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2日，“七七事變”第六天。这一天，和平的幻象与战争的阴影在天津城头殊死交织——新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天津海光寺下达了“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的指令，而与此同时，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天津英租界对中外记者发表“余向主和平”的谈话。同一天，日军强行占领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飞机场等军事要地；庐山牯岭美庐别墅内，蒋介石召集汪精卫、程潜、陈诚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应战而不求战”的对日方针。一方磨刀霍霍，一方尚存幻想；一方大军压境，一方犹在求和。历史的残酷，往往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

七月日记 · 文明之殇——“七七事变”前后的历史细节

张重宪（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

【7月12日，海光寺】

1937年7月12日，中午11时30分，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座机降落天津惠通机场（东局子机场）。一下飞机，即对前来接机的关东军参谋今村均等人发出“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的指令。

而就在这时，宋哲元正在天津英租界17号私人公馆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他发表谈话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我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难怪当时有人这样形容宋哲元“面团团似富家翁，文绉绉如老书生”，信哉斯言。

午后，香月清司下榻海光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兵营，即召开司令部作战会议，强硬指出：“参谋本部预料的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出现，此次卢沟桥冲突绝非局部小事，是从根本解决华北问题的契机。”即令全军即刻行动，伴随本土、朝鲜、东北增援部队陆续开抵，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部署增兵丰台、通县，航空队主力集结天津，关东军主力进驻密云。全军以7月20日前完成全部进攻部署为期限，目标是一举歼灭中国第 29 军。

随后，日军强行占领天津总站（北站）、东站，紧接着又出兵占领东局子飞机场和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地，并在天津集结飞机200余架助战。

日军原驻朝鲜的第十师团（矶谷师团）4000多人，其先头部队由川口少将统率进入天津，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亦迅速向天津集结。关东军酒井旅团和铃木旅团此时已越过长城古北口向北平郊区集结。

当日下午，庐山牯岭美庐别墅，蒋介石召集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会议，再商对日策略，强调“应战而不求战”决定了“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的方针。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到庐山参加会议。

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并令中国军队集结保定，在永定河、沧（县）保（定）一线布防。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促宋哲元赴保定指挥。

何应钦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当面向宋哲元传达上述“不挑战，必抗战”的“中枢”旨意。

日参事官日高信六郎、陆军武官大城户、海军武官中原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质询中央军向河北调动情况，外长王宠惠主双方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军队撤回原地。

驻日代办杨云竹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

英外相艾登告日大使吉田茂，及中国大使郭泰祺，希望华北事件勿扩大。美国国务卿赫尔利分别照会中、日两国驻美大使，劝告双方停止冲突。

午后1时至晚，日军由丰台大井村向财神庙进犯，中国军队猛烈还击，日军不支而退。宛平一带大范围的交火，陷入混战状态，局势更加危急。

晚间，日本首相近卫在东京首相官邸召集各界，要求举国一致赞助政府派兵、强硬对华的政策，为战争筹措舆论、资金、政治支持。

香月清司的作战会议终于到了尾声。他抛出苛刻的七条通牒，通知宋哲元谈判。散会后，他意犹未尽，私下对参谋长桥本群说：“东京此次紧急派兵、动员本土三个师团、筹备山东作战预案，本质就是全面对华战争的开端，我赴任本就是为扩大战事而来，绝不局限于局部平息冲突。”

此时，香月清司似乎忘记了一件事，然而似乎又不是忘记。按照礼节，他应该第一时间去探望重病的前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而这并不费事，田代当时就在司令部院内附属军医院卧床，距离香月开会的主楼仅百余米，步行几分钟即到，但他没有去，事实上，直到田代4天后暴毙，香月才第一次见到他。这不是忘记，那是什么呢？

当时是，冷酷倔傲的香月清司为中国和田代皖一郎都下达了一份病危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