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徽州的文化密码

——叩问中国状元博物馆

徽州在哪里？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历史上那个散发着着徽风徽韵的“徽州”，已经改名为“黄山”，并被拆分成了黄山市和周边的一些区县。歙县，才是古徽州府的府治所在地，曾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在她只是黄山市下面一个不起眼的小县，一个曾经左右了中国经济三百年的商业帝国的心脏，现在连名字都快被人遗忘了。只有略具文房四宝常识的人，才知道这里出产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

而休宁，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的知名度，显然要比歙县更低一些。

但是，让笔者吃惊的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皖南小县，竟然建设了一座“中国状元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休宁县萝宁街状元广场1号，馆名由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题写。

“中国状元博物馆”馆名由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题写  王长华 摄

科举制度从隋代开始，结束于清朝末年，即20世纪初的1905年，绵延1300余年，总共诞生了约10万余名进士，产生了大约600多名状元。那么，区区休宁县，怎么敢“擅自”建设一座“中国状元博物馆”呢？

带着一种好奇，2026年1月13日，笔者走进“中国状元博物馆”。

馆中的一面墙壁上，赫然悬挂着一幅“休宁历代状元榜”，详列了从南宋至清代，休宁县一共产生的19名文武状元，分别是：

文状元：吴潜，宋嘉定十年状元；任亨泰，明洪武二十一年状元；沈坤，明嘉靖二十年状元；戴有祺，清康熙三十年状元；汪绎，清康熙三十九年状元；汪应铨，清康熙五十七年状元；金德瑛，清乾隆元年状元；毕沅，清乾隆二十五年状元；黄轩，清乾隆三十六年状元；吴锡龄，清乾隆四十年状元；戴衢亨，清乾隆四十三年状元；汪如洋，清乾隆四十五年状元；王以衔，清乾隆六十年状元；吴信中，清嘉庆十三年状元；戴兰芬，清道光二年状元；汪鸣相，清道光十三年状元；黄思永，清光绪六年状元。

武状元：程若川，南宋状元；黄赓，明崇祯十六年状元。

寄籍外地弦歌不辍

需要指出的是，这19名状元中，有一大部分属于祖籍休宁，而后寄籍外地的。但在统计时，也以休宁籍贯为准。

中国近现代史学家、方志学家、图书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主编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2006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从清代刊印的硃卷中摘录清代科举人物家族背景资料而编成的大型资料书。

该书指出，歙县和休宁两县的士子总数量约占整个徽州士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士子籍贯的中心化现象十分明显。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琳琦在《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一文中，结合明清以来的进士数量等信息，曾对此问题有过专门的论述，认为徽州六县商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那么，包括这些状元在内的徽州士子，为何要寄籍外地呢？他们寄籍的主要地区在哪里？

《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指出，江苏和浙江是徽州籍士子寄籍的主要地区。

江浙地区在清代是经济中心之一，地理位置优越，商品贸易发达。由于徽商主要从事的是盐、茶、木材、典当等商业，因此众多徽商前往江浙地区从事经营活动。徽商经商能力出众，经营所得利润丰厚，在繁忙的商业活动之余，却依旧重视子女的教育。为兼顾徽州侨寓子弟的教育问题，便想尽办法入籍当地，将子女安排在当地接受教育。江浙地区人文环境优渥，加之徽商自身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可以延聘名师，捐资助学，最终支撑起了寄籍士子们的教育，使之可以安心从事科举。

“中国状元博物馆”位于安徽休宁县萝宁街状元广场1号  王长华 摄

状元人生堪称辉煌

那么，这些文武状元的人生履历如何，他们在考中状元之后所建的功业，是否和“状元”相称呢？

吴潜（1195—1262）字毅夫，号履斋，原籍宣州宁国（今属安徽），出生于浙江德清新市镇，属于寄籍外地者。秘阁修撰吴柔胜第四子，参知政事吴渊之弟。吴潜深研《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文学造诣很深，尤善诗词，及加冠之年，已满腹经纶。嘉定十年（1217），赴京会试，登状元，授任承事郎，签镇东郡节度判官。吴潜状元及第后的十余年仕途，一直任广德军判官、嘉兴府通判、代理嘉兴知府等地方官，经常以微薄俸禄周济乡民，深为百姓爱戴。他被授承事郎，迁江东安抚留守。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崇国公。次年罢相，开庆元年（1259），元兵南侵进攻鄂州，被朝廷任命为左丞相，封庆国公，后改许国公。后被贾似道等人排挤，再度罢相，谪建昌军，徙潮州、循州。景定三年（1262），为贾似道党羽下毒害死，享年六十八岁。德祐元年（1275），获得平反，次年追赠少师。

