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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同一个梦境里梦游。这个梦境有一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文学。 荣幸得很，我也忝列其中。 一
80年代，中国大多数的小城都是那种灰头灰脑的，我想，人也该如此吧，尽管那时我们实在是年轻。 记不清小城当时到底有多少家诗社、文学社了，只记得每逢周末自己总能接到好几个文朋诗友的邀约：参加他们的文学活动。 所谓活动，大半是朗诵各自的诗作，而地点则很不固定：广场上、校园里、工厂的车间、机关里的会议室，有时则在郊区的农村。尽管我也被他们逼着写诗，但我实在写不好诗，我甚至认为，自己压根就不是写诗的料。可他们的热情太高了，让你不忍违拗，只好硬着头皮胡乱地涂鸦几首。而最令我不好意思的，还在于我也得和他们一样要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尽管他们中一些人的诗写得也不甚好，甚至不像诗，不是诗，可他们有热情啊！他们朗诵时表情丰富，动作夸张，动情处则嚎啕而哭。 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比较腼腆。而这份腼腆，缘于我的确不是一个诗人，我后来没有成为诗人，实在与我的腼腆大有关系。 尽管我写诗写不好，又不会煽情地朗诵，可他们却对我偏爱，甚至很喜欢我加入他们的社团。而我那时也端的做着文学的梦，且被他们那热情鼓舞着，激荡着，裹挟着。整夜不睡，在那年月里几乎家常便饭。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去上班。参加他们的活动，是我文学梦的一部分。 我和他们属于同一时代，做着相同的梦，不管写诗还是写什么，都是文学。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那时我们的头脑真是简单而又勇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也不知文学究竟要表达什么。但我们竟然一窝蜂般地投入到文学的怀抱中，那份痴狂，那份执着，今天的时代乃至今后的时代，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我的腼腆还告诉我，我成不了诗人。所以，我的文学梦就是写小说，将来做一个小说家。从十几岁那个懵懂的年纪被文艺女神信手拈去，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只是写了许多年后才发现，小说这种东西我也写不好。 诗不会写，小说又写不好，文学梦却依旧没有湮灭，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有点神奇。 20余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时间总是这么残酷。看看当年小城的文友，于今大半成了不联系的陌生人群。他们现在的职业分别成了工人、商人、农民，这样分类比较笼统，就我的了解，在那些文友中，现在做着搓澡工的、蹬三轮的、送水的、保安的，很多行业都有着他们的身影。有一天晚间散步，突然下起了雨，随手招了一辆三轮，上了车自然要聊一聊的，这是我的习惯。一般来说，三轮车夫大都很爱讲话，可这个车夫却很沉默。快下车时，他却突然转过脸来，问我：“你是不是叫阿容？”我一怔，说：“是啊！”他说：“我是泊生！”我一时没有想起。他说：“你肯定忘了。二十多年了，怎么能不忘呢？还记得我们那个骆马湖文学社吗？” 我一下子回想起来了。我说，是泊生啊！当年你个子可没这么高啊，年纪也可轻啦！你的诗写得不错呢！现在还写吗？ 泊生那张抽烟的脸显得有些沧桑，他的笑也很不自然。他说，写什么啊？有什么好写的？那年月我们都是一群疯子！当年，若不是被文学那玩意迷怔了，我们中的许多人绝不至于混成今天这个熊样。 我说，你后悔了？他摇着头，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我说，爱文学是很美的一件事，爱文学的人内心是有美的人。文学会让生命变得更美。 他说，可那时我们全疯了，我们连基本的理智都丧失了。我们以为诗人是勿需吃饭的，诗人可以靠诗活着。不只如此，我们还梦想我们会成为所有人都认识的诗人，我们都做着扬名人类的梦想，就像今天的人们都做着发财的梦想那样一般。