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说，要看见神，灵魂必须是洁净的。

    我始终未看见神，但我并不以为我的灵魂不洁净。

    之所以这么自信，是因为固然我没有看见神，可我知道，这世间看见神的好像没有几个，包括奥古斯丁。

    罗马时代有这样一则轶事：一艘船发生海难，船上的人惊恐不已，这时候一个哲学家站了出来，他对惊恐不已的人们说：“不要吵！如果让上帝发现你们在船上，你们一定都没有救。”只见他抱起一个孩子，说：“上帝啊！这里还有一个孩子，他是纯洁的，求你让他得救吧！”

    在这位哲学家看来，船上的成年人因为身上沾满了罪孽，得救的希望渺茫，而孩子是纯洁的，比较容易获得上帝的垂怜。

    这样的说法倒也有点意思，但也很让我怀疑上帝。一条船受难了，船上肯定不止一个孩子，即便只有那么一个孩子，难道上帝会看不到，竟需要哲学家抱起孩子向上帝求救？

    也许这只是一个深富智慧的故事，勿须把它破解开来。破解了，便破坏了这则轶事的内涵。但我还是想知道，哲学家抱起这个孩子向上帝求救，是否被上帝看见了？这个孩子最后是得救了还是没有得救？如果这个孩子得救了，而船上的成年人都遇难了，包括那个哲学家，那上帝公允吗？如果小孩子最后也一同遇难了，更说明连哲学家的话也不足信。更进一步地说，上帝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呢？

    上帝存在与否，的确是困扰人的事。

    作为存在主义之父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有一个很有趣的老爸。此人十一岁起就给人牧羊，而牧羊之地丹麦地处北国，气候苦寒，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孩就要为生活而忍受这种苦寒，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充满了对上帝的埋怨，最后竟不惜诅咒上帝。奇妙的是，这样一个对上帝不忠的人却得到了好的报应，他的一个远房伯母死了，把遗产留给了他，他心里虽然高兴却也暗自纳闷：“我诅咒上帝，为什么却得到了善果？”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显然就不那么走运了。他结婚以后，接连生了七个小孩，都夭折了。他心想，这一定是诅咒上帝的结果，是上帝对他的惩罚。所幸，后来的一个孩子活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父亲的遭际，很有普适性：许多人也像他一样诅咒了上帝，却得到了上帝的垂青，紧接着又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如果这遭际真乃上帝所为，那这上帝实在不怎么可爱！如果这就是上帝，那这上帝和一个普通人的品行也实在相差无几。一个人诅咒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未必立马还口，或还手，而是先给你一点甜头、好处，正当你不可思议时，这个人便开始对你报复了。就像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这个人就让他一连夭折了七个孩子。相较于他给的那点甜头、好处，得到的这份快乐可能远不及失去七个孩子令人疼痛和悲伤。

    中国人更多的还是拿命运来说事。在中国人看来，克尔凯郭尔的父亲突然得到一笔遗产，那是他交了“狗屎运”，是他的命好，而根本与上帝无关。至于七个孩子的夭折，中国人普遍会认为，这是一个人干了坏事的缘故。佛教好像也是这么认为的。

    克尔凯郭尔父亲的遭际，其实不过是人世间极寻常的事。但寻常事一旦与上帝勾连在一起，事情便不寻常了。对信仰上帝的人来说，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上帝有关，都是上帝的事，而一个不信仰上帝的人会认为，这是他一己的事，只与他自己有关，也是他一手造成的。至多，他会像中国人一样将其归结于更没有道理可言的命运。是的，中国人的命运说，也很奇妙。有时候，我也很认这个东西，就如同那些认上帝的人一样。但如果上帝是不存在的，那命运又存在吗？想想看，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我们人还需要干什么呢？什么都不需要干了，只需跟着上帝走就是了，或者一切听从于上帝安排就是了。命运也如此。如果命运可以支配我们，那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呢？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干了，只需跟着命运走就是了，或者一切听从于命运安排就是了。

    但上帝能做到这个样子吗？命运能做到这个样子吗？依我看，都不可能。

    既然都不可能，那还依靠什么呢？还是依我看，惟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自己吧！但信仰作为人的心灵的慰藉与支撑，却是不可缺失的。

    动摇了我的上帝信仰并产生了质疑，并非来自于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而是因为斯宾诺莎。准确地讲，是斯宾诺莎的那番遭际。

    斯宾诺莎因无法认同传统犹太教的信仰与观念，在他二十四岁时被开除了教籍。

    开除教籍，以我的理解和承受力，我并不认为有多么严重和可怕。斯宾诺莎也是这样的态度。他对自己被开除教籍，很怡然自得，说：“很好啊！这并未逼迫我去做我自认为绝对不该做的事。”