任亨泰，生卒年不详，明初大臣。字古雍，湖广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也属于寄籍外地者。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卷，任亨泰廷试第一，成为襄樊明代唯一的状元，也是中国首位以圣旨建状元坊表彰的状元。官至礼部尚书，订定旌表孝行事例，曾出使安南。太祖重其学行，常称其为“襄阳任”。

沈坤，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南直隶淮安府大河卫人(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河下竹巷街梅家巷)，祖籍苏州府昆山(今江苏苏州昆山)，也属于寄籍外地者，祖辈均为军籍，父亲沈炜经商。嘉靖十年(1531)，中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嘉靖年间，任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升为右春坊右谕德，改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三十八年(1559)母丧家居时，适倭寇犯淮，沈坤招练乡勇两千人，抗倭有功，民间称其为“武状元”。嘉靖三十九年(1560)，淮安太守范槚和给事中胡应嘉诬陷他“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嘉靖帝将沈坤逮捕下狱，不久死于狱中。吴承恩曾为沈坤的父母撰写墓志铭。

戴有祺(1655—1711)，祖籍休宁，因父亲是松江府盐官而寄籍于娄县。戴有祺因书法精美而成为新科状元，一时传为廷试佳话。中状元后，任职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国史。他自命清高，独来独往，处世不知伸屈，在修撰任上呆了十年，尽管有治国理政的才能，却一直得不到重用。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参加内直诸官考试，被列为三等，按章降级处分为候补知县，将被外派到北疆的一个盟当知县。戴有祺下了隐退的决心，以养病为由向朝廷提出辞呈，回到松江，从此不再复出。晚年，戴有祺在松江城西蒋泾桥南筑屋，傍水而建，环境十分幽雅。戴有祺吟啸其中，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松江人将其称为“状元庐”。不久，因家贫，将蒋泾桥园林卖了，住到钱泾桥附近，自题住处为“慵斋”。

汪绎，世代为休宁西门汪氏家族，外祖父钱曾，有藏书楼“述古楼”、“也是园”。汪绎生于清康熙十年，寄籍江苏常熟。自小才思敏捷，加之长得英俊标致，深得外祖父宠爱，有幸浏览到了别人无法见到的书籍文献，并结交了众多当时的名流。清初江南大藏书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绍基、名噪一时的诗人邵陵等都是汪绎相交很深的朋友。汪绎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历任礼部分校、《朱子全书》纂修，与方苞、汤右曾、蒋廷锡等齐名。康熙四十二年，任会试同考官，录取了海宁人查慎行等名士。虽自称为官十年，因遭人排挤，做官仅三年便退隐告归。康熙四十四年（1705），帝南巡，令汪绎与翰林汪士鋐赴扬州校刊《全唐诗》。康熙四十五年（1706）病卒于扬州，年仅36岁。

康熙三十九年进士题名碑录（庚辰科），汪绎荣登一甲第一名状元

汪应铨(1685——1745)，字杜林，号梅林，祖籍休宁，寄籍于江苏常熟，康熙五十七年(1718)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辛丑会试同考官等。晚年主讲于钟山书院，著有《闲绿斋文摘》、《容安斋诗集》。

金德瑛（1701－1762），字汝白，号桧门，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祖籍安徽休宁。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江西学政、山东学政、顺天学政等职，官至从一品。乾隆八年任江西学政，提倡通经学古，培养人才，乾隆嘉奖其“诚实不欺”并留任。任山东学政期间奏报邹县、滕县灾情，促使朝廷追加赈济。乾隆二十一年（1756）途经徐州发现黄河决口、运河溢涨，及时上奏朝廷。乾隆二十六年任左都御史，提出简化秋审程序，裁撤宣唱旧案名册流程，获准施行。工书法，师法晋唐，与郑板桥互赠诗画。诗宗黄庭坚，著有《桧门诗存》《观剧绝句》。病逝后归葬休宁万安镇上黄村。

毕沅，祖籍休宁，雍正八年(1730)出生于镇洋(今江苏太仓)，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由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死后二年，因案牵连，被抄家，革世职。毕沅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司马光书，成《续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