可是，现实它是个残酷阴险的老家伙，它专爱捉弄那些爱做梦的人。当我们从梦境中醒来时，我们都成了世界上最可哀怜的人。 他很激动，甚至有些亢奋。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就递了一支烟给他。他却用手推开，说，你这好烟，我抽不习惯。我说，去我家坐坐吧。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进你的家呢？我说，你见外了，我们可是文友啊！他说，你可别这么说啊，我感到丢人哩！ 我知道，我们之间已没有什么话可讲下去了，就说，好吧，以后再联系。我要走时，他又叫住我，要跟我再说一句话。我说，好！他就说，阿容，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为什么会比我们混得好呢？我告诉你，就因为你当年没疯掉。你始终清醒着，直到今天。 站在自己家的门口，目送着一个人的远去，那么久、那么久，这于我还是头一回。 二
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在文化馆的一个类似于小剧场的地方。那也是我参加诗会当中最为排场的一次。 那天晚上，去参加的人很多。抽烟的也很多，包括女诗人。主持人很邋遢，其他的诗人也大都放浪形骸、落拓不羁的样子。 主持人慷慨激昂、手舞足蹈的形象，很像五四时期那些学运分子。他的话我一句也记不住了，只记得接下来每一个诗人走到台上朗诵自己诗作时的情景。那情那景，令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掉。不管他们的命运后来是怎样的一塌糊涂，我始终认为，在我们年轻时，我为我们有过那样的激情与飞扬感到快慰、光荣和骄傲！ 我也不认为他们的命运都是诗惹的祸。在那个经济落后、上学无门的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是那样的命运，即使不爱诗，不为诗疯狂，他们的命运也未必就能好起来。后来，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他们的年纪大多有些偏大了，加之他们没有文凭，只能在社会上散混。某种程度上，他们生不逢时。 每一个在舞台上朗诵自己诗作的诗人们，要么声情并茂，要么声嘶力竭，要么涕泗滂沱，不管哪一种情况，台上台下都是激情澎湃，喝彩的、尖叫的，此起彼伏，好不壮观。 我被他们推上台的时候，脸色发红，心跳加速，手里的诗稿瑟瑟发抖，朗诵时才发现诗稿还丢了一页。虽然紧张，竟也凭着记忆将诗作朗诵完毕。主持人大赞我的诗写得好！可惜，他说，你太缺乏激情了，诗人怎么能没有激情呢！ 高潮部分在后头。 当最后一个诗人冲上台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高潮时刻到来了。 果不其然。诗人的一头长发遮住了他的半边脸，据说被遮蔽的半边是诗人与人打架时挨了重重的一拳。诗人的诗作名曰：《爱上一个人》。“我决定了要爱你∕尽管你也许不爱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决定了要爱你∕你的名字叫小晖。” 台下顿时哗然。小晖？小晖不就是我们这支队伍里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吗？ 更高潮的时刻真是一浪接着一浪。起先是台上的诗人突然跪下，要小晖答应他的求爱。台下，所有的诗人都站立起来，齐声高呼“小晖小晖答应他！”小晖低头啜泣，我们以为她被感动了。接下来的事情就该是小说的结局了：小晖突然冲上台——我们一齐鼓掌，认为有戏了，台上的诗人则热泪横流。小晖夺过主持人话筒，拿出她的诗稿，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起来。 “…从此刻起∕亲爱的∕我不再姓汪了∕我随你姓∕我叫王小晖，或者王汪氏∕……” 朗诵完毕，女诗人泣不成声，双膝慢慢着地，跪着喊叫了另一个诗人的名字：王艾明，我爱你！ 王艾明就站在我的旁边。他也慢慢地坐到了椅子上，他用双手捂着脸——这一切真的是太突然了。王艾明不敢相信这一切，台上的男诗人更不敢相信这一切，我们也不敢相信这一切。原本我们以为女诗人会被男诗人所感动，走上台去接受他的追求，可女诗人却向我们大声宣告：台下面坐着的另一个诗人，才是她的爱。 主持人好久才还过神来，很显然，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像戏剧一样的情节，弄懵了。 三
