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何以安澜

——徜徉在中国水利博物馆

中国水利博物馆坐落于杭州市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区水博大道1号。远远望去，这座高达100多米的“宝塔”，俨然又一座“雷峰塔”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走近细看，这座宝塔采用“塔馆合一”的设计，实现了古典风格、现代材料和先进技术的完美结合，成为“漂在水上”的水晶宝塔。

登临博物馆顶层，极目远眺，江天一色，杭萧大地壮阔的美景尽收眼底。蜿蜒而来的钱塘江，在此往东南右折，略呈湾状。登高凭栏，与数千米外的江堤隔湖相望，虽无“惊天动地涛声起，排山倒海涌潮来”的近距离震撼体验，但遥想着千百年来依时而至、岸线与行道多变的江湖，也许更能收获自然变迁、潮汐更迭的历史感悟。

5月24日，冒着间歇性的大雨，笔者走进这座雄伟的博物馆。

“水与人类文明”展区位于博物馆一层的中央圆厅，以水开鸿蒙、水主沉浮、水润天下、水利万物、水佑邦国、水顺自然等六面巨幅铜浮雕阐述水与文明起源、兴衰以及水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气势恢宏，效果震撼。

“水利千秋”基本陈列展区应用了大量沉浸式场景，形成了虚实空间、厚重历史与趣味知识的有节奏穿插，以4个主要展区、4个核心展项、6个沉浸式精品专题为骨架，将纵向的水利史、横向的水利与社会发展、聚集式的水利遗产专题联结贯穿起来，全面展现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光辉治水历程，重点展示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漫步参观的过程中，笔者陷入深深的沉思。

纵观世界历史，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命运，竟和中华民族一样，和水紧紧捆绑在一起；也没有哪一个族群的智慧，是因水而生的……

从老子“上善若水”的哲思，到当代伟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与水相生相息、变水患为水利的艰难道路……

正如“水利千秋”展区《序言》所说：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水利是造福民生的伟大事业。

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国始终面临着非同寻常的艰巨治水任务。水利不仅为人民生存发展、安居乐业所必需，也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圣人之治，其枢在水，是历朝历代治理天下的成功经验；以人为本，造福民生，则是新时期水利工作的本质要义和实践追求。

中国水利博物馆俨然一座“漂在水上”的水晶宝塔

西湖是脸，运河是命

纵览神州大地，体现中华文明治水成果的标志性工程，在全国处处都有，俯拾皆是，但为什么却要将浓缩中国治水成就的水利博物馆，“安顿”在钱塘江边呢？这里有什么深刻用意吗？

一个名叫“怒海松说”的短视频上的几段话，回答了我的疑问。

这段视频，题目叫《西湖是脸，运河是命》，一句话点出了杭州的根本和命脉。

杭州拱宸桥，一座石拱桥，跨在一条并不算宽的河上，两岸老房子，有些改成了咖啡馆，桥底下的水面很静，漂着几片落叶。京杭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全长1794公里，这条全世界最长的人工水道，修了2000多年，拱宸桥就是大运河的最南端。杭州被称为“天堂”，不是因为西湖，而是这条大运河，南粮北运只是它的一个功能，大运河真正做到的事情，是把中国“缝”成了一个国家。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几乎所有的大河，都是东西走向的。黄河从西往东，长江从西往东，淮河从西往东，这意味着中国是被一条条东西走向的江河天然地割裂的，北方一个世界，南方一个世界，中间隔着大河大山，很容易各过各的日子。大运河做的事情，是在所有东西走向的大河之间，人工修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把它们全“串”起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被一条运河全部打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逆天”的一件事。老天给你的河全是横的，你非要纵着再修一条。修完之后，南方的粮食、丝绸和茶叶，以及人流和思想，可以一路坐船到北方；北方的一切，也可以反过来到南方。中国之所以能在大一统和分裂之间反复选择大一统，大运河是底层的血管。

那么，大运河的终点为什么是杭州，而不是其他地方？因为杭州坐在钱塘江的入海口，大运河走到这里，连上了大海，这意味着从北京出发的货物，顺着运河走到杭州，从杭州可以出海到日本、东南亚，到全世界。杭州不是终点，是大运河和整个太平洋的接口。古人说杭州是“天堂”，不是因为杭州的山美、水美，是因为这里是中国这个庞大帝国的“南大门”，全国的财富、全国的货物、全国的人才，顺着运河全涌到这里来，再从这里散向全世界。这座城在巅峰的时候是南宋的临安，全世界没有比她更富的城市。马可·波罗来了以后，他写道，这是世界上最华丽、最优美的城市！他不是在夸风景，他是被这座城市的富庶和繁华吓到了。