黄轩，休宁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高中恩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又奉诏入值上书房，任内廷行走、日讲起居注官，深得乾隆帝的信任和器重。乾隆四十二年，黄轩出任山东乡试同考官。四十三年，任会试同考官。四十四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后升任洗马。四十九年（1784）十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南巡五幸狮子林，黄轩作为内廷近臣随驾同行。乾隆皇帝非常愉悦，御笔一挥，将一个大大的“福”字赐给了黄轩。不久，京察大考，黄轩获一等，提升为四川川东道道员。时逢台湾用兵，黄轩奉命督办四川协济台湾用兵军粮，终因操劳过度，病逝途中。乾隆帝知道后非常悲痛，特命给黄轩追加三品按察使官衔，以示慰念。

吴锡龄，休宁人，清乾隆四十年(1775)状元。闻讯后，村中吴氏“尊德堂”悬挂“文魁武威”金匾。但翰林没做满一年，吴锡龄却因病而亡，年仅25岁。其子吴若曾由拔贡入选吏部文选司，成为七品京官。

戴衢亨，字荷之，号莲士，江西大庾(今江西省大余县)人，祖籍安徽休宁。清乾隆四十三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选任文衡，累主江南、湖南乡试。嘉庆初年，凡大典需撰拟文字，皆出自其手。历任侍读学士、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掌翰林院如故。嘉庆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因病而卒，终年五十有七，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文端，著有《震无咎斋诗稿》，善画山水。乾隆三十六年，尝作《庐山瀑布图》。

汪如洋（1755——1794），字润民，号云壑，祖籍安徽休宁县城西门，寄籍浙江秀水（今嘉兴）。乾隆四十五年（1780）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入值上书房，任山东乡试主考官。官至云南学政。博览典籍，雄于文章，工诗。有《葆冲书屋诗集》。

王以衔(1761—1823)，字署冰，号勿庵，安徽休宁县合阳(今属黄山市屯溪区)人，寄籍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乾隆六十年(1759)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二品礼部右侍郎，曾三次参与顺天乡试组织工作，一典江西省试，一督江苏学政，以文章取士，深得学子敬爱和嘉庆皇帝器重。入值南书主房，嘉庆皇帝知其端正谨慎，克尽师道，遂改值上书房，教皇子读书。他勤奋小心，早岀晚归，一点不敢怠慢。《清碑传合集》有传。

吴信中(1772——1827)，字阅甫，号蔼人，休宁县长丰人，寄籍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清嘉庆十三年状元，授修撰。历典河南、广东、湖北乡试。大考一等，擢庶子，入直南书房，迁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当时，其父吴云由河南彰德府患病而回家休养，吴信中请求归家侍奉父亲。吴云去世后家徒四壁，唯有官服两套及所著诗文一部。吴信中原为道路弃婴，幸遇吴云，被抱取收养。吴信中状元及第后，吴云说明原委。得知生母尚在，吴信中不计前嫌，迎养生母，孝敬备至，生母得以终养天年，吴信中亦以孝道闻名于世，卒年五十六岁。

休宁县历代状元榜  王长华 摄

戴兰芬，祖籍休宁，寄籍滁州天长，清道光二年（182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加授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两江总督琦善仰慕戴兰芬之名，聘请他到金陵（今南京）去作尊经书院讲习。道光八年（1828）戴兰芬父丧期满，荣任戊子科福建乡试主考官，为朝廷选拔了一批干才。道光十三年，戴兰芬五十二岁时，转任侍读，上月再转詹事府右庶子，八月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并奉召还京，充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入京未久即去世，终年五十有二。戴兰芬著有《望湖轩诗赋》若干卷，其中《闽闱即事诗》及《凤阳节妇吟》尤为脍炙人口。

汪鸣相（1794——1840），字佩珩，号朗渠，清休宁松萝山东麓汪村人，寄籍江西彭泽县黄花坂新屋汪村（今彭泽县黄岭乡繁荣村）。道光十三年（1833）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顺天乡试同考官、广西乡试正考官等职。著有《云帆霜铎联吟草》，编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

黄思永，字慎之，号亦瓢。本籍徽州，寄籍江宁(今南京)。生于清道光22年(1842)，卒于民国3年(1914)。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状元。先后任翰林院修纂、军机处章京、右春坊右中允等职。后开办北京工艺商局，还投资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组建北京爱国帐烟厂。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商部，黄思永被尚书载振聘为头等顾问，与张謇（jian）被时人称为“商部实业两状元”。不久工艺商局停办，黄思永遂南归浦口任商埠督办，辛亥革命以后，卒于上海。