后来发生的事便不是我的亲历了，但诗人与老板娘的爱情故事，在80年代末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城里却几乎妇孺皆知。 诗人鲍野（本文使用的人名均为化名），就是向汪小晖示爱的那一位，在那一天的活动结束后一个人去了一家小酒馆。在这家小酒馆里他喝醉了，烂醉如泥。小酒馆里有一个厨子和一个开酒馆的女老板，女老板的丈夫原先就在这酒馆做厨子，后来生了病送到医院没几天就没了。老板娘就变成了老板，但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她老板娘。 老板娘去收拾桌子的时候才发现鲍野醉了。桌子上的一瓶酒空了，菜也光了，酒瓶旁放着一本书和一本杂志，还有几页稿纸，上面写着的文字，老板娘不识。 厨师说把他拖出去，老板娘说，你下班吧。老板娘五大三粗，而鲍野像个瘦猴。老板娘毫不费力地将瘦猴抱了起来，放在了一条长椅上。 老板娘的房间在里面，一夜无事，天就明了。 天明了，老板娘要去菜场买菜了。推开房门时，她看见昨晚上那个陌生男子竟长跪在她面前。“你…你这是干什么？”老板娘有些害怕。鲍野说话了，他说：“我给你写了一首诗，我想献给你。”老板娘不知说什么好，鲍野就开始诵读了。这首诗有几个版本，我只认可其中的一个版本，即这首诗绝非他夜间写的，而是昨晚他给汪小晖的那首献诗。 老板娘被一声“我爱你”搞懵了。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被别人跪着求爱，而且还是以这种浪漫的方式。老板娘的男人没了，又带着一个孩子，眼前的这个男人虽然貌不惊人，而且看上去就很寒酸，但毕竟是个有文化的。她自己没文化，可她喜欢有文化的。 后来，他们结了婚，只是没有举行仪式。再往后，据说鲍野天天大醉，两个人自然也就天天吵嘴。有一天吵得很凶，鲍野说了一句话，鲍野说，他那天向她求爱，错把她当成了汪小晖。老板娘一气之下撵他滚蛋。后来鲍野真滚了，一个人在外面游荡。某一个深夜，他又饿又冷地跑回酒馆，老板娘的女儿隔着一扇门骂他道“要饭的，滚！” 鲍野这一次真的滚了，就在小酒馆对面的那条马路上，他与一辆疾驰而过的货车相撞，相撞的结果，我们能想到，货车安然无恙，而我们的诗人鲍野却“有恙”——他死了。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讲说起诗人之死时，依然无比感慨。而20余年之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鲍野的面貌特征：长发、消瘦、手里总有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对诗歌痴迷、对爱执着。 而汪小晖和王艾明的私奔，更是小城那一年最激动人们嘴唇的话题。私奔是在鲍野死后不久的某一天。他们为何不光明正大结婚而选择私奔？许多局外人都这么追问。局内的人告诉局外的人：因为王艾明已婚。 五年后，汪小晖抱着个女孩回到了小城。于是我们也一并地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的大致事件：在诗人的眼里，私奔也许是最浪漫的事，可等待他们的是生计，是如何养家糊口。生计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它与浪漫无关，甚至它是浪漫的敌人。现实是一匹狼，浪漫的人忽视了狼的本性：它是吃人的，假使你不能击败它的话。在生计面前，浪漫者即使不被这匹狼吞噬，也会让你苦不堪言。汪小晖、王艾明没有这样的准备，突如其来的生计问题令他们无所适从，汪小晖的本能就是哭，而王艾明的本能就是抽烟、喝酒。当烟和酒都再也买不起的时候，王艾明最后的选择看似懦弱却也符合他的性情——他留了遗书后，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投水永生。 四