西湖是脸，运河是命。这座城市真正的脊梁骨，是脚底下的这条大运河。没有这条运河，杭州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山水小城。有了这条运河，杭州就是半个中国的心脏！杭州作为大运河的最南端，她运来运往、运出运进的，是整个中国的“国运”！而且，杭州和整个中国，也因为这条河改变了命运，而且交了“大运”！

杭州这个“天堂”不是老天爷赏赐给你的，是两千年间，一代一代中国人一锹一锹挖出来的！1794公里，全靠人力！

杭州的血管是运河，成都的血管是都江堰，开封的血管是黄河……每一座城市都有命脉，这条命脉连着整个中国！

对于杭州来说，西湖是脸，大运河才是命脉

运河：两宋都城的生命线

大运河凿成，南北贯通，中华帝国才可能形成紧密的共同体，富庶的南方才能够成为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物资的大后院。位于运河线上的汴梁，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地位便日益重要了，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与后周政权，均定都于汴梁。宋承五代之旧，也以开封府为首都，因为不能不顺应历史趋势。

北宋时期的汴京开封府，漕运网络远比洛阳、长安发达。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流贯城内，并与城外的河运系统相衔接，合称“漕运四渠”。来自陕西的物资可从黄河——汴河运至汴梁，蔡州的物资直接由惠民河入汴，山东的物资可通过黄河——广济河抵京，东南六路的物资，可以借道大运河北上，转入汴水，运达京师。

其中连接东南六路的汴河——大运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运线，因此，北宋立国未久，便设立了一个叫做“发运司”的机构，来统筹东南六路的物资运输：“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山川之远近，舟楫之往来，均节转徙，视江湖数千里之外，如运诸其掌。”

仅仅官运的漕粮一项，每年就以六百万石为常额，多时竟达八百万石。如果作为口粮，可供六七十万人一年之需。

除了漕粮，汴河——大运河运输线每一年还从南方运入大量的其他物资，用于政府消费。

北宋著名的经济学家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提出，中国的古代至中世，是“内陆中心”的时代，从宋代开始，变为“运河中心”的时代，“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宋代的立国者迁就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现实，不得不定都于运河线上的汴梁，却也在无意中顺应了“运河中心”时代来临的历史大势。

运河的运输功能并不是由国家独享，它是一个开放、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

《宋史》地理志收录有近50个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其中位于运河沿线的有15个，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处于运河网络中心的汴京，人口更达百万之巨，“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海外一部分汉学家相信，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我们也不妨说，此一“城市革命”，乃是运河经济的辐射力所促成。

南宋都城临安，就杭州来说，是历史上最为繁华、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杭州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日本有许多汉学家认为，南宋都城临安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用宫崎市定的话来说，即相当于“东方文艺复兴”时期。

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中写道：“在蒙古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巅峰”；“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由此，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将其列为“9——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

就中国来说，南宋都城临安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大转捩（lie）点，就城市人口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城市。以各个城市最盛时期而言，汉长安为25万人，唐长安为60多万人，北宋东京为140万人左右，元大都88万人，明北京为84万人，清北京为76万人，而南宋临安的城市人口，据美国学者赵冈的深入研究，总人口应有250万人左右。

据学者统计，在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只有4个号称为巨型的城市，而每个巨型城市的人口均不超过10万，它们是：佛罗伦萨8万人，米兰7.5万人，威尼斯9万人，热那亚8万人。

南宋都城临安的繁荣，与运河密切相关。其时，临安的城外运河主要有两段：一是浙西运河，二是浙东运河。

浙西运河，又称为江南运河，是指临安府北郭务镇至镇江江口闸的一段，计641里，这条运河是南宋都城临安最为重要的生命线，在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西运河畅通无阻，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江淮、两湖及四川等地。

通过浙东运河，都城临安还沟通了与日本、高丽等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当时高丽和日本的使者、僧人，以及高丽的人参、红花、茯苓、细辛、附子、延胡索，日本的药珠、鹿茸、硫黄等物品，都是先在明州（即宁波）登陆，然后经浙东运河到达都城临安的。反之，临安出产的书籍、丝绸等也出口到了日本、高丽等国。

《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

这个城市位于湖水清澈而新鲜的西湖与一个巨大的河流之间。湖水就是横过杭州市各区的运河的源头，并将不洁之物过滤。此一水流婉延流注入海，因此空气清新。任何人可乘船于运河中到处遨游全市，同时也可游街。街道甚为宽敞，一边可行车，一边可行船，来往通行极易，以便运输居民所需之必需品。