    但教会方面却做得非常恐怖。

    教会长老在开除他的教籍前，曾经对斯宾诺莎威迫利诱，劝告他只要不再对教义有所质疑，教会愿负责支付他往后的生活所需。斯宾诺莎当然不会接受。教会觉得他无可救药了，便开除了他的教籍，而且还举行仪式，集合会堂中所有的人，有人哭泣，有人唱哀歌，每人手拿一根蜡烛。在仪式过程中，蜡烛逐一熄灭，会场陷入一片漆黑——寓意斯宾诺莎的生命将是一片漆黑。他们还念咒词：“白天逢凶，黑夜逢凶，躺在床上逢凶，起床出门逢凶，进家门也逢凶……所有的人不能和他交谈、写信，不能与他同处一个屋檐下，四尺之内便不能接近他，更不能读他的书……”

    试问：这像是教会所为吗？是有信仰的人所为吗？真是不敢相信！在我看来，搞这种恶作剧的人应当是村夫愚妇。即便是俗世里的两个仇人，也未必仇恨到这种份上。

    这些教会人士、长老们，难道他们就不担心上帝惩罚他们吗？毕竟他们做得太过了啊！克尔凯郭尔的父亲诅咒上帝，还照旧得到上帝的垂爱，过后才受到上帝的惩罚。斯宾诺莎并不曾诅咒上帝，只是无法认同犹太教的信仰与观念罢了，何必对他这般使阴呢？干这些阴事的人可都是有信仰的人啊！他们的头脑里、心灵间成日都是神、上帝啊！神、上帝啊也成日与他们在一起，形影不离啊！

    即便他们的所为是一种“愚忠”，也不可原谅！而这种所为，也很使我受伤。他们伤到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的思想，尤其是使我对宗教、对神、上帝的求索与叩问，有了阻隔，也有了困惑与迷茫。

    那些成日与神、上帝打交道的教会人士也能干出这等事来，可见人性是多么肮脏，多么卑鄙，多么无耻！好在，斯宾诺莎的生活虽然极为凄苦，但他的生命却未必一片漆黑。一个不曾受到教会祝福的人，尽管只活了四十五岁，而且终身未娶（克尔凯郭尔也是终身未娶），但他的人格与行为表现，即便在当下，也是我们难以企及的。

    斯宾诺莎的一生可用八个字形容：生活简朴，思想高贵。

    众所周知，斯宾诺莎在荷兰住了一辈子，靠磨镜片为生，收入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显然，是我们俗世中的人难以忍受的。但在斯宾诺莎看来，拥有的越多，受限的也越多，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一个富翁对他的慷慨捐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拒绝了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所提的要求与赏赐。在斯宾诺莎看来，帝王的权势是惊人的，但百年、千年之后再看那帝王，他还有什么呢？然而哲学家则不同，一旦提出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将永存。

    1673年，斯宾诺莎四十一岁，德国海德堡大学请他当讲座教授，他拒绝了，他说：“这样会妨碍我宁静的生活，我喜欢安静地思考。”

    这个既不向金钱低头，也不向权贵折腰的年轻哲人，其人格与行为表现，实在鼓舞我们，并使我们不致盲目追求世界上声名显赫的事，而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事实上，若能排开这些事物，我们将更加了解自己。

    宗教多半时候是要求人只要信、不要问，但哲学的要义恰恰在一个“问”字：“是这样的吗？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难道就不可以是另外的样子吗？……”

    作为一门宗教，只许人信不许人问，本身就不正确，也不正常，更不科学，弄得很小家子气。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就在于他问了。我也问了，但我不必担心被开除教籍——我没入教，没有教籍可供他们开除。实际上，在今天开放、自由的时代，即便斯宾诺莎在世，也不会发生被开除教籍的事。纵然如此，宗教人士的限度估计也只是，你可以问但不可以冒犯、亵渎。我只是质疑、困惑而已，远远谈不上冒犯、亵渎。

    斯宾诺莎的遭际，实际与上帝无关，开除教籍的是教会，而非上帝。如果有人认定斯宾诺莎生活境遇的悲苦是上帝所为，那他的哲学成就是不是也与上帝有关？如果这认定讲得通，那上帝原是很公允的嘛！甚至很宽容的嘛！至少比起那些教会的人要公允、宽容得多了。