在仅有的两名武状元中，程若川，是南宋休宁汊口人。武状元，历任监丞、滁州太守等职，曾奉诏出使金国。《休宁县志》与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武状元》均有传。

黄赓，黄赓(?-1646)，字仲叙，明代休宁龙湾人。崇祯十六年(1643)，黄赓被皇帝亲自选为武状元，当时应答崇祯皇帝曰：“臣尽忠报国而已！”然未及授官，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大势已去。史料记载，清兵至，黄赓率众固守徽州，身为先锋，斩获甚众。败后，黄赓投奔福建南明唐王。唐王隆武政权被破，清朝欲招黄赓为清廷所用，黄赓不从，誓曰：“生为大明朝人，死亦大明朝鬼。”遂削发为僧，后竟善终。清廷封其为“天下都纲僧”。

大略梳理19位文武状元的人生履历，他们高中状元后，大多身居要职，成为国家重臣，或者身居中枢，参与国家重大决策；或者入值翰林，编修国史；或者出任礼部官员或地方学正，为国家选拔人才；或者出任地方，造福一方黎民；或者出使外邦，维护国家利益……在个人品德方面，他们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勤于国事，为政爱民；在个人才艺方面，他们有的工于诗词，擅长丹青，书艺俱佳；有的博览典籍，雄于文章，多有佳作传世……

总之，从19位文武状元成为国家股肱重臣这些事例中，可以一窥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权威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位于休宁县状元文化广场的“状元阁”  王长华 摄

徽州科举一枝独秀

那么，面向全国的科举制度，为何在包括休宁县在内的徽州府一带，具有这样繁盛的景象呢？

李琳琦认为，经济条件是首要基础，即商业经济是徽州教育和科举发展的基础。歙县、休宁两县的“出门经商”之风，早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即已形成。他们大多从事容易获取高额利润的盐业和典当业，因此富商巨贾极多。这些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后，又反哺教育，为本县的应举士子捐输科举经费，不仅人数多，而且数额巨大。

另外，明清徽州进士分布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姓大族之中。道光《徽州府志·选举志》记载了从明洪武四年（1371）到清道光六年（1826）考中的956名徽州进士名录，而汪、程、吴、胡、方、王、江、戴、黄、洪等十大姓的进士就有686名，占到全府进士总数的72%；其中又以汪、程、吴三大姓的人数最多，汪姓有158人，程姓有106人，吴姓有91人，分别占全府进士总数的16.5%、11%和9.5%。究其原因，除这些大姓在徽州地区分布广泛、人数众多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姓宗族拥有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其子弟具有了较强的科举竞争力。

上述大姓，原都是中原的簪缨望族，后因躲避战乱，或者为官新安而迁居徽州。

中国古代史及科举史研究学者宋元强先生认为，“宗族组织与文化教育、科举功名的关系是相当直接而密切的”，而“徽商的雄厚资本”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徽商与清代状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56页）。

徽州现象耐人寻味

有一年，一个韩国学者的到访，使世人对这片土地，产生了一种近乎震撼的重新认识。这位韩国学者名叫金永浩，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史系，进行了20多年中国明清时期商帮的比较研究。山西晋商大院他早去过了，这次专程来歙县，他要看什么呢？金永浩说，在我们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学者看来，徽商跟晋商有一个根本区别，晋商有钱了以后投资金融，徽商有钱了之后投资教育，这个区别决定了两者完全不同的历史遗产。晋商留下了票号和大院，徽商留下了中国近代一半以上的文化精英。

清代进士有多少是徽州人？徽州一府六县，面积很小，人口不多，但在明清两代，出了将近3000名进士，十几位状元。这个密度放在全中国，是炸裂的，因为徽商赚了钱，只做一件事，送孩子读书。一代人做生意赚钱，把钱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下一代里有出息的去考科举做官，没考上的继续经商赚钱，再供下一代读书。300年间，这个循环从未断过，赚钱读书做官，赚钱读书做官！300年后，你再看结果，胡适是徽州人，陶行知是徽州人，胡雪岩是徽州人，詹天佑是徽州人，算盘发明者之一的程大位，也是徽州人。到了近现代，学界政界商界，到处都有徽州人的影子。