接下来的几年，诗社、文学社在市场经济的波澜里冒了几下泡终于没有活过来，被淹死了，做诗人梦的，做作家梦的，要么在市场经济的潮水里变成了一条鱼，要么如诗社、文学社的命运一般死去了。变成了一条鱼的文学梦者自然是放弃了梦，和市场经济称兄道弟，活得滋润了。用世俗的话说发财了！而死去的，不只是他们的文学梦想，还有自身的命运：他们不适应市场经济，他们接受不了物化的世道和人心，他们宁可坚守贫困，似乎也不愿向物化投诚。泊生也许就是那样的人，尽管他嘴上说的是另外的话。 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记忆，无论岁月何其无情，亦无论世道人心怎样物化，都不能改变我的记忆以及我对他们的怀念。抛开个别诗人的“极端”（如果他们那所为真是极端的话），我对那个群体的挚爱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那个群体，也就没有今天的我。而说到极端，我似乎很难认同。贫穷不是他们犯下的罪恶，而惟一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社会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年幼或者无知。他们最让我感慨的、感动的、沉思的，就在于，在物质贫困时代，他们却高扬着精神大旗，昂扬在坎坷人生的坦途上。他们沉浸于文学的梦想，他们梦想用诗歌、用小说，用一切文学的形式丰富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敢于冲破世俗的樊笼，与寡妇相爱，与心爱的人私奔，尽管结局是一幕悲剧，可谁又能说这悲剧与那个时代无关？正是那一幕幕悲剧才催生社会改革的动力，尽管他们都是无名无谓的牺牲者，尽管他们的所为也不能同革命者相提并论。 我怀念他们，既不是因为他们的悲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因为悲剧和牺牲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我怀念的、抑或说怀想的是，为什么独在那个年代有那样的激情和狂热？当然，我更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今天，物质极大地富有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一片苍白。一切邪恶的、淫秽的、污浊的东西却乘虚而入，在我们的精神天空肆意妄为。面对愈来愈物化的世界，面对没有信仰追求、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类，于哀伤里我更加地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那段时光——每一个周末，我们或朗诵诗歌，或交流作品，或研读文学名著……那纯净的心灵世界除了文学，还是文学，一切都与文学，都与文化，都与心灵，都与精神，都与信仰，都与崇高有关。 许多人虽然由于生计，不得不离开了文学，但谁能说在他们的心底当年的梦就一丁点也不存在了？那梦肯定还在他们的心灵里，因为，有一些梦不是生计能够磨灭的。 实际上，在生计的路途上，我一点也不比他们轻松。我走得比他们还要辛苦，甚至辛酸。在那支队伍里，一些人与其说是生计问题迫使他们丢失了梦想，毋宁说过高的奋斗目标毁了他们。而我之所以能一直走下来，就在于我把自己对文学的爱视为生存的一种意义，而不是要以它成就自己的名气，获得什么光环。我早就说过，在适当时机，我会退出中国作协，辞掉自己所担任的作家协会的职务，包括一些文学期刊的顾问。就像我把读书视为乐趣，我把写作也视为乐趣。当初做文学梦的青年，无不有一举成名思想。当一些人的作品被一次次退回之后，他们就绝望了，有的人甚至怀疑自己压根做错了梦；有的人虽然很有才气，却也经受不住退稿的打击，放弃了他们的梦。 爱上文学本是一件多么美多么享受的事啊，可是，由于年轻，他们愣是将这份美这份享受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以致于不仅没有得到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反而还失掉了他们心中的美和心灵的享受。何叫得不偿失？这该算是吧。 与其说我坚守着文学的梦，不如说我坚守着美与享受。我坚持了下来，他们便说我是一个成功者，说我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力的人。而我知道，我并不成功，当然我也不失败。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去想过爱文学的人非要成功。成功什么呢？当作家？当知名作家？这就叫成功吗？当代还有多少读者在读文学？在读所谓作家的作品？如果没人读他的作品，他成功了又怎样？成名了又如何？ 在所有给予我的赞辞里，我只欣然领受一个赞辞——坚强的意志力。我的坚强的意志力来自于我对于所谓“成功”的这种东西的不追逐，不被它所羁绊，不受制于它。我只忠实于心灵，忠实于心灵的感受，在美的享受中安度人生，如此而已！
