐之中，年仅45岁。

而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章伯钧，在1957年“双百”中提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的见解（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而于是年6月8日，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后，淡出政治舞台，后于1969年5月17日病逝于北京。

作者在傅斯年陈列馆内参观

或许，正是傅斯年的自由思想，所以，1949年，毛泽东给新华社撰写并向全国播发的新年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中，毛泽东才会说：“美国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的必要，给中国造成了千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份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他们的反面。”

在知识和强权的较量中，知识最终能战胜强权。在自由和强权较量中，强权最终为自由所吞噬。强权表面看不可一世，但是，却不能战胜人的内心或真正的精神世界。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未料，待步下讲台枯坐到散会时，仅说了句“不好，我不行了”，随即跌倒在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的身上而昏迷，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抢救至深夜11时20分，终告不治，享年54岁。

一代学人傅斯年，就这样走了。

蒋介石的唁电

12月21日，台湾大学决定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30日，蒋介石颁发褒奖令云：傅斯年先生担任台大校长以来，“教学水准，日渐提高；青年思想，入于正轨。其苦心诱导，力挽横流之功，尤堪矜试。”

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大法学院礼堂举行。蒋介石亲临致祭，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追悼会。台湾大学全体师生敬书挽联，表达了他们对校长的崇敬和爱戴：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台大学生们瞻仰傅斯年遗容

傅斯年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为纪念老校长，台湾大学将其骨灰安葬在学校实验植物园里，这座小型墓园被称为“傅园”。

四

1926年，结束英德留学7年的傅斯年回国后，应中山大学之聘，担任文学院长兼文史两系之系主任。1928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并出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他的“拔尖”政策使他有办法聚集全国最优秀的学人。其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就任史语所所长后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的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史学便是史料学。”真正的学术大家、史学重镇，都承认他的权威地位，感激他对现代史学的建设所做的贡献。

傅斯年遗言

之后，他亲率专家在战火之中十五次赴河南，主持对殷墟进行有组织地考古挖掘，并将西方考古手段第一次运用到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开创了中国考古的新纪元，发掘的文物震惊世界。

傅斯年对独立人格的重视，也因为对权贵不买帐的作风而闻名。1950年7月31日上午，二战风云人物、美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驻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带领由时任盟军参谋长阿尔蒙德、美国驻远东空军总司令斯特拉特梅耶、远东舰队总司令卓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等16名重要人物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

当麦克阿瑟乘坐的“巴丹”号专机抵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日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

傅斯年夫妇

斯人已逝，故居也已不是旧时模样。陈列馆墙上傅斯年早期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照已经泛黄，16岁的他神情拘谨。另一张，和妻子俞大彩的合影却自然许多。俞大彩出身名门，傅斯年跟她的哥哥俞大维、表哥陈寅恪是好朋友，在他们的介绍下，两人认识，1934年夏天，傅与原配离异，8月5日，在北平与俞大彩结婚。照片上傅斯年正襟危坐，俞家小姐在背后以肘托腮美丽地笑着。

在台北市罗斯福路尽头的热带植物标本园，傅斯年静静地卧在“傅园”的斯年堂里。傅钟每天敲响二十一下，为了兑现他的诺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的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随着钟声的响起，此时的傅先生会不会想起家乡，想起1919年，曾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老头子和小孩子》的白话诗：“三日的雨/接着一日的晴/到处的蛙鸣/野外的绿烟儿蒙蒙腾腾/……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立在河崖堤上/仿佛这世界是他俩的模样。”

岁月如歌，世事沧桑。唯有故乡对游子不弃不离，但是，那个从运河边走出去的孩子还会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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