歙县有一条牌坊街，一条不长的路上，立着好几座巨大的石牌坊，全是明清两代为了表彰科举中榜、忠孝节义的徽州人建的。

金永浩站在一座进士坊跟前静看了很久，那座牌坊上面刻着几个人的名字和功名，他指着那些名字说，每一个名字背后，站着一个徽商家族三代人的投资，爷爷那一代出门做生意赚钱，吃尽了苦头；父亲那一代把钱拿出来，给儿子请最好的先生，买最好的书，送到最好的书院；孙子这一代考中了进士，一座牌坊立起来，全族的颜面和地位跳了一个台阶！这些牌坊不是装饰，每一座都是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退出策略！商人做了三代之后，通过科举转化为官僚或者学者。晋商赚了钱盖大院存银子做金融，钱生钱，可钱不能传到永远，总有花光了的一天。徽商不存钱，把钱变成教育，教育变成公民，公民变成家族的长期社会地位。钱花完了什么都不剩，教育出来的人和知识，永远都在——这是全人类最早的教育投资回报模型！

金永浩还观看了徽州的几座老祠堂和古书院。在一座保存完好的祠堂里，墙上镌刻着族规，这是家族对子弟的几条核心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得以贫废学！再穷也不能让孩子辍学！徽州人对教育的执念到了什么程度呢？徽商家族里有一种特殊的助学基金制度，家族里的富商，会拿出一部分利润，设立公共基金，专门资助族中贫困子弟读书。任何一个家族成员的孩子，只要愿意读书，都可以从基金里领取学费和生活费，这是三四百年前的族内奖学金制度！

金永浩说，今天西方大学的校友捐助基金，比如哈佛、耶鲁，这种富人出钱资助穷学生的制度，在西方，是19世纪才开始普及的，而徽州人在明代就做了，这不是个别人的善举，是写进族规的制度性安排！一个家族的所有富人，有义务资助族中所有穷孩子读书，这比洛克菲勒早了300年！徽州的宗族制度里有一条极其先进的设计，即强制性的教育投资再分配，富人有义务资助穷人的孩子读书，三四百年前的徽州宗族里已经有了教育公平的制度基因！

“状元及第”牌坊

金永浩还参观了那些散落在歙县城外的山间徽派古村落，那些村子保存得相当完好，粉墙黛瓦，马头墙高耸，水口园林精致。他在一个村子里走了很久，看着那些大宅院的门楣上刻着的楹联和家训，走到一栋大宅的门前，他停住了，门楣上刻着一幅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他站在那家大宅门前，看了很久，然后转过头来说，我来中国之前，研究了韩国的两班贵族，日本的武士阶层，欧洲的贵族系统，所有这些精英阶层，都是靠血统维持的，你爸是贵族，你才是贵族，可徽州人设计了另一条路，靠教育。你家再穷，孩子读书出息了就是精英；你家再富，孩子不读书，几代就衰了。“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不是“鸡汤”，这是三百年间一个地区几百万人实际执行的人生策略，赚钱是手段，读书是目的；钱是工具，知识才是归宿。徽州人用三百年的实践，证明了一件事，真正能传承下去的，不是财富，是教育。大院会倒塌，银子会花光，唯独教育出来的人和知识，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你们今天的中国家长，拼命投资孩子的教育，你们以为这是现代现象？不是，这是徽州人三百年前就开始做的事，区别是徽州人是系统化地去做，有制度保障地去做，整个宗族一起做，今天的中国家长，是各自焦虑地做，做法不同，但底层逻辑都一样，就是都相信教育是唯一靠谱的代际传承手段，这个信念的源头就在徽州！

徽州为什么用300年证明了教育比财富更能传家，临淄为什么是全人类大学概念的发源地，曲阜为什么是2500年教育传统的起点，长沙为什么同时有地下图书馆和1000年不关门的学校？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执念，就是教育的猛醒！教育是唯一花不光的家产！

在“中国状元博物馆”，我徘徊了很久，陷入深深的沉思。

地名的变迁难以掩饰历史的辉煌。相较于黄山市，笔者更喜欢“徽州”这个洋溢着古风古韵、深藏着厚重历史的地名！今日徽州，依然是美丽富饶的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三江之源，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的地域中心和交通枢纽，是黄山白岳南北对峙，相映生辉的山水画廊……

但最使人流连忘返的，仍然是那座令人骄傲的“中国状元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