毫不夸张地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同一个梦境里梦游。这个梦境有一个听起来很美的名字：文学。 荣幸得很，我也忝列其中。 一
80年代，中国大多数的小城都是那种灰头灰脑的，我想，人也该如此吧，尽管那时我们实在是年轻。 记不清小城当时到底有多少家诗社、文学社了，只记得每逢周末自己总能接到好几个文朋诗友的邀约：参加他们的文学活动。 所谓活动，大半是朗诵各自的诗作，而地点则很不固定：广场上、校园里、工厂的车间、机关里的会议室，有时则在郊区的农村。尽管我也被他们逼着写诗，但我实在写不好诗，我甚至认为，自己压根就不是写诗的料。可他们的热情太高了，让你不忍违拗，只好硬着头皮胡乱地涂鸦几首。而最令我不好意思的，还在于我也得和他们一样要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尽管他们中一些人的诗写得也不甚好，甚至不像诗，不是诗，可他们有热情啊！他们朗诵时表情丰富，动作夸张，动情处则嚎啕而哭。 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比较腼腆。而这份腼腆，缘于我的确不是一个诗人，我后来没有成为诗人，实在与我的腼腆大有关系。 尽管我写诗写不好，又不会煽情地朗诵，可他们却对我偏爱，甚至很喜欢我加入他们的社团。而我那时也端的做着文学的梦，且被他们那热情鼓舞着，激荡着，裹挟着。整夜不睡，在那年月里几乎家常便饭。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去上班。参加他们的活动，是我文学梦的一部分。 我和他们属于同一时代，做着相同的梦，不管写诗还是写什么，都是文学。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那时我们的头脑真是简单而又勇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也不知文学究竟要表达什么。但我们竟然一窝蜂般地投入到文学的怀抱中，那份痴狂，那份执着，今天的时代乃至今后的时代，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我的腼腆还告诉我，我成不了诗人。所以，我的文学梦就是写小说，将来做一个小说家。从十几岁那个懵懂的年纪被文艺女神信手拈去，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只是写了许多年后才发现，小说这种东西我也写不好。 诗不会写，小说又写不好，文学梦却依旧没有湮灭，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有点神奇。 20余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时间总是这么残酷。看看当年小城的文友，于今大半成了不联系的陌生人群。他们现在的职业分别成了工人、商人、农民，这样分类比较笼统，就我的了解，在那些文友中，现在做着搓澡工的、蹬三轮的、送水的、保安的，很多行业都有着他们的身影。有一天晚间散步，突然下起了雨，随手招了一辆三轮，上了车自然要聊一聊的，这是我的习惯。一般来说，三轮车夫大都很爱讲话，可这个车夫却很沉默。快下车时，他却突然转过脸来，问我：“你是不是叫阿容？”我一怔，说：“是啊！”他说：“我是泊生！”我一时没有想起。他说：“你肯定忘了。二十多年了，怎么能不忘呢？还记得我们那个骆马湖文学社吗？” 我一下子回想起来了。我说，是泊生啊！当年你个子可没这么高啊，年纪也可轻啦！你的诗写得不错呢！现在还写吗？ 泊生那张抽烟的脸显得有些沧桑，他的笑也很不自然。他说，写什么啊？有什么好写的？那年月我们都是一群疯子！当年，若不是被文学那玩意迷怔了，我们中的许多人绝不至于混成今天这个熊样。 我说，你后悔了？他摇着头，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我说，爱文学是很美的一件事，爱文学的人内心是有美的人。文学会让生命变得更美。 他说，可那时我们全疯了，我们连基本的理智都丧失了。我们以为诗人是勿需吃饭的，诗人可以靠诗活着。不只如此，我们还梦想我们会成为所有人都认识的诗人，我们都做着扬名人类的梦想，就像今天的人们都做着发财的梦想那样一般。可是，现实它是个残酷阴险的老家伙，它专爱捉弄那些爱做梦的人。当我们从梦境中醒来时，我们都成了世界上最可哀怜的人。 他很激动，甚至有些亢奋。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就递了一支烟给他。