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之际，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海外激起的希望比在本国还要高。通过用一种振奋人心的言辞谈论着“带来变革”的总统，他充分利用了这些希望，而他的承诺无疑也是同样动人的。美国将被带回正轨，与其他国家精诚合作，在他常说的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共同应对种种挑战，从恐怖主义，到贫困、金融危机和全球变暖。

    2008年，他于当选总统数月前在柏林发表了演讲，令狂热的人群兴奋难耐；入主白宫不到一年，他便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奥斯陆的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理由是，他有着建立无核世界的“愿景”，就好像他是一位诗人而非国家元首似的。世人抱有太高的期待，几乎没注意到奥马巴计划中的矛盾之处：既要带领美国走在一个相对衰落的时代，又要以某种办法取得具有变革意义的成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让奥巴马难以直白地谈及美国的力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但没有谁比他更能体会到这种限制有多么激烈——多么令人沮丧。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真正变革性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期遗留给他的问题，前者设想了一个美国权力无限大的的后冷战秩序。布什在中东创造了一种新现实，令奥巴马在伊拉克陷入一场他反对的战争，在阿富汗陷入一场他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尽管试图收缩美国的触角，但奥巴马表现得比布什更像一个狂热的恐怖分子猎人，将刺杀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作为自己连任竞选的核心亮点，恰如他毫不掩饰地将恐怖主义视为被夸大的威胁。要消除布什政府极具破坏性的遗产，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但事实证明，奥巴马基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没有改造世界；世界改造了他。

    八年前，奥巴马看起来像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多文化未来的使者：一个肯尼亚父亲和一个美国白人母亲的儿子；游历甚广的世界公民，童年大多数时间住在印度尼西亚，看起来似乎在自己立足的每个地方都能舒适自在。他提出的国际外交的远景强调坦诚对话、互相尊重和搭建桥梁的价值。2009年在开罗大学(Cairo University)对伊斯兰世界所做的著名演讲，是一种审慎的平衡，既有对过去错误的总结，也强有力地表达了掀开历史新一页的请求。

    “真正的力量”，总统在去年告诉《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意味着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而不必施加暴力”。奥巴马任期内，对这种力量的展示之一就是同伊朗的交易，它不仅和平预防了德黑兰发展核武器，并且令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出现了解冻。

    但是，这项协议，以及气候变化协议，乃至同古巴的和解，都是罕见的成功。近期历史的走势并不符合奥巴马对世界各国彼此相互依存的展望。相反，整个世界，乃至美国本身，都越来越受到部族意识的困扰，在去肯尼亚探亲时，这种意识曾让他惊骇不已。在《我的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他写道，自己在到达肯尼亚时心怀着“第三世界团结一心的简单公式”，却只发现大多数肯尼亚人“依据的是旧的身份地图，和更古老的忠诚”，他的自由派人道主义没人要听。

    中东是世界上部族意识最具煽动性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巴马的前任。在入侵伊拉克之前，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共同生活，经常通婚，威权国家的统治以及地区力量平衡提供了稳定，尽管没有民主。布什结束了这一脆弱的平衡。伊拉克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手中解放出来，但结果是宗派战争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争斗助推下愈演愈烈。

    阿拉伯之春为扭转这种黯淡趋势带来了希望，奥巴马最初把赌注押在它的成功之上，无视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老盟友，表示支持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主运动。在这些反抗中，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提升美国在中东的形象，而且可以结束穆斯林世界的孤立。从阿拉伯反抗运动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出现，但这些反抗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充满部族意识的铁腕人物和武装好战分子。在寻求援助和激励的时候，他们不会求助于西方，而是那些波斯湾国家：伊朗、土耳其和其他地区权力掮客。

    奥巴马不仅去迎合中东强权政治的形态，而且也大大忽视了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和其他盟国对人权的侵犯。布什政府居高临下的民主宣传辞令被搁置，但这是以减少美国在中东对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的关切为代价的。

