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以修政  崇俭以养民

——李昶对元初政治的贡献

作为元初重要的汉人大臣，李昶关于治国、用兵、革除积弊等建言，多被元世祖采纳，并深受敬重。忽必烈曾在宴会上见李昶到了后立即庄重地说：“李秀才到了。”

李昶是金元之际东平学派的重要人物。其父李世弼传其《春秋》之学，李昶又传于李谦，形成学术传承。“杜门教授”期间，他培养出李谦、马绍、吴衍等一批名士。

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将李昶列为元初北方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李昶与王鹗、王磐、徐世隆等同被视作对元初政治及儒学复兴有重要影响的汉人学者。

李昶去世后，其得意门生李谦为他撰写了《墓碑》，这篇文章也被苏天爵收入《元朝名臣事略》，成为该书卷第十二之三《尚书李公昶》的主要内容。

李昶（1203——1289），字士都，东平须平人。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登进士第。大元开国之初，为东平严实幕府官员。中统元年（1260年），被元世祖召至京师。第二年，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任东平路总管军民同议官。至元五年（1268年），召回京师，拜为吏、礼部尚书。七年，任南京路总管，但没有赴任。八年，起用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不久，就申请致仕而归。二十六年去世，终年八十七岁。

李昶画像

性澹嗜学  父子登科

李昶自幼就十分好学，思维敏捷，六岁开始读书，性格恬静安然，除了讲求学问之外，其他一无所好。十二岁就学习写作各种范文，一下笔就出手成章，为同时辈人所称道。其父李世弼从外家接受了北宋著名学者孙明复阐释的《春秋》，深得其中宗旨。金宣宗贞祐初年，李世弼三次赴京廷试，但没有考中，根据“推恩”（帝王对臣属推广封赠，以示恩典）的旧例，他被授为彭城主簿，但他郁郁不乐，于是又请求复试。一天晚上，他梦见在李彦榜下及第，查看一起来的人，却没有发现叫这个名字的，当时李昶时年十六，已经能够熟练地撰写各种范文了，于是，李世弼为他更名为李彦。

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李世弼父子一同参加廷试。

李昶体格清瘦，穿上成人的衣服后显得很宽大，跟从父亲赴京应试，同辈们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同时应试，就笑话他的父亲，但其父却不以为然。等到考试之日，李昶一下笔，就纵横数千言，中午时，就已脱稿了。莅临考场视察的官员见其思维敏捷，下笔成文，十分奇异，大加赞赏。李昶果然以《春秋》为考题，高中第二甲第二名，李世弼为第三甲第三人。一时间，人们对这对父子的同时登科称羡不已，即使褒贬各异，但人们仍将他们比喻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

初任东平  讲经传道

不久，李昶被授为征事郎，后又调任孟州温县县丞，但没有赴任，寓居于陈州下辖的项城，遍览书籍，深入研读，务求无所不闻，每天亲手抄录，作为日课，研习不辍。

1224年，金哀宗改元正大，李昶被授予儒林郎、赐绯鱼袋、郑州河阴主簿。正大三年（1226年），被召回京师，先为尚书省掾，又调任漕运提举。

金国灭亡后，李昶侍奉着父亲回到东平，时任东平路行军万户的严实一见到他，十分欣赏，立即加以礼遇，授予其行台都事一职，但凡入宫觐见和出外征讨，都让他随侍左右，以备随时咨询。东平行台撤除后，李昶改任行军万户府知事。严实去世后，朝廷诏令其子中书右丞严忠济继承其父职务，总揽政务，升李昶为经历官。东平府辖地广阔，民众繁杂，事务众多，李昶身负参赞筹划之任，见解高超，思虑深远，自始至终都没有违背国家法令制度。平章宋子贞当时身任幕僚之长，对事物的观点和处事方法，大都与李昶相一致。比如府政得失，民生利病，都多次为严忠济进言。过了几年，有些同僚与他志趣各异，取向不同，他便上书称病，请求辞职，正好遇到父亲去世，他回家办完丧事后，就杜门不出。服丧期满后，严忠济觉得让他继续担任幕僚，实在委屈了他，就将他尊奉为师长，亲自率领同僚下属，虚心地请他讲习学问，传经授道，众人从李昶那里受益良多，多所开悟。山东一带的儒生们执弟子之礼，习经受业者，前后有很多人。

李昶曾任职东平府，此地俨然成了乱世中的一方“乐土”

上书行省  罢除弊政

己未年（1259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准备征伐南宋，军队驻扎在濮阳，忽必烈派人召来李昶，向他询问治国用兵的精要所在。李昶对答说，治理国家应当以用人、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作为核心要务，用兵则应当以罚罪、救民、不嗜杀为原则，忽必烈大为赞赏，全部采纳。