    但斯宾诺莎的悲苦与他的成就，到底与上帝有没有关系，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斯宾诺莎在思考神与世界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可有可无，那么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理由何在？既然世界被创造了，现在这个世界与神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问：既然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那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与神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便他不被开除教籍，他的成就又与神有什么关系呢？

    个人性的东西的确与神没有多大关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要有信仰。当然，我理解的信仰并非只有神，只有上帝，只有佛陀。神、上帝、佛陀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信仰，但我们还应有对天与地的信仰，对自然的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绝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占有一席之地的。经济固然可以强国，可以富民，但倘若没有信仰，终究难聚人心，散沙一盘。

   我无意探究神、上帝的有无，只是认为，神、上帝固然可以作为我们的信仰，但不可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神、上帝管理、支配。同样，中国人也不必总拿命运说事。纵使有命，这命也应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

    英国哲学家密尔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头快乐的猪？”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极少有人选择后者。选择前者，前提你要有痛苦——此痛苦非肉体之痛苦，你还要有思想——相当深度的思想。如果你拒绝痛苦，害怕痛苦，又不曾有思想，还是做后者好。不要嘲笑后者。讲个故事，说一艘船发生了海难，所有的人都痛苦哀号：“救命啊！我们快要淹死了！”这时一个哲学家走了出来，哲学家很生气，说：“你们不要叫，你们跟猪学一学。”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转向船上的几头猪，它们果然都很安静。

    猪没有思想，人类肯定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人类不愿做猪。可是，不妨问一问：在那艘遭遇海难的船上，在那些面对灾难而痛哭哀号的人们里头，哪一个是有思想的？在灾难面前，人类只有求生欲望，什么思想也不会有，所以，哲学家要我们跟猪学一学。

    在这个芜杂的世界乱象里，我常因百思不得一解，而深感郁闷。每当我的思想，尤其是心灵遭遇困惑时，我也想向神、上帝求助。可是，我知道，由于我非教徒，估计神、上帝是不会帮我的。每当我在生活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我很想向神、上帝求救，可是，神、上帝始终不曾援过手。神、上帝不助我，不救我，可能是神、上帝压根助不上我，救不上我。有可能，神、上帝有这个能力，可我并不是他救助的对象——他要救助的兴许是比我伟大的人。亦有可能，不救助我，是考验我，考验我的耐力。如果我能坚持一下，兴许就会获得救助。

    神、上帝的不助，让我至今平平庸庸；神、上帝的不救，让我至今还常陷生活之漩。尽管如此，我却没有停止思考的意思，事实上，我也停不下来，也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可能是幸福的，只是这种幸福还是迟一点到来好。

    在我想来，即使我什么也想不出，什么结果也不得，我也不应放弃对人生、对尘世、对自然的端详、审视与沉思。至于自己常遭生活漩涡之围困，那纯是际遇问题，亦是生活应对能力问题。一个既不懂周旋又不愿退缩的人，能在生活之漩里活将下来，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据说，凡是人间不能解决的问题，含有奥秘的、神秘的、矛盾的、不能解释的，都属于信仰，可以在信仰中得到答案。——忽然意识到，或者叫醒悟：自己在许多人生的、宇宙的问题上常常百思不得一解，难道与自己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有关？

    虽然醒悟，可我还是不能完全认同，并心悦诚服于信仰之说。我甚至想，与信仰有关系吗？其实只能说，与我的悟性有关，与我的智慧有关，与我的理解能力有关。斯宾诺莎说，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他又说，宇宙是整体的，了解越小的东西，就可以了解越大的宇宙；对一件小东西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了解整个存在的时间。通过了解将会发现，在时间的过程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决定的，决定是指过去的因素决定现在的结果，现在的结果又决定未来，如同一张网，紧密相连。

    这是斯宾诺莎的哲思，无疑也是真正令我醒悟的文字。尽管我不能做到深切透彻地诠释它的内涵，可我知道，自此，我不会再去试图破解宇宙那么大的东西。我会从某一件极为细小的东西上去探求，去发现，去理解，去思考。如果我能把这个小的东西琢磨透了，我想，对于宇宙也一定会有所体悟，有所认知。

    也许，一切的一切都与神有关；也许，一切的一切都与神无关。就思考、理解这个层面而言，斯宾诺莎，无疑便是我的神，他的哲思充满了神性，使我获益匪浅。

    显然，我渴盼神启。可能，这也是每一个思想者共有的渴盼。但鉴于我对神的质疑与困惑，估计我得到神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我很难写出像模像样的哲学性的东西。

   【作者简介】

    张镭，男，笔名：阿容，原名：张龙桥，江苏宿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著有杂文随笔十余部，长篇小说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