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收紧论”不攻自破

　　香港回归后，人们的确将关注的焦点聚集在中央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上。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国度内，中央通过授权的方式使一个制度完全不同、生活方式存在重大差异的特定区域享有高度自治权，而国家主体继续实行其所坚持的制度。一旦两者关系出现问题时，人们会极其自然地认为，可能是中央在执行“一国两制”的问题上宽容度不够，而很少会责怪香港社会出现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前者是这层政治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更何况国家主体和实行高度自治的香港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历史地看，这种意识形态差异又曾使香港的许多人噤若寒蝉。正因此，“中央政策收紧论”在香港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对此，我们不得不感到惊诧。

　　香港的异见人士普遍认为，2003年之前，中央对于香港的政策是宽松的。自国家安全立法（23条立法）受挫后，中央对港政策才慢慢收紧。笔者虽不赞同这种判断，但这种说法倒是透露出了这层矛盾出现的诱因。香港作为中央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域，中央出于对其高度信任，授权其自行立法，结果是香港立法会根本不顾中央的感受，置国家安全利益于不顾，至今也没有完成这一立法。从政治上讲，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吗？试问，世界上那个国家可以容忍自己的一个地方区域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中央即使对此有所反应难道不是正常的吗？

　　香港回归已近20年，在落实民主政制发展的过程中，其社会走向高度政治化的速度和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有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甚至突破“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提出了“港独”主张，对于这种违背华人传统和现实政治统一偏好的主张，香港社会中居然有些知识界的政治精英以维护言论自由为幌子做出辩护性解释。在人类社会普遍具有崇尚精英的情结下，香港社会知识政治精英不负责任的举动，对香港社会，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极具蛊惑性和毒害性。

　　用现有制度制衡激进

　　这次立法会选举结果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香港立法会成员的年轻化，而这种年轻化所体现出来的是香港社会的求变心理。这一特征虽使立法会可能呈现出活跃之特点，却具缺乏沉稳和过于冲动之虑。所以香港社会有评论说，未来的行政、立法关系会更为紧张。这对于香港社会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需要香港市民做出理性思考。如同任何事情都需要成本一样，民主也是需要人民来付出代价的。香港有媒体认为，具本土思维的年轻人进入立法会，会使立法会内的争论会变得更为激进。笔者认为，短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长期而言，鉴于制度规范的约束性，他们也会逐步学会按规矩出牌。

　　在香港这个法治成熟、充分自由并日益走向民主的社会，理性是一定能够克服激进的。在自由社会，舆论中充满杂音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应当以平常心对待，但这些杂音不能突破政治底线。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任何政治环境都不可能没有基本政治底线，而突破政治底线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的。

　　香港有舆论认为，本土人士与“港独”人士有着天然的连系，他们进入立法会恐有利用制度平台宣扬“港独”意识的可能。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香港的“本土”与“激进本土”是存在本质区别的。香港立法会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区域的议会，如果当选的“激进本土”人士忘乎所以，真的挑战“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其政治生命可能会很快断送。

　　（张定淮，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