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水涨到农历五月的门坎，就把石楼镇浸成一只青绿的粽子。我今年七十多岁了，在广州整整五十六年。别人说我是个“老广”，可我心里清楚，我的魂儿，一半是渤海湾的风沙，一半是岭南的咸湿水汽。

一九七零年，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那会儿从胶东半岛过来，闷罐火车哐当了好几天，脸上是黄土，心里也是黄土。到了广州，一下火车，那股子又闷又热的风扑面而来。我被分配到市郊区同和驻防，从此，那个操着胶东方言的“小战士”，就在白云山下扎了根。转业后，我在广州市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退休，家还在流花路。那时候的广州，是中山纪念堂的榕树须，是环市东的灯火，是流花湖畔晨练时的太极拳。我离石楼镇很远，只在偶尔的郊区游里听过它的名字，觉得那不过是地图上偏远的水乡。

退休后，或许是厌倦了越秀老城区逼仄的喧嚣，也或许是骨子里还留着当兵时喜欢开阔地的习性，我和老伴咬咬牙，卖掉了流花路住了十几年的房子，搬到了石楼镇海傍村附近的亚运城。从繁华的市中心搬到番禺的边缘，朋友们都说我“归隐”了。可我自己知道，我是回家了！

刚来的那个端午，是我头一回在石楼过节。清晨，推开窗，不再是流花路堵车的喇叭声，而是赤岗村附近码头传来的鼓点。那鼓点一起，我这个当兵的本能地挺直了腰板。那不是操典的鼓，是龙舟鼓，一下一下，像是要把人的魂儿都震出来。男人们赤着膊，古铜色的背脊上滚着汗珠，那股子拼劲儿，让我瞬间想起了当年练兵场上的战友，把锣鼓声与军号声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船从蕉林里的“龙船窦”摇出来，船头的龙头眼睛用朱砂一点，整条河都活了。我站在亚运城自家阳台上远远望着，心里竟生出几分亲切。旁边的老伴笑话我：“看啥呢？看傻啦？这龙舟精神，是不是跟部队那套‘一二一’是一个理儿？”我笑着点头，眼里却有点湿润。是啊，这争先恐后的劲头，跟我们俩当兵时的作风没两样。

那时候的龙舟景，没那么多规矩。一条条船来“应景”，咸水歌飘过来，调子拖得长长的，我虽然还是听不太懂，但不再觉得隔膜。岸上的人笑着喊，鞭炮“噼啪”作响。我学着邻居的样子，端着茶杯下楼凑热闹，被热心的老乡们硬拉去吃龙船饭。

大铁锅架在祠堂前，柴火把空气烧得滚烫。那油润润的糯米拌着腊肉丁、虾米，香气扑鼻。我端着碗，看着眼前这热闹非凡的景象，忽然觉得，当年卖掉的流花路房子，换来的不仅仅是亚运城的一套新房，更是这份久违的、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在越秀区住了那么多年，邻里之间多是同事和点头之交；可在这儿，一碗龙船饭下肚，大家就成了老街坊。

下午，阳光斜斜地切进小区旁的巷子。看着孩子们手腕上系着五彩丝线，我想起了原来远在山东的妈妈，也想起了在越秀区长大的女儿。女人们在门口包粽子，多是枕形的，捆得方方正正。刚来的头几年，我吃不惯这儿的咸肉粽，总惦记老家那口甜枣花生大黄米粽子。后来在越秀区住久了，慢慢改了口味；如今在石楼，这咸鲜的味道更是成了我餐桌上的常客。

碱水粽的涩味，我也终于学会了坦然接受。阿婆说：“食咗唔疰夏。”为了不生病，当年我硬着头皮吞下去；如今七十多岁了，再吃碱水粽，那股涩味竟成了一种回甘，就像这大半生的岁月，初尝艰辛，回味悠长。

黄昏时，龙舟散去，河面重归安静。我坐在亚运城家中的天台上，看对岸莲花山的轮廓渐渐模糊。江风吹过来，把白天的燥热一点点收走。七十多岁了，我时常会想起十几岁那年，穿着崭新的军装踏上这片土地的情景；也会想起卖掉流花路房子那天，最后一次回头看的眼神。

从越秀到番禺，从流花路到石楼镇乡下，不过几十公里，我却走了半个世纪。石楼的端午，不再是“别人的风景”，它是我晚年生活的注脚。它不惊天动地，只是一年年，用江水、鼓声和糯米的香气，把一个山东籍的老兵、一个越秀区的老街坊，温柔地捆扎进了这只名叫“归宿”的大粽子里。

2026.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