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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的有益探索:绘制宋代江西的文学家地图 ——评《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 陈清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近些年来,随着文学史书写对空间维度的逐渐关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投身其中,无论是在理论创建,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其中,以夏汉宁研究员为首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宋代文学重点学科团队,更是文学地理学这一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2011年—2013年他们与广州大学中文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三次“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并将每次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为《文学地理学》出版(现已出版三辑)。同时,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他们也展开了相关的探讨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如《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等。2014年,由夏汉宁先生等人合作撰写的新著《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江西美术出版社)又公开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著作的出版,是该团队在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的又一项最新成果。 《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以下简称《地图》)一书,是作者对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作出的一种积极的、有益的探索,其意义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绘制文学家地图的首部专著 文学地图,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吉利斯《莎士比亚与差异地理学》的出版开启了英美文学地图研究的大幕。此后,中外学者均对文学地图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马尔坎•布莱德贝里《文学地图》(知书房出版社,2007)、哈罗德·布鲁姆主编《布鲁姆文学地图译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演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舒乙《北京,老舍的文学地图》(见《我的父亲老舍》,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张鸿声《北京文学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吴可文《明清福州文学地图——以三坊七巷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等。 将地图引入文学,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确有其必要:“地图的介入给文学的意义建构增加了另一个重要的空间向度,文学可以充分利用地图全知全能的视角优势,将诸多事件纳入同一场景之中,用以完成对现实世界和经验宇宙的同构和共建。”[①]然而,纵观以往冠以“文学地图”的相关研究,大多只是强调文学的地理空间纬度,文学的“版图意识”,文学家、文学与特定城市之间相互的关系,文学家、文学活动、文学流派与城市建筑物之间的相生关系,等等。真正借助地图形式,发挥其“全知全能的视角优势”进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就目前研究来看,还没有相关的研究专著。《地图》一书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该书以宋代江西文学家为描述中心,以大量地图、表格、示意图的绘制为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些地图与图表中,宋代江西文学家丰富的内容和信息全面而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地图》一书是当前真正以绘制地图(含图表)为主要形式,研究特定时段、特定地域内文学家的首部专著。 该书共绘制地图五十四幅,包括:“宋代江西州军府文学家及作品总量地理分布全景图”、“宋代江西州军府文学家族数及作品总量地理分布全景图”、“宋代州军府文学家分布图”、“宋代江西各县文学家分布图”、“宋代江西各县作品总量地理分布图”、“宋代州军府各辖县进士分布图”、“宋代江西各县书院分布图”等,这些宋代地图,主要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政和元年(1111)江南西路、江南东路地图为蓝本进行绘制。为了照顾今天读者的阅读,《地图》作者还将相关的宋代地图转换为今天的行政区划地图,如书中的“今江西设区市文学家及作品总量地理分布全景图”、“今县(市)文学家地理分布图”等。 除地图外,该书还制作了大量的图表。其中绘制有表格88幅,如“宋代江西进士文学家及第年龄、作品信息表”,对两宋文学家中682位拥有进士身份的文学家进行了展示,内容包括其及第年龄、现存诗词文情况、作品总量情况及拥有文集情况;“各州军府文学家人数及作品总量排名对比表”,对宋代江西各州军府文学家的人数和作品总量进行了排序,并将两者进行对比,以考察文学家人数与作品量之间的相互关联。