南宋都城临安之所以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大运河才是答案

江河治理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特性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运”，又和大江大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些关系到未来中国整体命运的宏观规划，无不与江河有关！

中华民族在变水害为水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性，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治水实践中找到它的生成逻辑！

为了治水，必须在江河的上中下游进行统一规划，协调各方利益，务必使各地普遍受益，避免顾此失彼。而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且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各方利益！中华民族在治水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自的智慧，创造性地发明运用了许多科技成果，从建成至今2000多年，仍然在发挥效益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要大力治水，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才能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使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在战乱纷争、政治动荡的环境中，根本无法做到！

至此，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创新性、连续性、和平性等特性，几乎都可以从治水实践中得到符合逻辑的解释！

这样的逻辑，已经被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治水工程一一证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次进行了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长江等大江大河流域的综合治理，进行了南水北调等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世界十大水电站中，中国十居其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红旗渠工程；综合国力提升后，建设了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枢纽。1998年夏，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相继发生有史以来的特大洪水，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官兵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堵口成功，创造了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创造了世界防洪史上的奇迹，锻造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

这样极其复杂、规模空前的水利建设工程，以及动员全社会力量抗击洪魔的巨大作为，充分证明了一个强有力社会的组织、动员和协调能力！

《管子·度地》篇中记载了齐桓公和管仲的一段对话：

桓公曰：“愿闻五害之说。”管仲对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可见，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政治家就已将防治水患上升到治国安民的高度去认识、去践行了！

安徽省蚌埠市太子湖风景区  王长华 摄

淮河治理展现出的治理智慧、制度优势与实践路径

以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治理为例。

2026年6月6日的微信公众号“阜阳日报”发布消息说，“特级治淮劳动模范”李秀英于2026年6月1日21时30分逝世，享年99岁。

李秀英，1927年生于安徽省颍上县慎城镇。李秀英同志是新中国治淮历史的亲历者和杰出代表。1950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共有1300多万人受灾，4000余万亩土地被淹。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庄严号召。听到这个消息，家住淮河边的李秀英主动请缨，带领26个姐妹组成“女子民兵突击队”，走上治淮工地。

那个年代，并没有大型的机械，全靠人力，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好拦水坝，李秀英和她的“娘子军”与男同志举行劳动竞赛“比干劲、夺红旗”。

皖北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水面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为了把石子上的泥沙冲洗干净，李秀英和她的“娘子军”，挽起裤管，赤脚下到没膝的河水里。好几次，李秀英累倒在工地上。

因为不怕吃苦不怕累的精神，李秀英两次被评为特级治淮劳动模范。她的事迹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治淮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成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治淮劳模。

1951年国庆前夕，22岁的李秀英作为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登上国庆观礼台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国家意志、领袖号召与普通老百姓的人生命运，就这样和“治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世界上也是独无仅有的！

毛泽东主席为“特级治淮劳动模范”李秀英题词

淮河，位于长江、黄河之间，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淮河流域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流域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流域人口密度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居中国大江大河流域之首。

淮河，因灾害预防难、洪水下泄难、干流排水难等难题，曾被称为“最难治理的河流”。淮河流域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条件复杂易灾。这条河曾被称为中国的“害河”、“坏河”。12世纪以后受黄河长期夺淮的影响，淮河入海不畅、水系紊乱，历史上平均每百年发生水灾94次，水患给流域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工业化初期，因粗放发展，淮河一度水污染问题突出。水灾害与水污染交织，让沿淮发展相对滞后。

新中国成立以来，1950、1954、1957、1975、1991、2003、2007、2020等年份淮河发生了较大洪涝灾害，1966、1978、1988、1994、2000、2009、2014、2019等年份发生了较大旱灾。

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淮河流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生态安全全局、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70多年来，中国始终把治淮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来抓，始终致力于淮河系统治理、开发与保护。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历经76载不懈治水，淮河从人水相争迈向人水和谐，从水患深重逐渐变为安心幸福河。这条曾给沿淮群众带来深重苦难的大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新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沿淮人民先后掀起了三次大规模治淮高潮，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仅“十四五”累计完成治淮投资超过6000亿元，基本理顺了紊乱的水系，实现了淮河洪水入江畅流、归海有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淮河保护治理以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和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为重点，完善水工程体系，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水生态保护，推进水环境治理，提升科技精准赋能保护治理水平，形成了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惠及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