他却用手推开，说，你这好烟，我抽不习惯。我说，去我家坐坐吧。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进你的家呢？我说，你见外了，我们可是文友啊！他说，你可别这么说啊，我感到丢人哩！ 我知道，我们之间已没有什么话可讲下去了，就说，好吧，以后再联系。我要走时，他又叫住我，要跟我再说一句话。我说，好！他就说，阿容，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为什么会比我们混得好呢？我告诉你，就因为你当年没疯掉。你始终清醒着，直到今天。 站在自己家的门口，目送着一个人的远去，那么久、那么久，这于我还是头一回。 二
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在文化馆的一个类似于小剧场的地方。那也是我参加诗会当中最为排场的一次。 那天晚上，去参加的人很多。抽烟的也很多，包括女诗人。主持人很邋遢，其他的诗人也大都放浪形骸、落拓不羁的样子。 主持人慷慨激昂、手舞足蹈的形象，很像五四时期那些学运分子。他的话我一句也记不住了，只记得接下来每一个诗人走到台上朗诵自己诗作时的情景。那情那景，令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掉。不管他们的命运后来是怎样的一塌糊涂，我始终认为，在我们年轻时，我为我们有过那样的激情与飞扬感到快慰、光荣和骄傲！ 我也不认为他们的命运都是诗惹的祸。在那个经济落后、上学无门的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是那样的命运，即使不爱诗，不为诗疯狂，他们的命运也未必就能好起来。后来，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他们的年纪大多有些偏大了，加之他们没有文凭，只能在社会上散混。某种程度上，他们生不逢时。 每一个在舞台上朗诵自己诗作的诗人们，要么声情并茂，要么声嘶力竭，要么涕泗滂沱，不管哪一种情况，台上台下都是激情澎湃，喝彩的、尖叫的，此起彼伏，好不壮观。 我被他们推上台的时候，脸色发红，心跳加速，手里的诗稿瑟瑟发抖，朗诵时才发现诗稿还丢了一页。虽然紧张，竟也凭着记忆将诗作朗诵完毕。主持人大赞我的诗写得好！可惜，他说，你太缺乏激情了，诗人怎么能没有激情呢！ 高潮部分在后头。 当最后一个诗人冲上台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高潮时刻到来了。 果不其然。诗人的一头长发遮住了他的半边脸，据说被遮蔽的半边是诗人与人打架时挨了重重的一拳。诗人的诗作名曰：《爱上一个人》。“我决定了要爱你∕尽管你也许不爱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决定了要爱你∕你的名字叫小晖。” 台下顿时哗然。小晖？小晖不就是我们这支队伍里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吗？ 更高潮的时刻真是一浪接着一浪。起先是台上的诗人突然跪下，要小晖答应他的求爱。台下，所有的诗人都站立起来，齐声高呼“小晖小晖答应他！”小晖低头啜泣，我们以为她被感动了。接下来的事情就该是小说的结局了：小晖突然冲上台——我们一齐鼓掌，认为有戏了，台上的诗人则热泪横流。小晖夺过主持人话筒，拿出她的诗稿，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起来。 “…从此刻起∕亲爱的∕我不再姓汪了∕我随你姓∕我叫王小晖，或者王汪氏∕……” 朗诵完毕，女诗人泣不成声，双膝慢慢着地，跪着喊叫了另一个诗人的名字：王艾明，我爱你！ 王艾明就站在我的旁边。他也慢慢地坐到了椅子上，他用双手捂着脸——这一切真的是太突然了。王艾明不敢相信这一切，台上的男诗人更不敢相信这一切，我们也不敢相信这一切。原本我们以为女诗人会被男诗人所感动，走上台去接受他的追求，可女诗人却向我们大声宣告：台下面坐着的另一个诗人，才是她的爱。 主持人好久才还过神来，很显然，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像戏剧一样的情节，弄懵了。 三