另外,该书还绘制了示意图70幅,如“宋代各个时期州军府辖县文学家分布示意图”,共用了10幅曲线示意图,对两宋六个时期内江西各县文学家人数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标示,非常简洁清晰,让人一目了然。 就目前而言,文学地理学研究视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性探讨,揭示文学—地理之间相互关联、作用的本质内涵与规律,为相关文学地理现象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二是对文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学地理现象,在加以呈现的同时,不断进行归纳、总结,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凝练和升华提供扎实的文学史事依据,避免文学地理学理论的空洞化和抽象化。基于这两点来看《地图》,就可以发现,《地图》的作者无意于建构一种宏大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而是在充分熟悉和掌握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基础上,绘制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图。因此,这一研究显然是属于对文学史上出现的文学地理现象进行呈现、归纳和总结。特别是该书为研究宋代江西文学家而绘制配备的200余幅地图、图表,确实称得上是当前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断代地域文学家地图研究专著。 二、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全景展现 《地图》一书对宋代江西文学家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全面研究,是宋代江西文学家的一次全景式展现。 首先,对宋代江西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文学家进行了述评。这些著名文学家,犹如宋代江西文学地图上的“地标”,绘制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他们应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地图》在第一章《各体皆擅的宋代江西文学家》中,便对宋代江西文学各体文学创作中的顶尖文学家进行了论述。例如,在诗歌、词、散文、骈文、笔记小说、戏曲等创作上,作者对乐史、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曾布、黄庭坚、汪藻、董颖、杨万里、洪迈、姜夔、朱熹、周必大、文天祥等进行了较为全面、详实的论述。大量文献资料的征引,强有力地说明了宋代江西文学家在各体文学创作上的突出贡献及其影响力,宋代江西确实存在着一群堪称“各体皆擅”的文学家。 其次,《地图》还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队伍结构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书中,作者通过详实而周密的统计,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性别结构、身份结构、年寿结构、产量结构等进行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如在“性别结构”中,作者主要对宋代江西出现的11位女性文学家进行了论述,认为家族良好的教育与文学氛围以及文化家族之间的联姻,为女性文学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身份结构”中,对宋代江西拥有进士身份、僧道身份、宗室身份的文学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年寿结构”中,列出了年寿可考的352位文学家诗词文及作品总量的创作情况,考察了文学创作量与年寿高低之间的关系;“产量结构”中,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总量及诗词文创作量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以上这些统计与论述,有助于读者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构成情况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认知。 其三,对宋代江西文学家、文学家族的籍贯地理分布情况及其特征进行了统计和论述。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杨义先生在论及文学地理学时,认为“文学地理学的问题,就是在地理的空间上展开文学的发展过程。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 一个是地域文化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第三个问题是大家族的迁移, 文学地理学的很重要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文化中心的转移”[②]。余意先生更是说“建立文学地理学最为原点的术语首先是文学家地理”[③]。在《地图》中,作者对宋代江西文学家在宋代各州军府及州军府辖县的地理分布情况、宋代江西文学家族在宋代各州军府及州军府辖县的地理分布情况都进行了详细列表统计。同时,为了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作者还将宋代江西文学家、文学家族的籍贯还原为今天的行政区划,对宋代江西文学家在今设区市及今设区市所辖县的地理分布情况、宋代江西文学家族在今设区市及今设区市所辖县的地理分布情况也进行了列表统计。在相关统计的基础上,作者还对他们的地理分布特征作了归纳和总结。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地图》是目前较为少见的专门研究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内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的专著。 