    在2009年对土耳其议会的讲话中，奥巴马承诺“美国与穆斯林社区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不能、也不会仅仅基于反对恐怖主义”。然而这恰恰是发生的事实，虽然“反恐战争”被郑重地重新命名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战争是基于特种作战部队和无人机打击，而不是酷刑和地面入侵，但它也同样较少受到限制，最终扩展到了更广大的领域。奥巴马将自己定位为反恐怖主义指挥官，埋葬了他曾在哈佛教授过的法律多边主义。无人机计划是由布什开始的，而奥巴马大大扩展了它。有了一个“杀戮名单”和“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的操纵杆，他可以消灭美国的敌人，同时避免地面作战——也能避免公众的监督。

    布什的占领行动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愤怒；奥巴马的无人机战争则发出了一种白噪声，被大多数美国人忽视。但是无人机或特种作战部队在也门、索马里和巴基斯坦或其他国家杀害的人民并不是无人关注，也无助于赢得当地的民心。事实上，尽管扩大了战场，他还是一心要避免美国人的伤亡，因此不管他如何大谈合作与伙伴关系，这一切还是令他显得更像一个无情的现实主义者。

    在叙利亚内战中，这种现实主义达到了最冷酷的地步。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导致当地的独裁者被民兵统治和圣战主义暴力所取代，奥巴马对此感到愧疚，而且他一直都是个勉强的人道主义者，他了解叙利亚战争是伊拉克境内血腥的教派斗争的后遗症，也是阿拉伯之春的最新动向。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冷酷却有一定道理的结论：伊斯兰国的发展是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值得作出军事反应，但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不是。对阿萨德的干预将导致与俄罗斯的冲突，因为俄罗斯将叙利亚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

    乍看起来，奥巴马在叙利亚政策上的种种转折就算不是毫无条理，至少也令他显得优柔寡断：甚至在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触犯了奥巴马的“红线”之后，他还是没有对阿萨德采取任何直接行动，而是要求他辞职；他攻击伊斯兰国的圣战主义者，与此同时土耳其和卡塔尔等盟国却支持其他极端主义团体；他反对俄罗斯的方案，但又与莫斯科合作发起空袭。美国军队不进入叙利亚的方针倒是一如既往。在作为总统举行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对阿勒颇的失陷表示了痛苦，但坚持认为，他的叙利亚政策的原则是做“对美国来说正确的事”。

    可能的确如此；美国人没有献出生命。但是不干涉政策创造了一个真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很乐意去填补。更重要的是，奥巴马是一个世故的人，一个总是强调全球社会的相互依赖，以及“在21世纪分享世界的意义”这种道德负担的人，然而对于美国在叙利亚的利益，奥巴马的理解比人们期待的还要消极。由谁来掌管叙利亚可能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但这个国家的末日般的分裂又是另一件事。奥巴马的谨慎与莫斯科好战的决心同样延长了这场战争。

    叙利亚解体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它的边界。危机不仅给邻国造成了危险的压力，而且给欧洲的极右翼壮了胆，这些极右翼在竞选中利用人们对伊斯兰和恐怖主义的恐惧反对移民与欧盟。奥巴马最近将这种趋势称之为“部族意识的巨大力量”，美国也不能免受它的影响：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当选正是因为这股力量。特朗普公开崇拜那些有部族意识的政治家，诸如普京、埃尔多安先生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尤其是因为他们对乌合之众的热爱，对自由派精英的蔑视，以及对阴谋论的喜好，让他心有戚戚。

    在2009年的开罗演讲中，奥巴马曾想象穆斯林和西方民主人士结成伙伴关系，携手努力，克服战争、偏见与不信任带来的边界，为共同的未来而努力。相反，一个狭隘僵化的世界出现了，里面充满没有旗帜的部族，危及了共同未来与全球相互依存的前景。尽管他有着最好的意图，说了种种美好的话语，奥巴马成了一个充满危险和愤怒的新世界的助产士之一，他那开明的世界主义看起来愈发不合时宜。

    作者：亚当·沙兹(Adam Shatz)是《伦敦图书评论》的特约编辑，也是纽约人文学院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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