后来发生的事便不是我的亲历了，但诗人与老板娘的爱情故事，在80年代末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城里却几乎妇孺皆知。 诗人鲍野（本文使用的人名均为化名），就是向汪小晖示爱的那一位，在那一天的活动结束后一个人去了一家小酒馆。在这家小酒馆里他喝醉了，烂醉如泥。小酒馆里有一个厨子和一个开酒馆的女老板，女老板的丈夫原先就在这酒馆做厨子，后来生了病送到医院没几天就没了。老板娘就变成了老板，但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她老板娘。 老板娘去收拾桌子的时候才发现鲍野醉了。桌子上的一瓶酒空了，菜也光了，酒瓶旁放着一本书和一本杂志，还有几页稿纸，上面写着的文字，老板娘不识。 厨师说把他拖出去，老板娘说，你下班吧。老板娘五大三粗，而鲍野像个瘦猴。老板娘毫不费力地将瘦猴抱了起来，放在了一条长椅上。 老板娘的房间在里面，一夜无事，天就明了。 天明了，老板娘要去菜场买菜了。推开房门时，她看见昨晚上那个陌生男子竟长跪在她面前。“你…你这是干什么？”老板娘有些害怕。鲍野说话了，他说：“我给你写了一首诗，我想献给你。”老板娘不知说什么好，鲍野就开始诵读了。这首诗有几个版本，我只认可其中的一个版本，即这首诗绝非他夜间写的，而是昨晚他给汪小晖的那首献诗。 老板娘被一声“我爱你”搞懵了。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被别人跪着求爱，而且还是以这种浪漫的方式。老板娘的男人没了，又带着一个孩子，眼前的这个男人虽然貌不惊人，而且看上去就很寒酸，但毕竟是个有文化的。她自己没文化，可她喜欢有文化的。 后来，他们结了婚，只是没有举行仪式。再往后，据说鲍野天天大醉，两个人自然也就天天吵嘴。有一天吵得很凶，鲍野说了一句话，鲍野说，他那天向她求爱，错把她当成了汪小晖。老板娘一气之下撵他滚蛋。后来鲍野真滚了，一个人在外面游荡。某一个深夜，他又饿又冷地跑回酒馆，老板娘的女儿隔着一扇门骂他道“要饭的，滚！” 鲍野这一次真的滚了，就在小酒馆对面的那条马路上，他与一辆疾驰而过的货车相撞，相撞的结果，我们能想到，货车安然无恙，而我们的诗人鲍野却“有恙”——他死了。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讲说起诗人之死时，依然无比感慨。而20余年之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鲍野的面貌特征：长发、消瘦、手里总有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对诗歌痴迷、对爱执着。 而汪小晖和王艾明的私奔，更是小城那一年最激动人们嘴唇的话题。私奔是在鲍野死后不久的某一天。他们为何不光明正大结婚而选择私奔？许多局外人都这么追问。局内的人告诉局外的人：因为王艾明已婚。 五年后，汪小晖抱着个女孩回到了小城。于是我们也一并地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的大致事件：在诗人的眼里，私奔也许是最浪漫的事，可等待他们的是生计，是如何养家糊口。生计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它与浪漫无关，甚至它是浪漫的敌人。现实是一匹狼，浪漫的人忽视了狼的本性：它是吃人的，假使你不能击败它的话。在生计面前，浪漫者即使不被这匹狼吞噬，也会让你苦不堪言。汪小晖、王艾明没有这样的准备，突如其来的生计问题令他们无所适从，汪小晖的本能就是哭，而王艾明的本能就是抽烟、喝酒。当烟和酒都再也买不起的时候，王艾明最后的选择看似懦弱却也符合他的性情——他留了遗书后，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投水永生。 四
接下来的几年，诗社、文学社在市场经济的波澜里冒了几下泡终于没有活过来，被淹死了，做诗人梦的，做作家梦的，要么在市场经济的潮水里变成了一条鱼，要么如诗社、文学社的命运一般死去了。变成了一条鱼的文学梦者自然是放弃了梦，和市场经济称兄道弟，活得滋润了。用世俗的话说发财了！而死去的，不只是他们的文学梦想，还有自身的命运：他们不适应市场经济，他们接受不了物化的世道和人心，他们宁可坚守贫困，似乎也不愿向物化投诚。泊生也许就是那样的人，尽管他嘴上说的是另外的话。 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记忆，无论岁月何其无情，亦无论世道人心怎样物化，都不能改变我的记忆以及我对他们的怀念。抛开个别诗人的“极端”（如果他们那所为真是极端的话），我对那个群体的挚爱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那个群体，也就没有今天的我。