其四,对宋代江西文学家作品量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书中,作者对宋代江西各州军府及州军府辖县的文学家、文学家族创作作品总量——诗创作量、词创作量、文创作量情况进行了统计和排序。同时,也将宋代江西文学家、文学家族的籍贯还原为今天的行政区划,对今设区市及设区市所辖县的文学家、文学家族创作作品总量及诗创作量、词创作量、文创作量情况进行了统计和排序。这些统计和排序,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江西各地文学创作的基本概貌。 其五,《地图》还对宋代江西进士、进士家族的籍贯地理分布情况及其特征进行了论述。进士、进士家族与文学家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许多文学家同时也是进士、文学家族同时也是进士家族,如在宋代江西198个进士家族中,其中就有92家同时也是文学家族。正是考虑到这种关系,《地图》对宋代江西进士与进士家族在宋代州军府及州军府辖县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同时,也将宋代江西进士、进士家族的籍贯还原为今天的行政区划,对今设区市及设区市所辖县的进士、进士家族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在相关统计的基础上,作者还将其与文学家、文学家族的分布作了对照,并归纳和总结了其地理分布的特征。 最后,《地图》作者还意识到文学家的出现与教育(以书院教育为代表)、地理交通之间关系较为密切,于是在《附一》《附二》中分别附上《宋代江西书院地图》和《宋代江西交通图》,以便加深读者对宋代江西文学家地理分布的进一步认识。 由此可见,《地图》一书并非简单地就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研究,而是以文学家为中心,对宋代江西文学家进行全景式的展现。 三、宏观展现与微观探究相结合 《地图》一书既有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宏观展现,又有微观的细部开掘,表现出宏观展现与微观探究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地图》展现了宋代江西1376位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的队伍结构情况、地理分布情况、作品量的地理分布情况,同时,对宋代江西150个文学家族的地理分布及作品量情况也进行了相关论述和展示。这些宏观展现,有助于我们对宋代江西文学家进行整体、全面、清晰地把握与了解。 当然,《地图》在宏观展现的同时,在一些微观问题的探讨上,也能深化我们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认知,并获得相应的启发。 其一,在“年寿结构”中,作者通过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年寿及创作情况进行了统计,最后得出:“在年寿可考的352名文学家中,年寿在60-69岁这一段的文学家人数最多,其次是年寿在70-79岁者,再次是年寿在50-59岁者。从作品总量来看,60-69、70-79、50-59岁这三个年寿段分别排第一、第二、第三名,同时,这三个年寿段有文集的文学家人数也分别排第一、第二、第三。”可见,60-69、70-79、50-59岁这三个年寿段的文学家,是宋代江西文学家的中坚力量。 其二,在“产量结构”中,作者通过对宋代江西文学家作品总量的层级分布进行统计,认为:“宋代江西的作品总量绝大部分是由仅占总人数1.60%的高产层、占2.83%的多产层以及占5.23%的中产层文学家所创作的,他们创作了宋代江西93.37%的作品量,人均创作量分别为2457篇(首)/人、517篇(首)/人、147篇(首)/人。”宋代江西文学家创作量中的这种“金字塔结构”,无疑细化了我们对这些作家创作情况的认识。 其三,在地图上对宋代江西文学家、文学家族等的地理分布情况以块状、点状的形式标识,能让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和认识宋代江西文学在江西区域内的分布概貌。如通过图二“今江西设区市文学家及作品量地理分布全景图”,我们就会很直观地发现,宋代江西文学主要集中在今吉安、抚州和上饶三地区。这一现象出现,将有助于我们改变过去对宋代江西文学“二中心说”(即以抚州和吉安为中心)的固有认识,最终形成“三中心说”的共识。 其四,《地图》中的一些观点和研究视角,还可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提供某些启发。例如,在对宋代江西进士分布的特征进行论述时,作者就论及了驿路交通对进士分布所产生的影响:“拥有进士的65个县(包括婺源县)中,有36个县(市)在驿路交通的要道上,约占55.38%;同时,这36个县(市)中总共有进士3944人,占整个宋代进士总数(5751人)的68.58%。”其实,这种影响亦表现在宋代江西文学家、文学家族的分布上。这足以启发我们:在今后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我们有必要借鉴历史学科对交通研究的相关成果,更为深入的开展交通与文学之间相互关联的研究,这一定会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带来积极的影响。 《地图》一书,正是通过这种宏观展现与微观探究,让人们在全面认知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同时,获取更多有意义和价值的信息。 综上所述,正如有学者所言的“建立文学地理学最为原点的术语首先是文学家地理”,相信《地图》一书的出版,将会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产生积极而有益的影响。
[①]郭方云《英美文学空间诗学的亮丽图景:文学地图研究》,《外国文学》2013年第6期 [②]见《为什么必须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访谈录》,《中国教育报》2004年12月16日。 [③]余意《文学家地理: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原点》,《文艺报》2006年7月8日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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