目前，淮河流域已建成包括14部水利测雨雷达、1.48万处雨量站、2973处水文（位）站在内的庞大站网，并广泛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对防汛抗旱、水资源调配等多要素的综合监测，为科学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2024年淮河第1号洪水防御中，该系统提前4天预判洪水、提前40小时预报王家坝站洪峰流量，成效显著。

2022年12月，引江济淮工程试通水通航，长江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2023年8月，引江济淮工程航道江淮沟通段开启试运行。江淮运河的通航，构建起安徽省“双通道达海、两运河入江、河江海联运”的水运新格局。

经过持续的水污染综合防治，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水污染恶化的趋势，河湖水质不断好转，水环境保障能力逐步提升。

治水的背后是如何科学准确把握人与水、水与生态、水与经济社会等辩证统一关系。

数据显示，2020年淮河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首次实现从污染到良好的跨越。2025年淮河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85.6%。

受益于党和国家的脱贫攻坚政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沿淮贫困带”历史性迈入全面小康。

穿越安徽省蚌埠市的淮河是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  王长华  摄

世界几大文明都发源于大江大河。人离不开水，但水患又是人类的心腹大患。人类在与自然共处、共生和斗争的进程中不断进步。和谐是共处平衡的表现，但达成和谐需要经历很多斗争。中华民族正是在同自然灾害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约束洪水”“控制洪水”，到改革开放后“管理洪水”，再到新时代谋求“四水四定”“人水和谐”，“斗”水理念蕴含的生态智慧，背后彰显大河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演进。

千年“斗”水实现淮河安澜，在于摒弃不尊重自然、取用无节的做法，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淮河流域涉及5省，容易陷入“九龙治水”。为此，在淮河治理保护实践中，流域各地树立“一盘棋”思想，运用系统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实现协同共治、团结治水，形成整体合力。

如何破解大河流域“九龙治水”的难题？淮河，这条流域面积涵盖五省的河流，在治理上走出了一条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协同治理之路。

在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蕴含了生态优先、协调发展、文化聚力等中国智慧，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动注脚，也为世界大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参考样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在2025“大河对话”活动上说：“中国像一本关于‘水与文明’的厚书，人与水共生之道、生态保护与文明传承的经验，正为全球水安全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福勋在第19届世界水资源大会上说：“中国治水方案极具开创性，吸引许多国家密切关注与借鉴。兼具系统性与综合性的实践，将推动人类在水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建立更为和谐、持久的关系。”

国际水资源学会董事会成员埃里克·塔尔迪约评价称：“中国正在推进一项对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就是更好地将水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这些举措既是防洪减灾的重要组成，也是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一部分，所保护的水资源最终可用于饮用供应和农业生产。”

法国尼斯索菲亚综合理工学院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菲利普·顾博维尔表示，中国政府的行动目标明确、决心坚定，是国际上江河治理的优秀典范。

沙特环境、水利和农业部水利副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谢巴尼在第十届世界水论坛上表示：“中国是一个充满哲学智慧的国度，相信沙特一定能汲取到中国治水智慧，以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全面系统地应对洪灾风险。”

在夏泽翰眼中，中国治水智慧的凝结与因水而生的文明脉络彼此交融、相生相长。“文明之所以绵延发展，是因为大江大河生生不息的滋养。”他说，从古至今，中国人对水资源的管理实践，早已超越“治水”本身，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

淮河治理以生动实践表明，大河文明的永续振兴，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遵循，坚守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科学路径，厚植赋能发展的文化根基。中国治淮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流域治理新路径，既传承中华古老生态智慧，又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势，为全球大河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实现永续发展注入了源自东方的文明力量。

大河安澜、天下和合的淮河治理启示，必将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绽放持久光彩。76载治淮实践，淮河流域从水患频仍到安澜静好、从生态创伤到绿意盎然、从发展滞后到振兴崛起。

善治国者，必善治水。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入人心，我们对大江大河治理的思考便不再止于治水本身。治水之道蕴含治国之道，展现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千年智慧。

淮河所展现出的治理智慧、制度优势与实践路径，能为世界大河治理提供鲜活范本，助力人类共同走上一条生态优先、协同共治、文明赓续、永续发展的振兴之路。面向未来，我们也期待能够跨越东西方意识形态差异，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论出发共启大河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为更多全球治理找到解题的“最大公约数”。

凝望着笼罩在雨雾中的中国水利博物馆的壮观雄姿，江河何以安澜，我从这里找到了答案。

（参考文献：新华社研究院《大河兴邦——新时代淮河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徐吉军《运河：南宋都城临安的生命线》《文史知识》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