而说到极端，我似乎很难认同。贫穷不是他们犯下的罪恶，而惟一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社会似乎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年幼或者无知。他们最让我感慨的、感动的、沉思的，就在于，在物质贫困时代，他们却高扬着精神大旗，昂扬在坎坷人生的坦途上。他们沉浸于文学的梦想，他们梦想用诗歌、用小说，用一切文学的形式丰富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敢于冲破世俗的樊笼，与寡妇相爱，与心爱的人私奔，尽管结局是一幕悲剧，可谁又能说这悲剧与那个时代无关？正是那一幕幕悲剧才催生社会改革的动力，尽管他们都是无名无谓的牺牲者，尽管他们的所为也不能同革命者相提并论。 我怀念他们，既不是因为他们的悲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因为悲剧和牺牲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生。我怀念的、抑或说怀想的是，为什么独在那个年代有那样的激情和狂热？当然，我更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今天，物质极大地富有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一片苍白。一切邪恶的、淫秽的、污浊的东西却乘虚而入，在我们的精神天空肆意妄为。面对愈来愈物化的世界，面对没有信仰追求、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类，于哀伤里我更加地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那段时光——每一个周末，我们或朗诵诗歌，或交流作品，或研读文学名著……那纯净的心灵世界除了文学，还是文学，一切都与文学，都与文化，都与心灵，都与精神，都与信仰，都与崇高有关。 许多人虽然由于生计，不得不离开了文学，但谁能说在他们的心底当年的梦就一丁点也不存在了？那梦肯定还在他们的心灵里，因为，有一些梦不是生计能够磨灭的。 实际上，在生计的路途上，我一点也不比他们轻松。我走得比他们还要辛苦，甚至辛酸。在那支队伍里，一些人与其说是生计问题迫使他们丢失了梦想，毋宁说过高的奋斗目标毁了他们。而我之所以能一直走下来，就在于我把自己对文学的爱视为生存的一种意义，而不是要以它成就自己的名气，获得什么光环。我早就说过，在适当时机，我会退出中国作协，辞掉自己所担任的作家协会的职务，包括一些文学期刊的顾问。就像我把读书视为乐趣，我把写作也视为乐趣。当初做文学梦的青年，无不有一举成名思想。当一些人的作品被一次次退回之后，他们就绝望了，有的人甚至怀疑自己压根做错了梦；有的人虽然很有才气，却也经受不住退稿的打击，放弃了他们的梦。 爱上文学本是一件多么美多么享受的事啊，可是，由于年轻，他们愣是将这份美这份享受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以致于不仅没有得到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反而还失掉了他们心中的美和心灵的享受。何叫得不偿失？这该算是吧。 与其说我坚守着文学的梦，不如说我坚守着美与享受。我坚持了下来，他们便说我是一个成功者，说我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力的人。而我知道，我并不成功，当然我也不失败。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去想过爱文学的人非要成功。成功什么呢？当作家？当知名作家？这就叫成功吗？当代还有多少读者在读文学？在读所谓作家的作品？如果没人读他的作品，他成功了又怎样？成名了又如何？ 在所有给予我的赞辞里，我只欣然领受一个赞辞——坚强的意志力。我的坚强的意志力来自于我对于所谓“成功”的这种东西的不追逐，不被它所羁绊，不受制于它。我只忠实于心灵，忠实于心灵的感受，在美的享受中安度人生，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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