庚申年（1260年），忽必烈即皇帝位，建元中统，通过驿丞，召请李昶到了京师，以备随时咨询，但凡国家政务，施行可否，他都知无不言。这年冬天，忽必烈率军北征，仅军需物资的征收运输事务，就非常繁琐庞杂，再加上行中书省向各地科取税赋，即使逃亡的农户也不放过，民众一时不堪重负，苦不堪言。李昶修书给朝廷中各位丞相，大意说：“百姓被弊政所困的时间很久了，圣上即位，首先明确颁诏，天下之人如获再生，无不拭目以待，倾耳以闻，人心思见太平年景。但是半年以来，人们逐渐感到失望，这是因为渴盼太平之心迫切，而兴利除弊之政未能实施的缘故。我听说朝廷想根据丁巳年（1257年）核定的户籍，科徵租税。这样以来，比起现有户口，赋税将增加十分之六七，查验现有户口应该缴纳的数额，也达不到规定的数目，还要补齐逃亡户的数目。这样做，必然导致民生艰难。一切政策，如果不以安抚体恤百姓和安定人心为出发点，只想着供应朝廷所需，这样简单的事人人都能做，实在有背圣上擢升贤能、改革弊政之本意！”接到李昶的书信后，中书省立即罢除了从现有民户中征收逃亡户赋税的弊政。

心存警戒  日新其德

中统二年（1261年）春天，内乱平定，李昶上表称贺，借此向忽必烈进谏道：“国家患难之事频频发作，这是上天示以警戒之意，旨在让人君务必心存敬畏之心，惟愿圣上日新其德！当今天下初定，民众期盼休养生息，但却无法实现。因此，期盼陛下战而胜之，但不骄矜，大功告成而不据为己有，选拔官吏以修明政治，崇尚节俭以蓄养民力，永远保持北征之时的宵衣旰食和艰辛劳苦，切切以安逸享乐为戒！”忽必烈看到贺表，一时为之敛容，感动不已，准备大加擢用，此时，恰逢东平万户严忠范代替其兄为本路总管，上奏请求和李昶一同赴任，将以师长之礼尊崇之，并采纳其良言善策，朝廷下诏，授李昶为翰林侍读学士，行东平路总管同议官。

大元初建，各项支出以及对功臣勋戚的赏赐数额巨大，财政捉襟见肘，朝廷商议后发布诏令，让年老疾病之人也缴纳税赋，这无疑又是一项弊政。李昶再次修书中书省：“圣上即位之初，凡是鳏寡残废疾病之人，诏命所在地方对他们进行优待抚恤。去年中书省还发布榜文晓谕各地，使他们得以获得口粮并被收养。不料十天半月之内，一项政策是给予的，另一项政策却是夺取的，这不是示信于民的好政策。”中书省收到他的信后，听从了他的建议。

李昶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是元初重要的辅政大臣之一

两部尚书  由公裁定

至元五年（1268年），朝廷下诏，任命李昶为吏、礼部尚书。自此，各种法律条令和公文格式，以及选拔官吏、举荐贤能和礼仪文章之事，多由他来裁定。宰相平素非常敬重李昶，但凡有集会议事，必须延请他坐于上座，虚心倾听他的言论。至元六年，权臣阿合马提议将掌管军务的制置司衙门，升格为尚书省，李昶便以年老为由，请求致仕而归。

至元八年（1271年），李昶被拜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他处理事务秉持原则，毫不拘泥于苛刻琐细。出京城巡按各地不久，他就致仕归家，再不复出。

李昶天性恬淡，简约庄重，后生小子，看到他还以为不可接近，等到和他见面接触后，则感到他十分温和纯正。他乐于教诲，循循善诱，人有所问，他必抓住问题的根本，阐述解决之道，答无所隐。如果有的人不值得言语，则不肯随便乱说一句话。对于世俗中的各种爱好，他表现得十分淡然，经常以安静恬然、退让处事为初心。因此之故，他为官时日不久，也未尝有长期做官的想法。平常在家闲居时，也常常安坐于一榻之上，各种书籍史册满布于前，终日披览，也不倦怠。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李昶已八十三岁，朝廷又派遣使者征召他，他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朝廷赏赐他一千亩良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李昶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李昶的学术思想延续了金源遗风，在《春秋》学上偏重《左传》及杜预注，与当时南方的学术风尚鲜有关联。 他曾汇集《春秋》诸家学说加以折衷，撰成《春秋左氏遗意》二十卷；又因早年研读《论语》《孟子》时发现先儒注解的疏失，后见朱熹、张栻的解说多与之吻合，便未再刊行自己的考订成果，仅将《孟子》新旧注解的矛盾之处参考归一，附以己见，撰成《孟子权衡遗说》五卷。 其《春秋》学承袭自其父李世弼，并传于弟子李谦。